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一點：談談《我的前半生》及其他

談談《我的前半生》，並推薦一本小說，Two Serious Ladies。

嚴肅一點：談談《我的前半生》及其他文 湯熱海

1、談談月亮

在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有一位「亦舒女郎」。這是思特里克蘭德太太，在小說里是毛姆以畫家高更為模板寫出的主人公，為追求藝術而不肯再在英國當股票經紀人、過舒舒服服的「令人尊敬幸福美滿事業有成」的體面中年生活的思特里克蘭德的妻子。

第十章里，思特里克蘭德太太把故事的敘述者找到自己家裡去，請他代自己去找思特里克蘭德。思特里克蘭德消失了，人不見了，給她留下一封短簡，「我已經下定決心，要和你分開，過自己的生活。明天早上我就去巴黎......不會再回來。」

她不能想像一個男人拋妻棄子，除了是迷上了別的女人外，還能有什麼原因。那麼，就托敘述者，這位年輕人，去和丈夫好好談談。迷戀總是短暫的。

這章是這樣開頭的，「她穿著一身黑衣服，樸素得近乎嚴肅，使人想到她遭遇的不幸。儘管她悲痛的感情是真實的，卻沒忘記使自己的衣著合乎她腦子裡的禮規叫她扮演的角色。我當時不諳世故，感到非常吃驚。」 （傅惟慈譯文）

原文是這樣的：明天早上我就去巴黎......I was innocently astonished that notwithstanding a real emotion she was able to dress the part she had to play according to her notions of seemliness. ——即便有著真實的感情，在這個夜晚，她還是按照自己對禮節的定義，扮演品味高雅、舉止得體的社會角色。我記得年少時讀到這章時的模模糊糊的震驚，你很難再覺得品味風度、餐桌禮儀是必須要追求或者值得追求的好東西，很難再願意在家人要求下去學跳舞。我在這章學會了seemliness這個詞，學會它巨大的壓力和貧乏的想像力，而毛姆在使用時給它以諷刺性與無奈感。它源出seem，這樣的自我始終注視著自己在旁人眼球中的反射，這樣的人生遵守和強調「規矩」「舉止」「得體」，是要保守和追求社會位置。舒適是在旁人眼中顯得舒適，是自身與社會位置與社會角色合宜的舒適。而在好的位置，過正確的生活，並令旁人可以看到，並且旁人正確地能看出它果然是好，便是幸福了。時興一兒一女，就一兒一女，時興馬拉松，就馬拉松，時興職業勤奮就勤奮，而如果時興拋棄職業去環球旅行，也就去環球旅行。

我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她正陷入沉思里。但是她馬上就把頭抬起來看著我，嘆了一口氣，笑了一下。

「這麼突如其來，」她說，「我們結婚十六年了，我做夢也沒想到查理斯是這樣一個人，會迷上了什麼人。我們相處得一直很好。當然了，我有許多興趣愛好與他不同。」

「你發現沒發現是什麼人，」——我不知道該怎樣措詞——「那人是誰，同他一起走的？」

「沒有。好象誰都不知道。太奇怪了。在一般情況下，男人如果同什麼人有了愛情的事，總會被人看到，出去吃飯啊什麼的。做妻子的總有幾個朋友來把這些事告訴她。我卻沒有接到警告——沒有任何警告。他的信對我好象是晴天霹靂。我還以為他一直生活得很幸福呢。」

她開始哭起來，可憐的女人，我很替她難過。但是沒有過一會兒她又逐漸平靜下來。

「不該讓人家拿我當笑話看，」她擦了擦眼睛說，「唯一要做的事是從速決定到底該怎麼辦。」

思特里克蘭德夫人擅長教育子女，總是善解人意，愛好高雅，能交往文化人士，開展舒適有趣的談話，文化和派對一樣是生活里重要的裝飾。她受了足夠的教育，能剋制感情，在最激動時分也守住體面，受過這種充分教育的自我已經無需再刻意壓抑情緒了，內逐漸符合了外，沉入自身的痛苦時她會即刻便想起他人的存在，溫和地笑出來。生活與自我，總是他人存在下、他人眼睛中的生活與自我。這樣的生活是順從的，它認可社會秩序，它的想像力和和邏輯在看待命運悲劇時會責備另一個婦女勾魂或者丈夫不忠或者一場意外疾病的來臨，而社會中的不平等、不同工同酬、人缺乏保護、保守與不公，那些就像藝術理想一樣不存在，或不重要。

