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經費管理漏洞怎麼補？應給科學家更多的回報

近年來，我國科研經費投入不斷加大，與科研經費相關的貪腐犯罪也呈增長態勢。對此，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李燕萍教授直言，犯罪層出不窮的背後，是仍需不斷完善的科研管理制度。相較於國外，我國科研經費仍存在撥款滯後、預算不靈活、管理不協同、績效獎勵機制缺失等問題。

科研經費管理的漏洞到底該怎麼補？

從政出多門到打通服務

四川大學商學院財務處副處長王春舉和揭筱紋教授曾撰文指出，不同類型的科研經費歸屬不同部門管理，一些管理規定在實際應用中存在不協調、甚至衝突的問題，科研經費多頭管理的現象普遍存在，讓高校無所適從。

實際上，政出多門也導致學校不同部門無法有效協同，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制定的管理制度與國家管理制度無法統一，科研經費得不到有效監管。在山東大學劉兆平貪污案中，就出現了學校管理規定與國家管理制相衝突的問題，劉兆平辯稱自己被指控的公款數額，並未超過學校財務規定的限額。

針對這種情況，李燕萍教授認為，在高校科研、財務、審計、監察等不同部門的協同上，各部門的評價和管理必須是一致的，至少標準是一致的。

不少案例中，被認定犯罪的科研人員都辯稱苦於學校的服務體系不到位。如山東大學原醫學院教授、長江學者陳哲宇就直言自己「不懂法，也不懂財務，或許在程序上不符合規定」。

與此相關，2016年全國創新大會推進科研領域「放管服」改革，將「優化服務」擺在「簡政放權」「強化管理」之後的關鍵位置。具體到高校的定位，有人認為，非常有必要對科研人員或對科研人員團隊里的財務人員進行培訓，或是聘一些財務助理。

用靈活的預算補撥款制度堵漏洞

相關判決顯示，撥款不及時到賬是套取經費的一大根源，而預算制度的僵化被認為是影響撥款到賬的關鍵原因。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律師艾靜認為，自己的當事人便受制於科研項目預算制度的僵化。「預算報完之後，課題後期的實際情況可能會發生變化，實際應用中可能這類費用多一點，那類費用少一點，但制度上卻都不允許，後續的經費使用必須嚴格地按照預算來，導致當事人出現墊付或虛列開支的情況」。

在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王興看來，更靈活的預算制度有可能緩解科研人員的經費使用壓力。清華大學教授、博導付林被以貪污及挪用公款罪起訴。其中，付林被指控的貪污犯罪，涉及內蒙古一家企業出資380萬元支持付林負責的《利用電廠循環水的供熱技術研究與應用示範》課題的完成。

「像付林的案子，就是他在做科研過程中，發現繼續四平八穩地往下做沒有意義，有了新的想法，但跟之前的規劃、預算完全對不上。」王興認為，嚴格和靈活相結合的預算制度，才能更好地保障科研人員的實際需求，「比如允許設立規範的『小金庫』用以靈活支配，只要確保賬目清楚。」

就在去年的科技創新大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到了「在經費使用上給科學家們更大空間」，認為「人類的重大科學發現都不是『計劃』出來的」。而應用到科研經費管理的環節上，正是更靈活的預算與撥款制度。

讓立項、結題審核回歸學術規律

不同領域的科研項目仍未找到更有針對性的管理方式。對於社科類的科研項目來說，儀器設備的需求較少，基本靠人力，而在管理上，不少科研項目的經費被允許用於人員費的支出比例卻偏低。北京某高校實驗室助理陳超（化名）提到考古學研究所面臨的問題，「比如出去社會調查，最多的就是差旅費。大量時間在外頭跑，那些費用的補貼都是做研究」。

在李燕萍教授看來，區分人文社科和自然科學的不同管理方式，應是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自主權，「我們科研經費的管理實際上是沒有分門別類，而人文社科的研究和理工科的研究又有很大不同」。

比如在科研經費的設置比例上，有業內專家認為，應按學科區別對待。就人文社科類項目而言，可將人員費比例設置提高，而少列設備費。這種從不同學科研究規律出發的方法，既有利於解決之前科研經費管理制度的「太粗太少」，也遵循了學術自身的規律。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故意套取課題經費的項目怎麼辦？王興律師認為，應更多的運用學術規範和學術自律，「實際上通過學術自身的規範化就能解決很大的問題」。

具體而言，他認為在撥款前的立項就應更嚴格地按照學術標準、學術規範篩選，儘力排除缺少學術價值或通過不當手段獲得的項目。結題時，嚴格按照立項的預期審核，一旦出現問題將影響到其未來的課題申報。

轉變觀念：給科學家更多回報

在大部分判決書中，套取經費、科學家辦公司或相關公司往往與貪污罪直接掛鉤。北京市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律師時曉騫認為，應看到背後的目的和原因，是否為了課題的順利進行，更高效地完成科研項目。

在趙冬至、高某貪污案中，時任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遙感室主任的趙冬至被指認「利用職務便利，指使本科室秘書高某，使用購買的發票在本單位報銷，套取科研經費共計人民幣188.2萬元。趙冬至將其中的人民幣584397元據為己有，並分給被告人高某人民幣50000元」。而其本人上訴稱，「套取科研經費發放獎金，是為穩定科研隊伍，建立激勵機制。」

在2016年發布《關於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明確勞務費開支範圍，不設比例限制」以前，按規定，課題組成員中正式在編的有工資收入的科研人員不允許列支勞務費用。不少律師認為，與之相關的績效獎勵機制的缺失正是許多案件中科研人員套取經費的重要原因。

在北京某高校實驗室助理陳超（化名）看來，關於勞務費的規定這一兩年變化明顯。「國家在間接費用里增加了績效費用，也可以用來支付勞務費」。

但在獎勵方面，與國外能依靠知識產權獲得財富的科研人員相比，我國科研人員依然面臨獎勵少、科技成果轉化率轉低的窘境。李燕萍教授指出，目前狀況下，「產學研實際上還是各是各的，沒有很好地實現轉化」。在王興律師接觸過的科研人員中，就有專利被閑置也不懂得如何進行成果轉化、推廣的人。

在北京澤博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看來，「大家都像防賊一樣防著科學家，像浙江大學褚健案，他創辦的公司解決了多少人的就業問題，但『科學家辦公司』這件事本身卻越來越變成雷區。」他認為更重要的，是看到科學家對社會的貢獻，給科學家更多的回報。業內人士認為，現在要探討的，是科研人員是否已經獲得了體面生活的問題。這與科研機構布局、對科研人員的基本保障有關。

2016年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實行以增加知識價值為導向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見》明確規定，「加強科技成果產權對科研人員的長期激勵」。

對於科技成果轉化中國有資產流失的擔憂，王興律師認為要從更長遠的角度理解科研成果轉化的收益，「如果能服務於每個人，即使一些收益不歸國有，實際也在造福社會，也能給科研人員一定的實際利益，不再逼著他們套取經費」。

實習生 朱彩雲 肖嵐 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何林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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