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紅二十軍為何兵變反對毛澤東

來源 / 環球網，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2年第3期 作者：羅平漢 原題為：《1930：「富田事變」的前前後後》。

1931年11月，中共蘇區中央局成員合影。左起：顧作霖、任弼時、朱 德、鄧 發、項 英、毛澤東、王稼祥

江西吉安市青原區的東固鄉和富田鎮，如今在江西是兩個極普通的鄉鎮，然而，對中國革命史稍有了解的人，對這兩個地名一定不會陌生。前者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創建的較早的農村革命根據地之一，毛澤東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說「朱德毛澤東式、方誌敏式、李文林式」紅色割據中的「李文林式」，指的就是李文林等創建的東固根據地；後者則曾是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這裡發生了由肅反所謂「AB團」而誘發的富田事變，而富田事變又引發了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

逼供之下，「肅」出大批AB團分子

富田事變發生已80多年了。從已有的研究文章可知，事變是由蘇區肅AB團亂捕亂殺引發的。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1926年12月段錫朋、程天放等人在蔣介石、陳果夫的支持下，於江西南昌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1927年初，AB團將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排擠出了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控制了省黨部的大權，並成立了江西省政府。1927年4月2日，中共與國民黨左派聯合發動「四二暴動」，組織群眾圍攻AB團分子控制的國民黨省黨部，AB團骨幹分子除少數逃脫外大部被抓，AB團作為一個組織亦不復存在。

贛西南蘇區肅AB團起始於1930年5月。據有關學者研究，其實在贛西南乃至整個中央蘇區，根本沒有什麼AB團存在，在蘇區肅AB團當然也就是全盤皆錯。可當時贛西南蘇區的中共組織已產生一種印象：AB團不只是在國民黨統治區與改組派爭權奪利，而是已滲入根據地內部，滲入共產黨的組織之中，在內部肅清AB團分子勢在必行。

反AB團很快反出了「效果」。1930年7月22日，劉作撫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吉安西區AB團有二千餘人，自首的有七八百人。」至於其中有多少人被當作AB團領袖而殺掉，報告中沒有提及，但在那個白色恐怖之後繼之以赤色恐慌的年代，被殺者估計不少。

吉安等地大量的所謂AB團被破獲，非但未使人們產生反AB團鬥爭已經取得勝利的喜悅，反而使贛西南中共組織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1930年9月24日，中共贛西南特委發出《緊急通告第二十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將贛西南肅AB團的運動推向高潮。這個《緊急通告》介紹了AB團的產生經過和內部的組織情形，說它的組織嚴密，全國有總團部，以下是各省團部……加入AB團時要填志願書，吃血酒，宣讀誓詞，頗有點江湖黑社會發展會眾的味道。

《緊急通告》中講到這樣一件事情：「團特委發行科朱家誥，因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時常與AB團通書信，引起許多同志發生懷疑，同時因萬安縣委破獲，AB團供告朱是團員，寫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在初堅決不肯承認，我們採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由此可見，當時根據地的肅反之所以犯擴大化的錯誤，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預設了一個組織嚴密、危害嚴重、人數龐大而深藏內部的假想敵，為了肅清這個假想敵不惜對懷疑對象嚴刑逼供，隨後又依據口供抓人捕人，於是內部肅反越肅越多。事後才發現所謂潛伏之敵，竟是子虛烏有，而錯殺之同志已無法死而復生。

由於使用逼供信，贛西南果然又肅出了一大批的所謂AB團分子。這年10月，贛西南特委在關於政權問題的報告中說：「此次破獲AB團，贛西南政府副科長……殺了六人。嫌疑犯六七人。全部人員佔了四分之一……」據同月召開的中共贛西南特委會議的記錄所載：「黨過去殺一千多AB團」。贛西南特委同時也承認，這些被殺的AB團分子，「內中一定含有許多可以教育過來。這也是工作中值得注意的」。