毛姆《月亮與六便士》。

2、談談夢

雖然毛姆在一戰甫結束時出版了《月亮和六便士》，而要到二戰結束後亦舒才會在上海出生，再在「兩種主義」對抗的新國際局勢下搬到香港。不過亦舒作品中人生的範本、資本主義社會中優雅強大女郎的模板，也就是思特里克蘭德太太這樣。在小說中，與丈夫離婚後的思特里克蘭德太太，確然也獲得了經濟獨立，找到了謀生方式，社會階層沒有下降，復又過上了與她的前半生類似的那種體面、優雅、舒適的生活。

要到九十年代，亦舒的都市言情小說才與描寫城市生活與職業人群生活方式的香港影視劇一起，風行大陸。這是南巡春風之後生活方式幻想的一部分，在政府推動中國向消費社會轉型、拉動內需、讓中國不僅要當「世界工廠」而且要當「世界商場」後，這成為人們眼前似乎觸手可及的夢。

1991年的大陸自製電視劇《外來妹》還在檢討外資進入中國後的人口流動情況、年輕女工離開家鄉進入工廠勞動後面臨的新形式的壓迫與痛苦、她們的情感和追求和寂寞，不過很快，在先富能充分及時地帶動後富的幻夢之下，在權力關係複製之後，新興中產階級開始更關注《外來妹》的另一面——她們僱傭者的體面生活，關心田教授家而不是二十八個保姆，不僅期待，而且相信，而且追求讓大陸和香港影視劇中光鮮亮麗的那一部分相同，和城市中產階級、職業群體、豪富階層生活方式相同，雖然這需要用力的、習慣性的忽視那些結構性的難度，忽視身邊做工的人。一部分人在勞動中得到尊嚴和財產，另一部分人勞動著，日夜勞作，報酬低微，勞動在腕骨和肺部刻下病的痕迹，並將很快拉響警報。

人們想要體面，並想要永遠維持體面，接受資本主義世界的文明觀，包括它的虛偽和殘忍，它的近視與盲區。

缺乏法制保護的人，怎麼能「姿態好看」呢？總要等到你自己也缺乏保護時，才不會再去歧視那些底層的野心家、手指關節粗大的勞動婦女、不禮貌的小販吧。姿態好看是一種高高揚起下巴的姿態。而這個關於姿態的夢在今天的中國流行的原因，其背後的新自由主義女權主義意識形態，「正午故事」的同事，來自界面文化的文章《「亦舒女郎」該被奉為這個時代的女性典範嗎？》（張之琪）寫得很好。

而那種體面生活在中國又多麼脆弱，多麼缺乏保護。體面的人是焦慮地維持舒適的人，硬要把幻夢暫時做下去。幻夢中的人，恐怕要到全職家庭主婦遭遇離婚而無法分到財產和得到子女撫養權，到家庭遭遇變故而得不到工傷或事故賠償，到法庭上，或者到發現很多事並無法到達法庭時，才會意識到，不僅只有成功者才是那些言情小說和影視劇關注的對象，而且，連他們的迷人城市生活與職業人群生活方式那小小的有限的部分，也是由香港法治社會保障的。沒有法治就什麼都沒有，迷人體面只是短暫的朝不保夕的夢，是在由高牆限制的小塊飛地里做的夢，是一封寄給自己的信，「致孤獨者」。

亦舒原著《我的前半生》。

3、談談感情

假如不作社會批判——實際上不能作真正的關於社會的社會批判，只能批判一部分無害的、本身也脆弱的人，不是嗎？——我也想再談談「姿態好看」的問題，和有過婚姻，有過感情的女性，和可能有婚姻，可能有感情的人。

即使從自我感受來講，我也覺得追求或者習慣姿態好看是人生很大的束縛。人會壓抑，吃苦。一直控制情緒是難受的，崩潰和不再講分寸感的親密讓人嚮往，而若能夠豁出去——像思特里克蘭德那樣，不像思特里克蘭德太太那樣，就更好了。在電影Gone Girl中，曾經被塑造為天才少女、擁有理想職業和美滿家庭的女主角終於遇到了婚姻問題，而婚姻問題實際是美國經濟危機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經濟危機能把人打回原形（在政府會決計控制經濟危機，不令它發生，即使代價是社會危機和長期的經濟衰退的地方，在政府往人們的血管中注入成功學和樂觀主義以使人民的信心與政府關於崛起的意識形態相符的地方，人們倒很少作被打回原形的準備。）女主角曾經的「美好生活」破滅了，她展現出她的脆弱、殘忍、與強韌。逃家後，她放棄講究姿態、不再在乎他人的看法、不在乎秩序，在疲累和失敗之中，用手拿著比薩餅坐在路邊大口嚼，什麼都沒有了，但也很自由。

