失蹤的戰地記者方大曾

方大曾自戰地寄給母親的照片

方大曾（1912—1937）原名方德曾，筆名小方。中國首位戰地攝影記者。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方大曾受上海《大公報》的派遣，以前線通訊記者的身份前往華北抗戰前線，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以「小方」為筆名連續發表了多篇戰地報道。但不久後即在前線永久失蹤，時年僅25歲。

作者授權愛思想網發布，原載於《同舟共進》雜誌2017年第7期

蘆溝橋事變已經過去整整八十年了。

1937年7月7日，日本華北駐屯軍向駐守蘆溝橋和宛平的中國軍隊發起進攻，國民政府第二十九軍奮起抵抗，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正式開始。蘆溝橋事變的第三天，戰爭的硝煙還沒有散去，敵我雙方劍拔弩張，更大更殘酷的衝突正在醞釀中，一個年輕人出現在戰雲密布的蘆溝橋畔。他用手中的相機和筆紀錄了中國現代史上這一重大時刻，並且預言：「偉大的蘆溝橋也許將成為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的發祥地！」這個年輕人當時25歲，他就是第一個報道蘆溝橋事變的中外新聞社記者方大曾。此後數十年，他拍攝的蘆溝橋戰況照片一直被述說這一事變的歷史著作和教科書所選用。然而，第一個報道這一事件，拍攝這些照片的方大曾卻沉入了歷史的忘川，他的青春和生命永遠定格於那個血與火的年代。

方大曾的記者生涯雖然短暫，然而他留下的很多照片和文字彰顯了我們民族的艱難與抗爭，光榮與夢想，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那些紀實文字和照片，在中國的新聞與攝影史上佔有輝煌的一頁。如果打撈我們民族的記憶，方大曾是不應該被忘卻的。

底層中國

1912年7月13日方大曾出生於北京東城區協和衚衕，祖籍是江蘇無錫。清末，祖父入京做官，自此留居北京。他的父親方振東畢業於京師譯學館法文專業，在民國外交部工作，曾任科員和主事。父祖兩代算不上官場要人，但在京有老宅，家境相對殷實。當時，攝影技術傳入中國不久，照相館裡的全家福和仕女照都是惹人艷羨的西洋景，當然談不上現代的攝影理念。少年的方大曾受過良好的教育，喜愛攝影，他的母親用七塊大洋給他買了一架照相機。這架摺疊式相機很簡陋，方大曾十分喜愛它，自此開始了他的攝影生涯。開始，他或許只覺得新奇和好玩，但在不斷的實踐中，他的攝影技術和照片的洗印技術日漸成熟，並且樹立起關注社會現實的攝影理念。

青年方大曾

1929年，方大曾17歲，為了徵求更多同齡的少年參與攝影活動，他曾發起組織「少年影社」，並在北平的《世界畫報》發表徵求社員的宣言：「現在攝影藝術一天天地發達，進步，攝影人才也能在藝術上占重要地位……所以我們有組織少年攝影團體的必要。……少年影社以研究攝影藝術為宗旨，凡有攝影器材對於攝影發生興趣者，不論有無經驗，年在十六歲以內者，均得自由加入本社為社員。」他把少年影社聯繫地址定為協和衚衕的家。顯然，17歲的方大曾已把攝影作為藝術活動而非簡單的照相和留影，他發起結社的活動也足見他自由的天性和心智的成熟。這或許是當時北方首個青少年的攝影團體，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和文化氛圍召喚並啟迪著一個少年對藝術的自覺追求，他手中的武器是一架簡陋的相機。

同年9月，北平第一次攝影展覽會在中山公園和青年會相繼展出，青年攝影家方大曾有幾幅作品被選中參展，受到社會的廣泛好評。晚清重臣蔭昌之子，攝影家蔭鐵閣撰文評介說：「方大曾之《寒夜》亦具西風，所取色調，尤能增其冷靜。」這說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的攝影團體中，在西方藝術思想的影響下，更注重畫面的光影色調及視覺藝術的審美感受，顯然，能置辦得起攝影器材者寥寥，所以這個圈子並不大，流風之所及乃唯美主義的藝術風尚。方大曾留下來的早期作品多為北平周邊的寺廟、佛塔、摩崖佛龕、風景、歷史建築、人物特寫等。這時的方大曾是勤奮、敏銳而充滿熱情的。據他的妹妹方澄敏女士回憶，他常常帶一架相機、一條毛毯和一把雨傘就出發，近在北平四郊，遠至天津、綏遠等地去拍攝。從攝影藝術的角度來看，方大曾留下的攝影作品中，諸如歷盡滄桑的古老長城、積雪覆蓋下的燕京大學、秦皇島海濱天真嬉笑的少年，尤其是內蒙四子王旗蒙古王爺為其子舉辦的具有民族風情的婚禮慶典等作品都具有珍貴的文化價值。