可是，這個本「值得注意的」問題，中共贛西南特委並沒有真正注意。10月上旬，中共贛西南特委、青年團贛西南特委和工會組織在吉安城合併，成立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以李文林為行委書記，常委有李文林、曾山、陳正人、段良弼、叢允中等人。11月30日，江西省行委印發第九號《通告》，「指示各地一面積極地進行肅清AB團、改組派、第三黨等反革命，一面把動搖有反水可能的富農分子通通捉起作抵，以免將來有反水帶白軍騷擾的事情發生」。

出乎意料的是，在隨後不久發生的富田事變中，肅AB團甚是積極的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也被當作AB團分子而遭整肅。

李文林指責毛澤東，前委與特委產生分歧

1930年12月發生的富田事變，是在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被當作AB團疑犯扣押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前往富田，將省行委常委段良弼、秘書長李白芳等作為AB團分子加以抓捕而引發的。而李文林、段良弼等人之所以被認定是AB團分子，又與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包括此前的紅四軍前委）與中共贛西南特委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產生意見分歧有直接關聯。

1930年2月6日至9日，紅四軍前委和紅五、六軍軍委及贛西特委在吉安縣陂頭村召開聯席會議，史稱二七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擴大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和地方武裝，深入土地革命。會議批評了贛西南地區遲遲不分配土地、不廢除債務和按勞動力與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錯誤，肯定了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辦法。會上通過的《土地法》明確規定，「分田以抽多補少為原則」，「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為了實行統一領導，會議組成了紅四、紅五、紅六軍和中共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組織的共同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曾山等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會議還決定將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合併為贛西南特委，以劉士奇為臨時負責人。

二七會議對於推動贛西南土地革命的深入發展及鞏固根據地起了重要作用，但這次會議對於後來中央蘇區的肅反擴大化也產生了某些消極影響。在這次會議上，紅四軍前委作出越權決定，開除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即張懷萬）的黨籍，請求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前委認為，江漢波「犯了嚴重取消主義的錯誤」，其主要理由，一是「在土地問題上反對群眾熱望的沒收一切土地平分，不知道爭取群眾是當前任務。二是他反對取消為攻打吉安而設的紅軍總司令部，反對成立紅六軍……」會議還作出決定，將原贛西地方武裝的主要領導人郭士俊、羅萬、劉秀啟、郭象賢四人，作為「四大黨官」予以槍斃。贛西南黨內鬥爭亂打亂殺的先例由此開啟。

1930年5月，李文林作為贛西南蘇區的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蘇代會。此時中共中央的工作實際由李立三主持。李文林接受了李立三左傾冒險思想和城市中心論的主張。8月上旬，中共贛西南特委在吉安縣的富田召開第二次全體會議（簡稱二全會議），李文林在會上對毛澤東的主張提出批評，指責毛主張波浪式發展根據地是「保守割據觀念」和「農民意識」，說他發展地方武裝的政策是「武裝不集中」，而將重點放在建立和鞏固農村根據地是「取消城市工作」。不但如此，這次會議還將受毛澤東支持的劉士奇作為重點打擊對象，指責劉有「農民意識」、「保守割據觀念」，有人甚至辱罵劉士奇是毛澤東的「走狗」。為了避免矛盾激化，劉士奇中途退出會場，但李文林、段良弼等人認為他是有意對抗，竟撤銷了他的贛西南特委書記之職，並且開除其黨籍，交中共中央批准。

實際上，二全會議一方面積極貫徹李立三的冒險主義方針，另一方面又在貫徹中央精神的名義下否定毛的主張，並打擊了受毛澤東支持的劉士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1930年6月，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一軍團，毛澤東任政治委員兼前委書記，8月下旬，紅一軍團與紅三軍團合編為紅軍第一方面軍，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兼總前委書記——作者注）及毛澤東與李文林之間的矛盾。

