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記憶

（一）

那個年代的事，早已被人淡忘了，比如抄家，至今有五十年了，已經沒有多少人提它了。抄的人不提，被抄家的人也不說，似乎都和歷史達成了默契，記憶在漫漫的時光中消逝。

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文字，是因為這段生活對於我非常要緊，卻近乎於忘卻。可以說，這裡藏著我生命的全部密碼。每次想起，就彷彿有一隻惡毒的蟲子，噬咬著我敏感、脆弱的腦神經，又像吸食了鴉片（儘管我連煙都不抽），剎那間變得無比亢奮。我意識到，一切從這裡開始，將來一切都回歸於斯。

1968年夏天，上海虹口區體校的造反派對我家進行了毀滅性抄家，我們被造反派從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房子中趕走了，掃地出門了，帶走的只是幾隻鍋子幾條被子，淪為徹底的無產者。

文革開始那年，我十五歲，說大不大，勉強算個孩子，說小也不小，人生的不少隱秘已經能夠大概看懂，可以說，剛好站在一個門檻上。

說起來，這已經是第二次抄家了。第一次抄家是在1966年夏天，文革鬧起來，先是斗黑幫，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那時候資產階級已經淪為革命的對象，抄我們的家就順理成章了。我家在上海的西區，弄堂里大部分人家的生活比較體面，鑼鼓聲就一家一家敲起來了。

我的父親是開棉布和服裝店的，在上海南京路開，也曾在台北成都路開，在棉紡廠里也有股權。

我曾經寫過散文《台北尋故》，發表在上海文學上，對那段歷史有過動情的真切的描述。我的父親母親是在1950年離開台灣，繞道香港，回到中國大陸的。可以說，在許多有錢人隨著國民黨逃離大陸時，他們卻逆這股潮流而動，從台灣回到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新中國。在當時，這有幾分光榮，卻也伏下了說不清的潛流暗溝。

我在那篇文章中寫道：此刻，父親不會知道，這一走，對他意味著什麼，他不可能想到，戰爭、敵對會造成如此曠日持久的隔絕。他以為他今天走了，把房子託付給朋友，等局勢安穩了，明天、後天就能回來，回到台北，回到成都路，打理他的店鋪，重新開張。哪個社會都要做生意的嘛。他不知道，這只是水中月、鏡中花，是夢幻。父親更不會知道，這是他此生和成都路的永訣。

公私合營以後，父親一直是私方經理，管著上海南京路上的十七家商店。文革開始時，他剛好退休。他做事情從來性子急，動作快，但做人還是比較圓滑的，和職工關係不錯，逢年過節就請職工吃飯，還送些紅紙包著的年貨。所以，店裡的職工從來沒有主動來抄家。甚至在毀滅性抄家時，體校的造反派找到店裡去，要他們配合，店裡也只是象徵性的派了兩個人過來，裝模作樣叫兩聲。

母親是體校校醫，她這人做事認死理。小時候她在西洋學堂里讀書，同時還在一個戲班子演戲，當小孩角色。淞吳戰爭爆發了，她們就跑到馬路上去，她跳上一輛黃包車，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坐車的是一個穿香雲紗的大胖子，還摟著一個時髦女郎，那胖子正在調情，母親跳上車，煞了他的風景，十分惱火，不但不給錢，還用肥大的身子朝外擠，母親只踩住一點點邊沿了，眼看要跌下去了。但她不畏懼，還是唱，有錢給錢，有力出力。時髦女郎看不過去了，說，你看人家小囡作孽伐？胖子這才扔出幾個銅板。

母親在體校醫務室里工作，還是這種脾氣，用上海話講，叫獨頭獨腦，所以得罪了不少人。而體校的人大都四肢發達，頭腦簡單，當起造反派特別凶。不過，第一次抄家是由一個姓張的紅衛兵帶隊來的，這個張同學比較溫和，平時和母親的關係還可以，所以，抄得比較文明。一個紅衛兵撩起寬皮帶，狠狠地抽在八仙桌上，算是最過激的行為了。小妹當場嚇哭了，母親就把小妹緊緊地抱在懷裡。從我家抄出3000元現金，卻沒有沒收，只是抄走了金銀珠寶，開出了清單。並在三樓房門上貼了封條。