在田野調查式的辛勤勞作中，對藝術孜孜以求的青年攝影家方大曾用鏡頭撫摸苦難深重的中國大地時，他的情感和焦點發生了變化，他更多地把鏡頭對準了苦難百姓和底層中國。乞丐、流浪者、船工、縴夫、鍛造鎬頭的鐵匠、肩扛麻包的苦力、人力車夫、煤礦工人、請願的學生……這一切，都進入了他的鏡頭，在這一幅幅畫面中，他傾注了悲憫和同情，滿腔的憤懣和無聲的吶喊……於是，我們從他留下的照片中，看到了八十年前的中國——她的土地和人民。

生活在底層的百姓

我們不能單單從攝影藝術的角度來評價方大曾，因為他後來成為民族解放戰爭中一個英勇的戰士。藝術的形式和內容固然不可分割，但從對光影效果的追求到表現更多的社會關懷，方大曾顯然有一個逐漸成熟的過程。自覺地親近土地和人民，題材上的平民化和底層視角，是當時文學、美術、音樂等進步藝術的自覺追求。我們只要提到魯迅的小說和他對珂勒惠支版畫的推重，就可以窺見當時的思想潮流。方大曾拿起相機時就自覺地融入這個潮流並在攝影實踐中貫徹始終，我們感受到他內心的溫暖，對光明的渴求和悲憫的人文情懷。1930年，十八歲的方大曾考入中法大學經濟系學習，大學中留下的照片，我們看到了一個開朗、樂觀、時尚的陽光青年，他有目標，有追求，和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對未來充滿憧憬和希望。此時，攝影是他的業餘愛好，手中使用的還是那架摺疊式的舊相機。他已在攝影界嶄露頭角，除了參加攝影展，還用「小方」的筆名在畫報、雜誌上發表攝影品，有了一定的影響。大學畢業後，他用發表作品的稿費買了一架「祿萊福克斯」牌新相機，這個舉動表明，他的攝影活動將由業餘轉向專業。此時的方大曾在藝術觀念上更加自覺，他的妹妹方澄敏後來回憶說，他很少給家人或朋友照相，反倒是更多不相干的底層人進入他的鏡頭。在他的眼裡，攝影不僅是一門照相技術，更是反映社會和人生的一門藝術。和同時代的許多青年一樣，方大曾關注民族和國家的前途命運，關注人的生存狀態和社會環境的變遷。他是一個冷靜的觀察者和紀錄者，也是一個以相機為武器對社會不公不義的批判者。

生活在底層的百姓

大學畢業之後，方大曾先是在北平基督教青年會做幹事，有條件接觸許多國外的報刊雜誌，了解更多的文化信息，西方的思想觀念拓展了他的眼界。1935年，方大曾離開北平到天津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和朋友們組織了「中外新聞學社」，並在其中擔任攝影記者，從此開始了他的記者生涯。記者的職責就是比常人更多地關注社會和人生，他的眼界因此更加開闊，對時局和社會有了更廣泛深入了解，他的鏡頭也轉向了祖國的命運和人民的抗爭。

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佔領了東三省，民族危機日益嚴重。方大曾預感中日戰爭不可避免，他對祖國充滿了深摯的愛，深為祖國的前途命運擔憂。他的鏡頭下出現了長城上成群結隊的東北流亡學生，坐在長城垛口下的少年流浪者，青年學生呼籲政府抗日的南下請願團，人民集會的宏大場面……這一切，都是中華民族危機的真實寫照。同時，更多超越時代反映人生的底層生活畫面也日漸自覺和鮮明。我們看到，河堤上縴夫們艱難行進的身影；趕著毛驢，馱著棉花跋涉在長路上的農民；停靠在天津碼頭上走私的日本貨輪；紗廠車間里的女工，礦井裡用肩頭推著運煤車艱難前行的礦工，赤身裸體站在船頭仰望升帆的船工……這些珍貴的影像讓我們看到了一個遠去的時代。

身為攝影記者，方大曾有著高度的職業敏感和強烈的工作熱情，為了理想和事業不怕冒險，勇於探求真相。日本為了加緊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策動漢奸打著自治的旗號，成立冀東偽政權，方大曾以記者身份，深入這個日寇猖獗之地，揭示在日本卵翼下的冀東偽政權，經濟上猖獗走私，社會上黃、賭、毒泛濫的真實場景。他鏡頭下的日本妓女、戒毒所里的癮君子空洞，茫然的眼神；公然銷售賭具的商店、火車站的站牌上標示著日本文字，碼頭上裝卸走私物品的苦力……這滿目瘡痍的中國土地帶給人深深的屈辱。