1930年10月4日，紅一方面軍在贛西南十萬群眾和地方武裝的配合下，一舉攻佔吉安。這時，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二全會議後贛西南黨的組織已不信任。10月14日，毛澤東在吉安給中共中央寫信，彙報攻佔吉安的有關情況，在談到現狀時說：「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故平分土地也只是『抽多補少』沒有『抽肥補瘦』……肅清富農領導，肅清AB團，贛西南黨非來一番根本改造，決不能挽救這一危機，目前總前委正計劃這一工作，但恐為行動所阻，不能很好地完成，中央須大加註意和幫助。」（毛澤東《給中央的信》1930年10月14日，《江西黨史資料》第六輯）

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贛西南黨組織作出這種判斷者，並不只是毛澤東一人。10月19日，總前委委員、總政治部主任周以栗在一封信中說：「關於土地問題，我此行所見及感覺許多地方，發生嚴重的富農路線機會主義，使革命工作發生嚴重的危機」。

毛澤東對李文林等人的不滿，還與李堅持打大城市，又不贊成以東固、富田作為打破國民黨軍第一次「圍剿」的預設戰場有關。在羅坊會議上，毛澤東根據敵情變化，強調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去冒險攻打南昌，必須採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李文林等人認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並說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是保守主義，把敵人引入根據地，人民要遭到很大的損失……

在富田事變前，由於在若干問題上總前委與贛西南地方黨組織產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使總前委對李文林等贛西南黨的負責人產生不信任，認為他們執行的是一條「富農路線」，而這條「富農路線」之所以存在，就在於內部不純，混入了AB團分子。1931年4月29日鄧小平在《七軍工作報告》中曾這樣說：「過去總前委與省行委向來有衝突，如對軍閥混戰的分析，引敵深入的戰術，開除劉士奇等問題，省行委常罵總前委是右傾，總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AB團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發。」（鄧小平《七軍工作報告》1931年4月29日，《黨的文獻》1989年第3期）

亂抓濫捕AB團，引爆富田事變

1930年5月起贛西南地方肅AB團之時，作為根據地和軍隊最高領導機關的紅一軍團前委和隨後成立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此並沒有過問。但地方大張旗鼓地肅AB團，勢必對紅軍產生影響，既然地方打出了那麼多的AB團，人們自然聯想到活動在這個地方的紅軍隊伍中，也一定會滲入AB團分子。因此，紅一方面軍集中到黃陂、小布後，總前委一面進行反「圍剿」動員，一面動員肅反、反AB團，史稱黃陂肅反。

對於黃陂肅反的情況迄今為止未見有專題著述，只有在一些老幹部的回憶中有零星記載。由於反「圍剿」軍情緊急，這次紅一方面軍中的反AB團時間並不長，但「敵人在我們軍隊里安的AB團暴動，都被我們打的精光。殺了幾十個總團，總共打了四千個AB團」。（《八大勝利的條件》1930年12月2日，《江西黨史資料》第十七輯）

在紅一方面軍黃陂肅反之時，「紅軍中AB團要犯劉天岳、曾昭汗（漢）以及龍超清、梁鼎元、汪克寬、周赤等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伯（白）芳、謝汗（漢）昌等為其首要」。其中段良弼曾任青年團贛西南特委書記，時為江西省行委常委。12月3日，紅一方面軍總前委致信江西省行委說：「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連代表總前委及工農革命委員會幫助省委省蘇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總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轉引自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李韶九攜帶這封信，並帶著紅十二軍一個連出發了。12月7日下午，李韶九來到富田，立即將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金萬邦等8人全部捆綁關押，隨即嚴刑審訊。在李韶九的酷刑之下，段良弼和李白芳被迫承認自己是AB團，「並招出他們所認識的一些重要人物」。李韶九又根據段良弼和李白芳的口供，於第二天又從省蘇維埃政府等組織內抓了10個人，並施以同樣的酷刑逼其承認是AB團。李白芳、馬銘和周冕的妻子也同時被捕，而且還被剝光衣服毒打。