以為災難已經度過，父母暗暗慶幸，沒想到卻等來了第二次抄家。體校的造反派有兩派，這次是另一派發難，為首是一個姓湯的人。找的罪名很簡單，說三樓的房門上貼著的封條，被我母親私自撕掉了。私拆封條，當時是一個大罪名。

母親申辯說，兩個哥哥從復旦大學回來，家中地方不夠住，她向姓張的紅衛兵請求，他同意了，讓我媽回家自己撕了封條。

當另一方造反派指控母親時，她急急去找姓張同學。她心裡如煮沸了一鍋油，張讓她去撕封條，是口頭上對她說的，也沒有旁人在場作證，如果他突然不承認了，那可如何是好？那時體校的派系鬥爭非常殘酷，如果張同學承認了，很可能被按上「包庇階級敵人的」帽子，那就不得了！他很可能賴得一乾二淨呀。

母親緊緊盯著張同學的眼睛，一顆心提到了喉嚨口，她覺得自己的死還是活，一大家人的死和活，都在他的嘴上了。

張同學的眼睛很亮，很好看，他想了想說，是的，是我讓你拆封條的。

母親掉淚了，一顆心放了回去。她說，你是好人。

另一派很生氣，但是張同學的父親是軍隊幹部，成份過硬，拿他沒有辦法。

姓湯的頭痛了，找什麼名義再次抄家呢？

這時家裡出了一件事，起因是我。

（二）

外婆只有我母親一個女兒，所以外公過世後，她一直和我們一起住。外婆信佛，成天念經。她有一個玉菩薩，我以前看見過的，一個手掌大，乳白色的，菩薩盤坐在蓮花瓣上。她成天就朝它燒香叩頭。文革鬧起來了，她不敢明目張胆了，就把玉菩薩藏起來，等人不注意了，就偷偷拿出來。所以，只要聽到她朝北的小房間里有阿彌陀佛的聲音，我就知道，她一定把玉菩薩供起來了！

對於我來說，這是多麼不堪啊！外面正在轟轟烈烈鬧革命，掃四舊，斗走資派。沒想到封建迷信卻還躲在我們家中，而且外婆還陽奉陰違，那麼狡猾。那時我只想當革命小將，決心和外婆鬥爭到底。

有一天，我聽到她又在阿彌陀佛了，卻不露一點聲色，悄悄在門外候著，像一隻守在老鼠洞的小貓。

一會，門開了，外婆出來了，提著一個熱水瓶，進到烘間里去了。我立刻行動，似鬼影一樣閃進她的屋裡，玉菩薩在哪裡？五斗櫥上沒有，我拉開第一格抽屜，是針線一類東西。拉開第二格抽屜，是衣服和毛巾，我正在失望，卻見衣服中間露出白色的東西，我手一撈，啊，就是玉菩薩！

就這時，外婆提著熱水瓶進門了，見我把菩薩抓在手中，立時臉色大變，恐懼和驚駭罩住了她瘦癟的臉。

「你要幹什麼？」

「不准你再搞迷信！」我惡狠狠地說。

她急了，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來奪玉菩薩。我也急了，一甩手，她倒一邊了，手中的熱水瓶脫手了。可惡的熱水瓶，這時卻是滿的，墜下地，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響，裊裊的熱氣冒出，開水燙著外婆了。她聲嘶力竭地叫：「救命啊，救命……」

我放下玉菩薩，奪路而逃。

事情就是這麼荒唐。外婆狹窄的腦門裡的思路更是離奇，她認為她從小是做刺繡的，一直是勞動人民。是她的資本家女婿背後指使我，一心要害死她。於是，她叫了三輪車，跑到母親的體校，告我們的狀。