日本妓女

從少年時代的攝影愛好者，到正直、熱情、敏感，與苦難的祖國共命運的青年記者，方大曾甫一入行，就是一個傑出的新聞戰士。他只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沒有任何黨派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牽絆，澄澈的眼睛，纖塵不染的鏡頭，雲翳散去，真實呈現，留下的是一個裸露的毫無矯飾的中國。

綏遠前線

方大曾真正的記者生涯是從綏遠前線開始的。就其攝影的成績來說，也以綏遠43天的採訪所留照片最為豐富。其題材覆蓋政治、軍事、經濟、宗教、民族風尚等各個領域。留下的戰地影像，在中國抗戰史上彌足珍貴。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熱河與冀東地區相繼淪入敵手， 1936年2月，日本在察哈爾得手後，即把侵略的矛頭指向綏遠。地處內蒙西部的綏遠省，是西北邊疆進入中國腹地的必經通道，具有極為重要的軍事意義。5月，日本人操縱蒙古王爺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李守信等地方勢力成立傀儡政權——「蒙古軍政府」，同時拼湊了以土匪頭子王英為首的一支武裝，名為「大漢義軍」。這些漢奸部隊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別動隊，由日本派出軍事顧問並提供軍費和武器。日本關東軍制定了進攻綏遠的詳細計劃，準備對百靈廟、紅格爾圖、歸綏、集寧及包頭等戰略要地分別攻擊，進而佔領綏遠全境。

北方冬季曠野上的衛兵

日寇的囂張，綏遠的危機立刻引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國民政府及地方軍政官員在日寇的步步緊逼下，對日立場也發生了根本變化，為了國土和尊嚴，隨時準備奮起抵抗。蔣介石緊急下令中央直屬部隊五個師進入山西，抵抗入侵的日偽軍。綏遠省主席兼第35軍軍長傅作義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同日偽進行堅決鬥爭，在軍事上也做了相應的部署。10月30日，閻錫山、傅作義面見蔣介石，研究了綏遠前線的兵力部署及作戰問題。11月11日，閻錫山以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太原綏靖公署主任的身份發布命令，傅作義的第35軍及趙承綬統領的騎兵軍為綏遠前線主力作戰部隊。11月15日，在日本軍事顧問指使下，王英的「大漢義軍」進抵興和縣紅格爾圖附近，與駐綏軍前哨部隊接觸，綏遠戰役正式打響。當天午夜，傅作義、趙承綬抵達前線指揮。18日凌晨，晉綏軍全線出擊，一舉擊潰王英所部偽軍，擊斃敵人千餘，紅格爾圖初戰告捷。為了不給敵人以喘息之機，傅作義決定一鼓作氣，發起百靈廟戰役。百靈廟位於綏遠北部，是烏蘭察布草原上著名的藏傳佛教的寺廟，距省城歸綏（今呼和浩特）約160公里，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當時駐紮日偽匪軍3000多人，還有日本提供的大量的軍事器械和作戰裝備。11月24日凌晨，戰役打響，經過迂迴包抄、速戰速決、圍點打援等一系列戰術的運用，當天上午九點三十分，百靈廟被一舉收復。自12月3日起，日偽匪軍組織多次反攻，均以失敗告終。12月9日，傅作義等部進佔錫拉木倫廟，19日，王英率少數殘部逃歸張北，「大漢義軍」徹底覆滅，引起全國人民熱切關注的綏遠抗戰以中國軍隊的全面勝利而告終。

運送軍用物資

百靈廟收復後，日偽匪軍瘋狂反撲，兩軍在激烈廝殺的時刻，中外新聞社記者方大曾立刻起程前往綏遠。他在戰地通訊《綏東前線視察記》中寫道：「為了把綏遠抗敵的情形，給讀者一個實際的真確的認識，所以記者乃有前線之行。」此時的北方大地，數九隆冬，冰封雪裹，「十二月四日晚，自北平起程，平綏道上的火車在冽風中掙扎了一個整夜。經過張家口、大同等處，記者均從睡夢中驚醒，聽到車窗外面咆哮的大風，就覺得冷栗，而體會到戰壕中守衛國土的將士之身境。啊，冷，凍得死人的冷！五日晨，到集寧縣，這是綏東的軍事重鎮，記者即在此下車。」方大曾下車後的即日午後，搭乘軍用運輸車經黃家村到達大六號，翌日上午，再次搭乘軍用運輸車由大六號到達賁紅，然後徒步北行前往高家地，「塞北荒原上的路程，比起內地來總要較長一些，這四十里的路程，直走了五個多鐘頭才到，又因為逆著強烈的北風，所以更感覺特別的吃力，當黃昏時候到達高家地已是疲倦極了。」方大曾在此停留一個晚上和一個上午，我們在他的戰地通訊中看到了戰爭的酷烈和艱難——