當然這不是什麼理想狀態，如果你看過電影，就知道在叢林社會中她將立刻再次失望，身體搏殺中她會落敗，被比她強壯的人搶劫、強暴，那是她甘願回歸「美好生活」，再次成為生活中的好演員，還僱傭丈夫作自己劇團不可或缺的名角的原因。但即便如此，人意識到自己可以放棄的那一刻，也照樣很自由。

對《我的前半生》中妻子，子君的儀態、性格，對她的崩潰和失態，坊間有很多批評。我猜想很多人可能真的沒有遇到過婚姻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對自我價值的質疑，對秩序感的拷問，也就是存在意義上的懷疑。那是會令人崩潰的。不僅是質疑體面究竟還有什麼意義，而且體面就是鎖鏈本身，體面和家庭的表面一樣虛偽。

在這種背叛之下，仍舊追求體面和姿態，或許來自於對尊嚴感的追求，或許來自於一種在崩潰中要令生活延續下去的決心，或許姿態是證明自己還可以行走、還正常的一種勇氣，而批評者或許也有一種「我千萬不要失去自我，那麼在乎一個人或者被家庭吞噬，以致於那樣難堪」的焦慮。

不過，在這種背叛之下，人不大可能還真正認可體面自身內在的價值。人當然想要戳穿和放棄對體面的追求，因為背叛自己的人恰恰就是始終維持著體面，欺騙是體面的一部分，是抹平牆壁上裂縫的塗料，而被背叛的人並不知道那些裂縫的存在。而對於體面的追求，讓心碎者不得不認可背叛和分手。在古代，人體面地納妾，在現代，人體面地分手。心碎成為自己的代價，婚姻可以體面地破碎，不肯分手反而是不體面的，是不強大，是糾纏，是姿態難看，不大像「新女性」。一個女性已經非常痛苦了，如果是真實的痛苦，遇到了人生里最大的危機，還要她講究儀態，不坍架子，必須體面好看地接受背叛，社會的壓力也真的太大了。

亦舒的局限，不僅在於其資產階級性，而且在於她對感情的理解，也就是她對子君「後半生」的描摹。好的言情小說作家應該懂感情。如果這樣的婚姻危機沒有讓人懷疑作為社會制度單位的家庭的價值、懷疑整套秩序本身的價值，那也不是真正的危機。人又是要回到原有的生活里，一路好看地重建好看的生活。在小說中女主角意識到自己輸給粗野的生命活力，這種對資本主義文明的認識是對的，是有意思的，只可惜後面又回去了，又去肯定文明的價值。

背叛令人喪失意義感。對於接下來要追求怎樣的人生，會很困惑的。如果人有求真的意志和心靈習慣，就更痛苦。在那樣的經歷之後，人會懷疑「姿態」本身，會想要求真，會有好奇心。人會想要拋棄生活，會懷疑「儀錶」和禮貌，會想要擊穿姿態。人會想要拋掉一切重新開始某種完全不一樣的生活，辛苦未知，新的地點，新的時間感，寂寞和危險，對衰老和孤獨一人死去的恐懼，到陌生人、到並不信任的人、到或許排斥的人中間去，很難再信任什麼人。你可能會發現熟悉的城市變了樣子，曾經認識的人忙著其他事。但即便如此也要開始新的生活。你沒有其他選擇。對勇氣忠誠是你的守土有責。

你沒法想要重塑原來那一種生活，只為它更換一位男性角色。你會對姿態，對「樣子」產生徹底懷疑，你沒法再覺得開司米有什麼內在價值，或者由開司米裝飾的身體有什麼內在價值：美貌和姿態同樣依賴於他人的眼睛，它也是種「樣子」，即便是有內容的樣子。

倘若經歷的是真正的背叛，那麼在轉折前後的根本變化是，人有了真實的痛苦，具備了真正的情緒能力，不再可以像小說中子君在甫出場時那樣不僅安閑單純，而且以單純為佳。在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說《戀情的終結》中，女主角轉變的本質在於，她在戀情、探索、危機中逐漸獲得了心靈的深度。安閑單純從來也不是優點或者值得追求的生活，那是缺乏深度的。