姓湯的聽了喜出望外，不是正在找理由嗎，好了，送上門來了。內亂，反動家庭的內亂，必須用革命的鐵掃帚來掃蕩。

這個邏輯，是我現在分析時找出來的，肯定還有其他原因，但我不想再找原因了。

今天，我為自己的無知而痛苦，為自己的愚昧而懺悔。而九泉之下的外婆是不會再聽見我的聲音了。

（三）

第二次抄家非常徹底，我家被掃地出門，從洋房裡搬出來，搬進舊樓的一間亭子間和一個後間。什麼都抄走了，只留給我們幾個鍋子幾個碗，幾條被子。這件事，在我們那個地段出了名，大家都傳遍了。許多年後我回去，還有人對我說，你們沈家，好好一家人家，被掃地出門，我們都看見了，作孽啊。

這期間，我母親遭到了殘酷的迫害，被關了起來，一隻眼睛被打瞎。兩個造反派頭頭，一個姓湯，另一個姓常，他們十分陰險，多次逼迫我母親自殺，甚至耐心地做母親的思想工作。他們說。你這樣的老闆娘，吸勞動人民的血，又是從台灣跑回來的，是沒有前途的，還不早點死嗎？

我的母親何嘗沒想過死，人都是血肉之軀，有幾個人能經受住殘酷的肉體和精神折磨？她親眼看見，身旁好些人都跳樓上吊，這些人給她做了榜樣。她被囚在四樓的北屋，望下去黑黝黝的，只要往外一躍身，就能一百了。可是不能啊，她想到了她的子女，她有七個子女，四男三女。母親的腦袋雖然被體校的造反派當作皮球，反覆擊打，但還不糊塗。她想，現在她的孩子還只是資產階級出身。如果她自殺了，那他們就是現行反革命的子女，那就更糟糕了。現行反革命的罪名要比資產階級更大。

所以，母親不管遭受怎樣的毒打，就是不自殺，始終屈辱地活著，使姓湯和姓常的兩個傢伙非常沮喪。

僅這點來說，母親無比偉大。我感謝我母親。她是蘇州人，我由此想到，她血脈中的那種堅韌不屈的品質，大概和蘇州歷史上的義士有傳承關係。

許多年後，我看見了抄家的清單。清單中最注目的是一個3點6克拉的鑽戒，這在上海灘都是稀罕之物。作價歸還時，是作了２千元，當時算一個大數字吧。還有很多翡翠、貓眼等等，作價都是2元、５元一隻。

偶爾一次，母親走進珠寶店，看見那些櫃檯里的翡翠、貓眼，遠不如她的，都標出驚人的價格，她幾乎昏厥，醒來後說，就當支援國家建設了吧。以後她再不踩進金店一步。

我家的三樓和一樓的儲藏間里，曾經堆了許多字畫，是我父親做生意發財後，附庸風雅買的。我的外公是姑蘇城裡的畫家，這裡也有他的收藏。很長一段時間內，它們都是默默無聞地堆在那裡，身上積滿了灰塵，這是一個學雷鋒和階級鬥爭的年代，沒有人會想到它們。可是等到抄家降臨，就記起它們來了。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蓬火焰，在我家前門，不遠處有一口井，就在井邊，騰起了火焰。一張張字畫從屋裡扔出來，紅衛兵撕碎了，添進火焰里，紅紅的火苗越騰越高，幾乎竄到二樓的窗口，像是一個張牙舞爪的紅色魔鬼，不斷地變化形狀。濃濃的黑煙滾滾而起，在弄堂狹窄的上空回蕩，久久不能散去。就是今天我在坐電腦前。彷彿還能聞到那股強烈燒焦味。

我們一點都不知道哪些被燒毀了，哪幾張被他們帶走了。那時活下來就不錯了，誰還顧得上它們呢？

現在我十分懷念這些字畫，那時我小，不知道都有誰的字畫。我想肯定有吳昌碩、任伯年、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那樣的名家，父親掏錢買畫，一定會買當時滬上最好的。然而我從來不問父母親，這是永恆的痛，不能觸及它。我們兄弟姐妹見面，從來沒有一個人提過這些字畫。

有時我會有另一種想法，如果當時不是大批地燒掉字畫，吳昌碩、齊白石、張大千等人的在世作品要比現在多十倍、二十倍……那麼還能賣出現在的高價嗎？物以稀為貴，肯定不會的。所以，現在留存的字畫值錢了，正是以大量的毀壞為代價的。