「天明後，敵人又作更猛烈的攻擊，但我軍此時自然是更有把握了，兩位英勇的正副團長，坐鎮火線。這時，他下令把所有的馬匹都交給少數幾個馬夫看管。騎兵的馬本來與手中的槍是同樣重要的，但現在只得放棄了寶貴的馬，以示死守不逃的決心，於是軍心乃更穩固了。」

「張團長住在一個狹小的土房子里，在佔滿了全屋四分之三的土炕上，正中擺著一個炕桌，他獨自睡在一邊，另一邊則讓給記者。他的頭旁，放著一架軍用電話機，他隨時隨刻的都留心著每一次鈴聲，好像這東西是他唯一的伴侶一樣。他為款待記者晚餐起見，特叫侍從買來一塊豆腐，加入他平時的美食——鹽水煮土豆中。在我們盤腿對坐在炕桌旁吃飯的時候，他拿起這足有四兩重的大饅頭對記者說：「這兩天才有白面吃，從前都吃的是莜麵和黑面。」記者詢以兵士們是否也吃這個，他說是的，不過兵士們實際並不願意吃白面，這並非是白面不好吃，而是因為它的價錢較貴，因為他們都是吃自己的伙食。本來晉綏軍的規矩，在作戰時應該有官家供給伙食，但現在並不是這樣。

戰利品

入夜，張團長拿了手電筒出去查勤，經一小時方回。歸來後對記者說：「我們這團人自八月四日開到高紅兩鎮以來，日間做工事，夜間睡在火線上，四個月來如一日，其間還經過兩次主力戰。從前天氣溫暖時，在火線上睡還不覺得如何難耐，但現在實在有些辛苦了。因為商都距離這兩處很近，敵人如在黃昏時自商都起程，即使是最慢的步隊，至遲午夜亦可到達，這正是奪營的最好的時候，所以我們的弟兄，不得不每夜都睡在火線上，以便應付緊急的事變。弟兄們的這種苦況，也只有團長以下的軍官才能知道。」

我們談了許多關於抗敵的問題，他深信晉綏的高級將領們是有決心守土衛國的。他說日本想要得到晉綏可真不容易，他勸記者將來有機會能到山西去做一次旅行，去瞻仰一下那裡的偉大工事。

睡到三更時分，記者從夢中凍醒時，看見這位英勇果斷的團長，正把著耳機在和紅格爾圖方面談話，原來他夜間總是枕著耳機睡覺的。

（《綏東前線視察記》）

方大曾的戰地通訊寫自己的親歷親見，行文樸實，沒有矯飾和造作，這正是一個新聞記者的職業精神和可貴品格。從他的記述中，我們得以窺見國民政府時期軍隊的情況，士兵靠軍餉養家，儘管在戰場上捨生忘死，但為了家中的父母妻兒，寧可吃黑面，能節省還是要節省。在面對敵人時，淳樸的心靈里充滿著民族大義，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同在綏遠前線採訪的《大公報》記者范長江在一篇通訊中寫道：「我們的將士在這回綏遠戰爭中，決沒有一個人在考慮個人自身的利害問題，大家一致的信念是『為生存而戰爭』……士兵情緒之堅決，令人可歌可泣，僅僅三五元一個月的軍餉，他們已有一部兵士請求不發軍餉，以減輕政府應付戰爭的困難！」對比來讀，我們可知抗戰初期民族危亡之際民氣人心之可貴。

方大曾的記者身份和採訪活動，得到了綏遠前線軍政官員的極大尊重和支持，高家地採訪結束後，12月7日上午，方大曾謝絕了張團長的勸阻，決定前往紅格爾圖前線再行採訪，當地駐軍派出三十人的騎兵馬隊護送他，方大曾談及這次縱馬馳騁蒙古荒原的經歷為平生首次。在紅格爾圖他採訪了參加戰役的軍官、士兵和百姓，獲得了對戰役的全面了解後返回集寧，12月14日完成了戰地報道《綏東前線視察記》。12月17日上午，與范長江等前線記者一起，隨騎兵七師師長門炳岳同乘一輛汽車離開集寧。這是方大曾與范長江的首次會面，兩人惺惺相惜，都對這次會面印象深刻。方大曾等在隆盛庄、興和、紅茂營子等地採訪視察後於12月19日返回集寧。1937年1月5日，方大曾在此完成綏遠前線的第二篇戰地通訊《興和之行》。此時，綏遠戰地採訪工作已告結束，方大曾檢點行囊，還剩下一些膠捲，他決心翻越大青山，到綏北一帶考察民族、宗教、邊疆經濟、以及戰爭給當地人民造成的損失和精神創傷等情況，並留下真確的歷史影像。臨行之際，方大曾和范長江等記者同行告別，1938年，范長江在《憶小方》一文中回顧了這個瞬間——