在這裡想推薦一本小說，Jane Bowles的《兩位嚴肅的女士》（Two Serious Ladies）。它的情節粗看相當有刺激性，完全是言情小說的反面：兩位上層階級婦女克里斯蒂娜和弗麗達都告別了原本的「受人尊敬」的體面生活。弗麗達離開美國，離開丈夫和雞尾酒，去了巴拿馬，和年輕的妓女在一起，相愛，和瘋子與貧民窟與熱帶的潮濕在一起。我不應該概括它，這種刺激性聽起來有點像情節劇，但它完全不是情節劇，她們不是去嘗試過苦日子，而是真的打碎了自己，被侮辱，被損害。那些探索不是為了重建那已經令人懷疑的秩序，再次去得到一種不僅自己喪失過、而且自己已經懷疑其內在價值以及可能性的一般的所謂「好生活」——怎麼可能還追求那些呢？不可能的。因為你不是遇到了一個壞人，作了一個錯選擇，而是你意識到那種生活本身是虛偽的，不再值得過的，痛苦令你意識到這一點，你厭棄這個世界運轉的秩序以及和manners相關的一切，你想要真正的經驗，即使那是痛苦和疾病和新的背叛。你不再認可家庭的價值，不再需要附著於家庭這種制度性的社會單位才能存在。女主角不是讓後半生去以新形式去複製前半生，而是放棄前半生曾經承認曾經服從或者內心質疑但沒有勇氣在生活中挑戰的那些價值，走異路逃異地，去見識別樣的人們，放棄身體，和污穢和新鮮在一起，無論如何。

這兩位婦女確實是兩位嚴肅的婦女。我想我們得認可生活的嚴肅性，承認痛苦和無知。想一想自己的追求，或者想想自己的無所追求，不是做一枚冰冰涼，軟塌塌的海膽。

所謂姿態好看，就是追求「看起來好」，自己的一切都反射在其他人的眼中。對姿態好看的追求太資本主義了。而它在今日中國的流行，從本質上講是等級觀念的流行，好看的無論怎樣都贏不好看的，粗俗的，它是但願關於教養和自我控制的知識能夠得勝的文明觀，一種希望教養贏金錢的希冀。但神和生命的盡頭面前這些都不重要。真的，姿態好看太不重要了，就像這套秩序和它欽定的幸福觀不重要，如果能放下包括自我控制在內的一切去追求什麼，不計後果，才好。到最後最重要的是真實的向上的生命力，是讓自我和感受能生長出來，無論好看還是粗野。在那之後才有創造與貢獻。

電視劇《我的前半生》。

4、談談自由

最近我深深愛上了李銀河老師。那天看到微博上一個人評價李銀河，「一往無前的innocence」。大概就是這樣吧，正直的心需要勇敢、關切，不是那種子君式的由資本和隔離、由財產和無知保證的安閑單純。堂堂正正，勇敢，大聲，這比開司米有意思太多了。

那些對姿態的追求就像「富養女兒」的價值觀一樣庸俗無聊。資本主義下的人以為資本是唯一的動力，樣子就是一切。可是，「notions of seemliness」不是應該挑戰的嗎，那不是出於對他人的關切和相互尊重而有的禮儀，而是消滅人，是要順從社會秩序的決心。那難道不是封建的或是資本主義的教化嗎，不是壓抑人的情感的嗎？過去一百年都發生了些什麼呀。

日常生活之美，我始終不能體會。一瞬的美感是有的，但那恰恰是因為它會流逝，你帶著溫存去到真正的生活里。好生活，是更好的，更有意思的，更有意義的生活。自由不在於小家庭那不穩定又受歷史局限的幸福之中，只不過我們此刻在這裡生活的事實是，人不得不結婚、生育、陪伴，捆綁在一起，以家庭或者類似家庭的形式生活，因為公共服務機構和社區不給人一點安全感，並不能保護你。只有利益攸關的他人的共同生活能讓你打開房門接外賣。

但我仍舊覺得靈魂要自由。誰沒有去過深淵裡呢？誰不會受到背叛呢？愛是自由的，相愛不是。人生是會有意外的。在最美滿的毫無背叛的婚姻里，對方也可能會抑鬱，可能會有車禍疾病與火災，你可能因為各種原因失去一個人，你或許可以像預防火災一樣預防背叛，但你也只能做那麼多。對方也可能會對新的生活感到正當的興趣，而且你可能也會。

而如果不幸和背叛能讓自己對他人的生活有好奇心，不再只是沉醉於自己不錯的生活形式中，能讓自己對他人的存在有了感知，對世界有興趣，對自我對秩序有懷疑，能讓自己把生活作為客體去審視，去愛它，有了更多的勇氣、熱情、生命力、好奇心、愛，也就是有意義的了吧。

Two Serious Ladies, by Jane Bowles.

Jane Bowles, 美國劇作家、小說家。1917年生於紐約，後長期生活在格林威治村。1938年與作曲家Paul Bowles結婚，與他一同遷到中美洲和摩洛哥生活。她是長期的雙性戀者。1943年她出版了小說《兩位嚴肅的女士》（Two Serious Ladies） 。她也寫劇本和短篇小說，1973年因病早逝於義大利。詩人約翰·阿什貝利、劇作家田納西·威廉姆斯，小說家杜魯門·卡波蒂等都是她作品的擁戴者。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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