從12月7日至12日，嚴刑逼供之下，共「破獲」AB團120多名。12月9日，李韶九動身前往東固，去抓捕駐紮在那裡的紅二十軍中的AB團。動身前，槍殺了25人，有的是臨時抓來未加審問即被槍殺。

李韶九在富田刑審謝漢昌時，謝胡亂招出紅二十軍第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是AB團首領。李到東固後立即在紅二十軍抓AB團，並讓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通知時在興國泰和邊境偵察地形的劉敵迅速返回東固。11日，劉回到東固。李韶九見到劉敵後，有了以下的對話：

李韶九對劉敵說：「劉敵！你很危險嘚？」

劉問：「我什麼危險？」

李說：「哼，很多人供了你咧！」

劉問：「供什麼？」

李答：「AB團哪。」

劉笑著說：「你看咧，我像不像一個AB團？」

李說：「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現在有人供你呀！」

劉問李：「你相信不相信AB團有亂咬共產黨員的陰謀？」

李說：「那也不會，為什麼單報你呢？」

劉敵覺得，如果不承認是AB就會受酷刑，於是便說：「AB團要亂咬也是沒有辦法，只要求黨放理智點去詳細考查，死是不要緊，刑法是受不得的。」

李假意地說：「絕對不會，這絕不是簡單的AB團的問題，完全是政治問題，只要承認錯誤接受教育，絕不是殺和打的問題。」

李韶九與劉敵都是湖南人，而且都在江西紅二團工作過。於是，劉用湖南話對李說：「我是你的舊部，我的政治水平很低。我一定遵循你的政治指示，承認錯誤。我確信毛澤東不是AB團的人，你和軍長也不是。走遍天涯海角，我都要跟隨你們三位。我自己算得了什麼！」聽劉這麼一說，李韶九的態度也就發生了變化，叫劉不要驚慌，還對劉說，我原本相信你不會走到這條路上去，定是他們陷害你的……

談話結束後，李韶九派人將劉敵送回第一七四團一營營部。回來之後，劉敵與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召開秘密會議，認為李韶九來肅AB團是一個大陰謀，決定寫信讓他來開會，趁機將其扣留，逼其講出陰謀。張興聽說李文林、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曾當時在家中養病）和王懷都被懷疑為AB團，乃前往軍部質問李韶九，結果一去即被扣押。劉敵聞之，即率第一營將軍部包圍，將軍長劉鐵超捆起，釋放了被李韶九帶來東固的謝漢昌等所謂AB團分子，李韶九聞風而逃。

當天晚上，劉敵與謝漢昌又率部趕到富田，包圍江西省行委，收繳了看守人員的槍械，釋放了被關押的近百名所謂AB團犯人。古柏、曾碧漪（古柏夫人）、彭儒（陳正人夫人）聞訊連夜從富田逃往興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也從機關逃出，躲在附近沙村的一個農民家裡，隨後前往寧都的黃陂。這就是史上著名的富田事變。

事變發生的當晚，劉敵、謝漢昌及被釋放出來的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召開緊急會議，認定這次李韶九等人抓AB團有陰謀，並提出了「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即朱德、彭德懷、黃公略）的口號，決定成立新的省行委，暫由段良弼負責，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等人。

13日，事變領導人率紅二十軍從富田前往河西的永陽鎮，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15日，事變領導人召開自行成立的江西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議，作出了「知情估量與軍事行動」、「徹底肅清AB團」、「處置毛澤東、曾山、陳正人、李韶九、劉鐵超等人問題」、「派人去中央彙報」、「派人去總前委」等決議。會後，派叢允中（原江西省行委員常委兼組織部長）同被誤抓（隨後釋放）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先到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彙報，然後前往上海與段良弼一起向中共中央彙報。