「明天我要到百靈廟去，如果走得早，我就不來看你了！」兩年前在塞外著名的高寒地方——綏東平地泉的冬夜，黑黑一屋子的塞外冬裝青年人，屋內發黃的燭光，被屋外如萬頃波濤呼嘯而來的狂風震撼得發閃，這位壯碩身軀，面龐紅潤，頭髮帶黃的斯拉夫型青年方大曾先生走來和我握手。

「到百靈廟？」

「是的。」

「你怎樣去法？」因為從平地泉到百靈廟，在塞上冬天如果不走歸綏經武川的汽車路，那麼一定要斜穿陰山，出草原，那是雄壯而艱苦的旅程，這位平時沒有被人重視的朋友，今天卻來這樣一個壯舉，我有點不明白他如何去法，一則恐怕他太過於理想，一則恐怕他準備不夠，途中容易發生困難。

「騎馬去。」坦然的回答。

「幾個人一路？」

「還有個馬夫。」

「你帶什麼東西？」

「就是身上帶的這一點。」

塞外的生活，我們多少經歷一些，總少像他這樣冬季孤身翻陰山，而且正是百靈廟戰爭之後。

方大曾的採訪計劃受到軍政官員的支持，湯恩伯軍長要派汽車送他，但因山路僻遠，道路坎坷，汽車無法通行，因此由王萬齡師長借給他兩匹馬，並派一馬夫隨行護送。零下四十度的塞外嚴寒沒有阻退他前行的意志，方大曾終於完成了這次艱難的採訪。

方大曾與著名記者范長江在這次綏遠採訪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范長江是1936年11月16日趕到綏遠前線的，比方大曾去的要早。范長江時年27歲，方大曾25歲，都是青春勃發的好年華，把理想和事業融入了民族解放鬥爭中。

很多年過去了，從方大曾留下的數百張照片里，我們依然感受到荒原凜冽的風聲和呼嘯的子彈聲：這裡有快速集結的部隊；戰前動員中舉拳宣誓的士兵；蜿蜒在荒漠上的掩體；行進在戈壁沙漠上運送軍事給養的駝隊；守護在地堡邊的哨兵；頭戴防毒面具的防化兵、機槍射手；前線將領和各級指揮官堅毅的表情……還有，蒙古包前的蒙族牧民，雪路上裝滿柴草的木輪牛車，莊嚴的喇嘛廟和喇嘛們，天主教堂內躲避戰禍的孩子，畜牧專家改良的羊群，四個衣衫襤褸的孩子天真的笑容……這是八十年前的北方中國。我們在溫習這段歷史的時候，深深感受到我們民族的淳樸、勇敢和堅強，這樣的民族是不會被征服的！

目擊事變

1937年7月7日，震驚中外的蘆溝橋事變爆發，7月10日，方大曾即前往蘆溝橋採訪。當時的北平已處於一片恐慌之中，許多京郊外的百姓為了躲避戰火，源源不斷湧向城裡，在這紛亂恐怖的戰爭氣氛下，方大曾騎著一輛自行車，迎著戰火而去。「在丰台岔道口，我被幾名日軍截住，我身邊的相機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他們懷疑我是中國軍隊的高等偵探，理由是新聞記者沒有勇氣到日軍方面來。我遞上一張名片，加之態度自若，這個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時後，我被放行，穿過涵洞，再行了一里多路，就到了宛平城下，這裡正是戰場地帶，傷亡的兵士想必都由雙方運回了，只剩下一匹死去的騾子，肚腸流露在腹外。」方大曾隨一位姓於的警官各處拍照採訪，到了中午，聽到了兩個消息，一是大井村又被日軍佔領，二是日軍四五百人又從丰台出動，向蘆溝橋進發。

剝取漢奸屍體上的衣服

宛平採訪結束後，方大曾登蘆溝橋西行，中國軍隊已在橋的西端，橋頭堆滿沙袋。中國守軍聽說他從北平來，問日本兵撤退沒有？方大曾告訴說，日軍非但未撤退，而且正在增援中，「聽了這消息後，兵士們都感覺極憤恨。」從蘆溝橋到長辛店的五里路，是平漢鐵路的要道，南下北上的列車因戰事全止於此，這裡是個工人區。「在一條街的盡頭上，排列著陣亡士兵的屍體，當地老百姓告訴方大曾：直奉戰爭時，在長辛店打了三天三夜，也沒死這麼多人。他看到當地小學生組織童子軍，向商戶們宣傳募捐，；商戶們組織起來，擔著綠豆湯，帶著糖果，前往蘆溝橋去勞軍。一個犧牲的連長的太太，看著丈夫下葬之後，就坐火車回娘家去了。在戰場受傷的一名叫金振中的營長，收到了很多慰問品，他下令他的傳令兵把這些慰問品分送給其他傷兵。