後來我自己寫字了，對那些字畫的思念就很重。然而，我在很長時間內都不願收藏字畫，是因為心裡傷得深，無法癒合。

（四）

那幾年，我母親的工資停發了，我們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我們七個兄弟姐妹，除了姐姐在北京的解放軍藝術學院，一個個都是處在發育期的青少年，經常餓得像雪原里的狼，眼睛都發綠。妹妹管伙食，經常叫苦連天。沒有錢買菜，我們就用醬油拌飯。後來連買米的錢都沒有了，叫苦也失去意義了。

那天，我回到家，一看，兩個哥哥都在家，像在商量什麼，看我回來，就用異樣的眼光著我。大哥說，沒有辦法生活了。要我到母親的單位去，請求他們發母親的工資。他們兩個是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不能去，還不能說他們知道此事。那時大學中的派系鬥爭非常激烈、殘酷，不能讓對立派抓到把柄。這是對的。弟弟妹妹都小，算來算去，我去最合適，十五、六歲還是孩子。小孩子要吃飯，要活下去，他們抓不到什麼把柄。

我心裡一千個不願去，我害怕體校里陰冷的氣氛，害怕造反派凶神惡煞的面孔，可是，為了兄弟姐妹活下去。我硬著頭皮答應了。鄰居一個男孩自告奮勇陪我去。

到了那裡，我心都要停止跳動了，一個個圍住了我，就像威虎山上的八大金剛。他們先不問我，卻惡狠狠問陪我去的鄰居男孩：你是什麼人、什麼家庭出身？

這個男孩平時也算有膽量的，這一瞬間忽然變軟了，聲音像求饒一樣，他說，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就是陪我來的，什麼都不知道……

我的心已經不跳了，腦袋裡已經空白了，我不知道此刻時間是線性流淌的，還是凝固不動的。反正該說的我都說了，正想著怎麼溜的時候，有一個人問我，是誰叫你來的？我說，妹妹說沒有錢買米了，我就自己來了。

那人陰險地追問，你兩個哥哥知道嗎？

其實很簡單，我只須回答，他們不知道，是我看弟弟妹妹沒飯吃了，自己來的，就可以了。可是，我怕得要死，身子一直在抖，在那個陰森恐怖的場合，彷彿我說了哥哥，就不是孤身一人了，他們就站在我身旁了，就有了溫暖和力量，就可以抵禦恐怖的氣氛了。

言不由衷的話從我嘴邊溜出來，「二哥事後知道的，來之前，我跟他說，我要到媽媽單位里來。」我說的是一半真話，一半假話。

回到家裡，大哥特地問，你沒有說我們知道吧？

我又一次感到害怕，卻是另一種害怕，就說，沒有，我沒有說，我對他們說，看到妹妹沒有錢買米，我自己來的。大哥二哥放心了。

半天里，我說了兩次謊。我知道自己怯懦、猶豫，可是對一個半大的孩子，你們能要求什麼呢？

我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體校找到復旦大學去了，學校的人問二哥，你知道嗎？他說不知道。問的人就說，你弟弟說了，他跟你講過了。

二哥懵了，他是個老實人，就承認了。為此他遭了不少難，可是在以後的日子中，他和我見了幾次面，卻從沒有提過這事。但我一直為此內疚。

我也沒有逃脫。體校的造反派到我的中學去了，把我要求補發工資，說成是替資產階級翻案。學校就勒令我參加未改造好子女的學習班，每天關在學校里學習、跑步，接受思想改造。

我在操場上一圈圈跑，同學們鄙視的眼光像箭一樣射向我，我低下了頭，嫩稚的心在流血。慢慢的，我想開了，我是翻案嗎？我是要活下去，我自己要活，我的兩個哥哥，我的弟弟姐妹要活，我只是求他們補發工資買米，我沒有錯，要活下去有什麼錯？隨你扣什麼帽子！

