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變法」決定戰國的命運

戰國初期的「三大變法」，李悝變法作為戰國時期最早的變法對後來的變法影響很大、商鞅變法為秦國的崛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胡服騎射對趙國軍事實力提升促進極大。變革使得自己的國家日益強大、然而卻觸動了原有權貴的利益、遭到貴族勢力的反對。

魏國的李悝變法

公元前403年，魏國的國土在地利上處於劣勢。在魏國立國的早期，李悝並不在魏國的權力中樞之中，他曾經擔任過中山相和上地守，這兩個地方，都是在毗鄰秦國的西北邊境上。早年的李悝，曾經多次率軍和秦國交戰。在經歷了數年地方官磨礪後，李悝最終成為魏國重臣，開始全面推行他的變法主張。

李悝變法主要有以下內容：第一是廢除奴隸制時代的世襲制度，根據能力來選拔官吏，取消舊貴族原本享受的世襲俸祿，用來招募賢才，發展生產；第二是正式廢除了中國傳統的井田制，採取「盡地利之教」的政策，鼓勵老百姓墾荒，廢除原本井田制制度下的土地界限，允許土地私有買賣。同時對國家境內的所有土地進行測評，估算國家的土地產量，制定合理的稅收政策。按照土地的貧瘠標準，分配給農民土地，鼓勵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第三是實行法治，建立完備的魏國法律《法經》，對於國家法令、政府職能、官員的升遷獎懲、軍功的獎勵，都做了最完備的規定；第四就是改革軍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即對軍隊的士兵進行考核，獎勵其中的優秀者，並且按照不同士兵的作戰特點，重新將他們進行隊伍編排，發揮軍隊的作戰優勢。

秦國的商鞅變法

戰國時期秦國的秦孝公即位以後，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衛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任他為左庶長，在公元前356年和公元前350年，先後兩次實行變法。

第一次變法主要內容有：（一）頒布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法律， 輕罪用重刑；（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征商稅；（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五）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擴大了國家賦稅和兵徭役來源，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秦孝公於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徵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築冀闕宮廷，營造新都，並於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

第二次變法主要內容有：（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 「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 ，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四）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五）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

趙國的胡服騎射

戰國時趙武靈王即位的時候，趙國正處在國勢衰落時期，就連中山那樣的鄰界小國也經常來侵擾。趙國東北同東胡相接，北邊與匈奴為鄰，西北與林胡、樓煩為界。這些部落都是以游牧為生，長於騎馬射箭，他們常以騎兵進犯趙國邊境。

趙武靈王看到胡人在軍事服飾方面有一些特別的長處：穿窄袖短襖，生活起居和狩獵作戰都比較方便；作戰時用騎兵、弓箭，與中原的兵車、長矛相比，具有更大的靈活機動性。武靈王對胡人騎兵的優越性，認識真切。他認為以騎射改裝軍隊是強兵的道路，就對將軍樓緩說：我國處在強敵包圍之中，怎麼辦？「吾欲胡服」。於是趙武靈王在邯鄲城提出「著胡服」「習騎射」的主張，決心取胡人之長補中原之短。

「三大變法」各具特色，又有諸多的相似之處。賞罰分明、重農抑商、強化軍事，在戰國時期的強國之路。尤其是商鞅變法最為徹底、影響更為深遠，雖然商鞅在秦孝公去世後被權貴陷害，然後變法並未廢除，對秦帝國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同時，決定著秦統一六國的歷史命運和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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