抵達長辛店後，方大曾才意識到，自己是蘆溝橋事變後第一個趕到現場的記者。午後四時，他採訪了這次戰役的指揮官吉星文團長，對方手裡正拿著一封電報，匆忙地對方大曾說：「前方很緊，日本兵恐怕又有新的動作。你從北平來嗎？要不要回去了？」戰事確實愈發緊張了，在一座高坡上，方大曾看到已經架設好的機關槍，路上的人都在往家跑，蘆溝橋又發生激戰，已無法通行。方大曾一心急著回去發稿，不得不沿著永定河西岸繞道門頭溝返回北平。「離長辛店十二里，至盧井村，正是下午六時，隆隆的炮聲從蘆溝橋方向傳來，激烈的戰爭又在進行著了。十日下午開始的第二次總攻，日軍仍未能得逞，反而遭到了更大的損失。計兩次戰役死傷達二百三十名之多，而我軍傷亡則為一百五十餘人。二十九軍在這次抗敵戰爭中，其悲壯熱烈，實非筆墨所能形容。」方大曾的實地採訪和記載，八十年後讀來，仍令人驚心動魄： 「記得日軍二次進攻的夜裡，我軍有一排人守鐵橋，結果全部犧牲，亦未能退卻一步，及後援軍趕到，始將鐵橋再行奪回。一個傷兵告訴我：他在那天參加奪橋的戰役，他衝到日軍戰壕里，把一個敵人用刺刀扎死，沒有急把刺刀拔出來的時候，旁邊一個敵人把他左背刺傷，他就放棄了槍，右手從背上拔出大刀，立刻把刺他那個敵人斬去半個頭，並且接連還殺傷兩個敵人……」（《蘆溝橋抗戰記》）。

這年酷熱的七月，方大曾在緊張的工作中度過了自己二十五歲的生日。完成了戰地通訊《蘆溝橋抗戰記》，八月一日，這篇通訊發表在上海《世界知識》雜誌第6卷第10號上。

1937年7月28日清晨，再次奔赴蘆溝橋時，與方大曾同行的，還有《實報》記者宋致泉和《新聞報》記者陸詒。在50年後撰寫的回憶錄中，陸詒仍記得當年方大曾的樣子：「小方身上挎著架相機，頭戴白色帆布帽，穿著白襯衣和黃短褲，足蹬跑鞋，年少，英俊，顯得朝氣蓬勃，精力充沛。」三人所坐的列車距長辛店還有25里時，前線的炮聲隱約傳來，方大曾噌地一下從座位上跳起來說：「聽，老陸，這是中華民族解放的炮聲！」為了目擊真實的戰爭，方大曾不惜離炮火近一些，再近一些。

蘆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者向中國腹地大舉進攻。這場戰爭，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方大曾的命運。二次赴蘆溝橋採訪中，由於戰局變化，方大曾已回不去北平的家。自此，他隨中國軍隊共進退，見證了戰爭和國土淪陷，也見證了中國人民的反抗和犧牲。他把這一切及時地告訴世界，留下了永遠抹不去的戰爭記憶。

戰地失蹤

1937年8、9月間，方大曾奔走於兩軍拼殺的戰場，外敵肆虐的土地，目睹侵略者的暴行和人民的死亡，國土淪陷，瞬間生死，內心焦灼而又憤懣。此時的他既亢奮又勤奮，一篇篇真實而又帶血的文字如子彈飛出槍膛一樣噴涌而出。他成為了一個深情的愛國者，一個對時局充滿憂慮和洞見的時事評論員，一個出沒於彈雨之中用筆和手中的相機作戰的傑出戰地記者。在極度動蕩不安的環境中，他寫下了《前線憶北平》、《血戰居庸關》《保定以北》《保定以南》《從娘子關到雁門關》等文字，並有《我們為自衛而抗戰》《日軍炮火下之宛平》《蘆溝橋發生後之北平》《被日軍佔領前之天津》《敵機轟炸我保定車站》等攝影報道。這些親眼目睹並被鏡頭紀錄下的慘烈悲壯的場面向世界揭示了戰爭的真相。今天，我們懷念和尋找方大曾，更多的是從攝影家和攝影藝術的角度來談論他留下的影像作品，然而，我更願意把他看成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熱血青年，一個真誠的愛國者，一個人文知識分子，一個用文字和影像紀錄他的時代的人，他目睹真相併如實地紀錄了真相，使我們得以窺見那個年代——