這樣想，我的頭就抬起來了……

（五）

第二次抄家發生在夏天，我剛好在農村勞動，只帶了短褲短袖衣服。所以那年到了冬天，我都沒有衣服穿。二哥也不記我過，從大學裡拿回來一件毛衣給我，這事我一直記著。１９６９年我下鄉去黑龍江，中學同學韓國偉買了一雙回力球鞋送給我，在那年代，回力鞋絕對是一個奢侈品，整整花了他９元錢，而韓國偉當時學徒剛滿師，工資是12元。

毀滅性抄家給了我致命打擊，一度讓我痛苦、恐懼，我像一條受傷的狗崽子，躲在角落自舔傷口，但卻沒有使我沉淪。我學得堅強起來，韌勁十足。經受了這次打擊，以後再有什麼困難，再多的錢財損失，也都不當事了。我想，我曾經吃飯沒有菜，只能在飯上倒點醬油，有時連醬油都吃光了，只得吃白飯。過冬天時連絨線褲都沒有，只穿著單褲，凍得索索發抖。眼下這點事算什麼。

當時，好些事我都想不通，最想不通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義革命時期一再講，民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同盟軍，為什麼，19 49年後就成了革命的對象了呢？這個彎子是怎麼轉過來的，說變就變，說轉就能轉嗎？政治的邏輯在哪裡？說過的話不算數了？

我非常難受，像有一根針在刺我的心，身子蜷縮起來，使勁想這個問題。似乎想明白了，又像沒有明白。後來我知道，我家絕不是最倒霉的，地主比資本家要倒霉得多多，資本家還有贖買一說，文革前還過著相對優裕的生活。如果我出身在地主家庭，那就暗無天日了。

沒多久，複課鬧革命了，一群幹部子弟闖進教室，抄起皮帶抽我，嘴裡喊著，狗崽子還想造反，打死他！

我一點不畏懼。我知道，他們打我，是因為我沒有低下頭，還在學校里神氣活現，像個人的樣子，一點不像狗。那時，我還和同學組織戰鬥隊，晚上去貼字報，刷大標語，工人家庭出身的同學都沒有我熱情高。

我知道，他們認為狗崽子就應該有狗崽子的樣子，夾起尾巴，見了他們就躲。我知道這沒有可能。我想，我的家都毀滅了，都經歷了，還有什麼好怕的？還有什麼不能承受的？

在北大荒時，我發現一個問題，至少一半上海知青的家裡都有問題，或多或少，資本家兒子；反動學術權威子女；國民黨軍官的遺腹子；黑幫女兒；49年時參加潛伏隊；媽媽是舞女；老爸曾經想偷渡香港（請注意，僅僅是想）；困難時期偷過蹄胖。所以，許多上海青年都抬不起頭，說話都不理直氣壯。而天津青年要比我們好，他們的檔案里寫得少，天津寫檔案的人要比我們仁義。我一直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難道寫檔案的人看我們整天垂頭喪氣，他就興高采烈了？

可是，我不那樣，經歷過毀滅性抄家，我不怕了，有精神氣了，極少垂頭喪氣。遇上事情我的點子也多，大家都聽我的，成了知青的主心骨。

幹活很苦，我也不怕，往脫穀機里喂穀子的時候，我總是站在第一個，吃的灰最多，戴的風鏡被遮得密不透光，我也不當事。我想我是被毀滅性抄過家的，還有什麼好怕的，還有什麼苦不能吃的！

我那時的理想就是當農場的勞動模範，戴大紅花。

我還想，苦難是無法避免的，就看你怎麼對待它。如果從今往後，我因此消沉了，頹唐了，沮喪了，不就對不起毀滅性抄家了？不就讓那些人要置我們於死地的人得逞了？

所以我在農場十年，始終不抽煙，剛來時，大宿舍是南北大炕，睡四十多人，每人一支煙，抽得煙霧騰騰，就像澡堂里的水霧。可我從來沒有主動抽過一口。我想毀滅性抄家都經受了，這點毅力沒有嗎？那時，我在炕上放一個小箱子，常年趴在上面，學習寫作，寫毛筆字。我想，沒有什麼可怕的，只有憤發自強一條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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