蔣委員長的宣告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為八十九師王仲廉部，他們於三十日到達八達嶺的青龍橋，次日抵南口。將士們離別綏東時，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全部拋掉了，除了戰場上所需要的武器外，別的什麼也不帶，以示決心。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裡，想到抗戰以外的事。……南口的重要，誰都知道，綏東的民眾送走了十三軍之後，大家就彼此議論著：「有老湯（湯恩伯）去，我們就對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國使館陸軍參贊處隨員Frank Dorn（寶爾恩），陪著一位美合眾社記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這天由北平通過日軍陣地到南口來，他們和我們新到的生力軍談話，那位美籍記者說：「來到你們的陣地上，我是很大膽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軍陣地去，因為沒有把握他們是否會危害我。」……美國武官又誠懇地囑告我們：「日本的飛機不可怕，但是你們要小心一點大炮和坦克車。」他的見地確是很對，以後的戰役中果然如此。我們很感謝這兩個中國友人給我們真摯的鼓勵和忠告。

（《血戰居庸關·搶防南口》）

驚心動魄的南口戰役在親臨前線的方大曾筆下展示了它的慘烈和悲壯，當日軍坦克向我軍陣地進攻時，戰士們衝上前去，把手榴彈塞進坦克的射擊孔，以血肉之軀與這可怕的「鐵怪」搏鬥，一整排戰士在這場力量對比懸殊的搏鬥中死去，繳獲了六輛坦克，在我軍陣地放了兩天，無人會駕駛，又無法銷毀，又被敵人拖了回去。我軍武器裝備的落後於此可見。忠勇的中國軍人面對兇惡的侵略者，完全在以命相搏。「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陣地，但是這裡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也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是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一座新的關口！」（《血戰居庸關·新的長城》）方大曾寫到兩軍的肉搏，寫到軍隊前赴後繼死守不退，寫到指揮戰役的高級將領親臨前線的情景——

王仲廉師長，他有強壯的體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堅實的臉。師部設在居庸關山洞裡，一輛火車作了指揮所。他本人和兩位旅長四位團長，都在前線指揮，炮彈把他的頭打傷了，若不是還有一個鋼盔戴在頭上，就不堪設想了。戰爭剝奪了他睡眠的權利，又瘦又黑表現他是一個為國宣勞的忠勇的將官。

前線

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拼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線了。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見到他的那樣狀態（方大曾綏東採訪曾拍有湯恩伯給部隊作戰前動員的照片——作者注），他穿一件短襯衫和短褲，手指被香煙熏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煙維持著，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衣領肥大的可以伸進一隻手。只有兩個傳令兵跟著他，衛兵和勤務兵早已上了火線。

（《血戰居庸關·「鐵漢」之淚》）

方大曾寫道，湯恩伯到前線去指揮，見了官兵，只能用嘶啞的嗓音說出一句話：「你們好好的打呀！」已經說不出第二句話，見到陣地上的士兵，兩眼滿含淚水，又強噎了回去。而官兵們幾乎已認不出眼前的人就是他們的軍長，待認出他時，都流下淚來。湯恩伯後來與日寇打過多次硬仗，除南口血戰外，參加過台兒庄戰役，徐州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以及豫南會戰等大型戰役，重創日軍。華北日軍對湯恩伯所部十分忌憚，以為第一號勁敵。湯在抗戰中，一直被譽為「抗日鐵漢」，其源即出自方大曾的筆下。

從1937年7月10日到9月18日，方大曾足跡遍布長辛店、保定、石家莊、太原和大同，哪裡有戰役，哪裡有熱點新聞，他就趕到哪裡去。這次採訪中，他和范長江再次相遇，8月下旬，范長江電邀方大曾前往大同商議工作，聽說方大曾去了綏東，原來，他聽說八路軍挺進熱河，他趕去採訪，後來聽說消息不確，又返回大同與范長江會面。勤奮的方大曾並沒有放棄記者的職責，一路上寫了《保定以南》《從娘子關到雁門關》等長篇報道，將強敵壓境的太原等地抗戰情況做了詳細的報道。他在《保定以南》中寫道：「我們現在的戰爭不是內戰，因而以往的那些應用於內戰的軍事作風應該從根本上改過。這是一個全民的抗戰，是一個生死關頭的民族解放鬥爭，每一個國民都應該並且必須組織在抗戰行動之下，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把握著最後的勝利。」這警醒的深刻的洞見今天讀來，仍令我們動容。大同戰事吃緊，范長江和方大曾先後趕到石家莊，作為協調正面戰場報道任務的著名記者范長江與方大曾商定，仍由他挺進平漢線，負責戰地新聞的採訪工作。范長江回憶到——

醫院中的傷兵

那時保定已萬分吃緊，衛立煌將軍所部三師增援南口落空，正與敵激戰於永定河上游青白口一帶。小方當時異常興奮，他不只要到保定，而且更要到保定以北南口山脈中去。他帶上充分的藍墨水，稿紙和照相器材，急急由石家莊登上北去的列車，臨別時，我說：「希望你能寫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戰爭 』！」他很平和堅定地對我說：「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績答覆你！」（范長江《憶小方》）

這是兩位記者最後的告別。方大曾9月18日在山西蠡縣向上海《大公報》發出最後一篇戰地通訊《平漢線北段的變化》後，杳如黃鶴，再也沒了消息……

837張底片

據方澄敏回憶，他的哥哥方大曾1937年7月離家後，中間曾回家一次，席不暇暖，又匆匆離去。自長辛店被日軍轟炸受阻，接著就是平津陷落，他有家難歸，母親和家人音訊不通，正是「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他唯有將全部身心投入抗戰中去，才能稍稍紓解對親人的思念。方澄敏說，哥哥帶走了平時積存的四十個膠捲，他本來準備用它去拍攝四川大饑荒的，據說四川百姓斷糧，以觀音土充饑。外敵兇惡入侵，他只好把它用於抗敵前線。內憂外患的中國的紀錄者方大曾用他全部熱忱和生命完成了他的使命。

我們注意到，方大曾自輾轉於平漢線戰地報道始，影像報道明顯減少。居庸關隧道里的前線指揮官，瘦得像個「鬼」，含淚巡視他的士兵的將軍，敵機轟炸下逃難的百姓，美國駐華武官大戰前夕對中國軍隊的訪問……這一切，理應進入他的鏡頭，但是，我們沒有看到。作為戰地攝影師，當他眼睛看到這一切時，他的相機不可能停止工作，可是，彈雨橫飛，硝煙瀰漫的戰場，哪裡有洗印它們的條件呢？那些珍貴的影像在他的相機里，在他布滿戰地煙塵的背包里，它們等待著曝光，等待著顯影，等待著進入世人眼帘和內心的時刻。但是，這永遠也不可能了，隨著方大曾謎一樣的失蹤，它們也永遠地消失了……

日寇進入北平後，為怕敵人加害，方大曾的父親把他存留的一些照片燒掉了。妹妹方澄敏堅信哥哥有一天會回來，出於對哥哥的思念，保存下一個小木箱，裡邊珍藏著哥哥拍攝的837張底片。這些底片保存得很好，每一張都分別裝在一個紙袋裡，整整齊齊擺放著。這裡有哥哥的手澤，哥哥的溫度。經歷漫長的歲月，經歷動亂的年代，多少牽腸掛肚，幾次失而復得，謝天謝地，它還在。方澄敏從一個活潑的少女變成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這個小木箱成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撫摸它，端詳它，有時對著光亮，看底片里模糊的影像……她一直住在協和衚衕那座老宅里，即使那座不規則的四合院搬進很多人家，變成大雜院，她也沒離開那裡。她幻想著25歲的哥哥像從前一樣推開院門，滿面春風地走進來。在她走向暮年的歲月里，她知道這些底片曾經紀錄過一個時代，它們是珍貴的，她整理它們，到處奔走，期待它們能重見天日。台灣的攝影師阮義忠先生知道後，登門拜訪，說服了方澄敏，帶走了58張底片。返回台灣時，遭遇颱風，飛機劇烈顛簸，無法降落。生死之際，阮義忠先生仍然記掛著挎包里的底片。轉危為安後，阮義忠先生返回台灣，洗印了這些照片，並把它們刊登在由他主辦的《攝影家》雜誌上。這些照片面世後，引起轟動，方大曾的名字和經歷方為世人所知。這之後，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導演馮雪松拍攝了《尋找方大曾》的紀錄片，失蹤在抗戰前線的戰地記者方大曾，那個以小方的筆名發表戰地通訊和圖片報道的25歲青年才進入我們的視野。最終，方大曾留下的837張攝影底片被國家博物館正式收藏，成為我們民族永久的記憶。

皮箱是小方留到今天的唯一遺物

與方大曾同時代的法國人亨利·卡蒂埃·布列松被稱為「現代新聞攝影之父」，他比方大曾僅大四歲，當方大曾拿起相機攝影時，布列松或許正在法國軍隊里扛著來複槍服役。我們深感惋惜的是，方大曾如流星劃破夜空，消失於硝煙瀰漫的中國土地上，他消失得太早太早，他的記者生涯僅僅有兩年。而布列松卻活了96歲，見證並用相機紀錄了二十世紀幾乎所有重大事件，成為了世界著名人文攝影大師。布列松提出了「決定性瞬間」的抓拍理論，方大曾沒有理論，但他有決定性瞬間的實踐。布列松說，經過加工和導演的照片我沒有興趣，相機是直覺和自發性反應的工具，他還說，必須永遠秉持對被拍攝者與對自己的最大尊重。這一切，方大曾在職業生涯中都本能而自覺地身體力行。方大曾是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我們無法預測他的命運和事業，但是，在他活著並工作著的最後時光里，他無愧於一個戰地記者和優秀攝影家的光榮使命。他留下的，是值得永遠記憶的東西。為此，我們感謝他。

2017年5月8日於薩爾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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