12月20日，事變領導人以「中共江西省行委」的名義，致信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主要內容和動機是攻擊毛澤東，蓄意挑撥離間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與毛澤東的關係，煽動朱、彭、黃、滕反對毛澤東」。（余伯流、凌步機《中央蘇區史》）這封信中還附有一封由叢允中假造的毛澤東寫給古柏的信。叢平時學毛體字，學得還比較像。假信中說：「據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並行，並於捕殺後，即從我們的布置出擊，你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可拷問段、李、王等中堅幹部時，須特別勒令招出朱、黃、滕、彭系紅軍中AB團主犯，並已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陳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信上說的段、李、王分別是指段良弼、李文林和王懷，曾、李、陳則指曾山、李韶九和陳正人。

事變領導人原本讓叢允中將信送到寧都黃陂，但叢中途把信給了一個叫謝鵬飛的人，謝到了紅三軍團駐地寧都東山壩後，怕被人發覺，將信交給了紅三軍團前委秘書長周高潮後便匆匆走了。彭德懷很快就識破了信是偽造的，因為假信署日期用的是阿拉伯數字，而毛澤東寫信年月日用的都是漢字。彭立即意識這封信「目的在分裂一、三軍團，拉三軍團擁護省行動委員會」，「這是分裂紅軍、分裂黨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在同滕代遠、袁國平等人商量後，彭德懷立即寫了一篇《紅三軍團宣言》，大意是「打倒毛澤東，擁護朱彭黃」的口號，是敵人分裂紅軍的陰謀。紅一、三軍團要團結一致，擁護毛澤東，擁護總前委的領導。隨後，彭德懷派一個班將宣言和假信送到黃陂總前委處。第二天，彭德懷又親自請毛澤東來紅三軍團並在幹部會議上講話。

正如蕭克後來所說的：「為什麼發生富田事變，主要原因就是亂打亂殺AB團，引起矛盾激化……甚至人人自危，在這種情況下，矛盾一觸即發。」而之所以發生亂打亂殺，與身為紅一方面軍肅反委員會負責人的李韶九刑訊逼供直接關聯。不少著述都講到李的個人品質不好的問題，這固然對富田事變的發生起了一定的催化起用，但李韶九去富田抓捕段良弼等人，並非個人行為，而是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授權，是由於總前委依據所謂已破獲的AB團分子的口供，認定江西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中存在一批AB團要犯。

在富田事變中，劉敵等人採取武力解救被關押人員，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非常之舉；事後事變領導人將紅二十軍帶往河西，也是情有可原；隨後派人向總前委和中共中央彙報情況，說明他們不是叛離黨的領導，事實上到了河西紅二十軍仍在堅持鬥爭。然而，事變領導人在事變發生後採取離間朱德、彭德懷與毛澤東關係之策，尤其是偽造相關信件，雖然意在取得朱、彭等人的同情，但客觀上卻是分裂黨和紅軍的行為，如果彭德懷輕信其言，必將產生比富田事變更嚴重的後果。事實上，事變領導人採取這一策略，產生了適得其反的效果，不但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而且對後來中共中央關於富田事變的定性也產生了直接影響。

富田事變的悲劇在於，當時不論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還是中共贛西南特委，都對AB團問題作了脫離實際的估計，又使用逼供信的手段抓AB團，抓到AB團再用逼供信。如此一來，不但證明AB團確實存在，而且必須加緊肅清，於是繼續抓AB團，結果形成了肅反擴大化——再肅反——再擴大化的惡性循環。

周恩來（中）與項英（左）、葉挺的合影（資料圖）

如何定性：項英的努力失敗了

富田事變發生後，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於富田。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口裡喊的革命，骨子是個內奸。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這是鬥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此前的1930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朱德等人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並讓項英先去中央蘇區。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決定中共蘇區中央局由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吳振鵬、余飛和當地兩人組成，周恩來為書記，在周恩來未去之前由項英代理。中共蘇區中央局成立時，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反「圍剿」已經勝利結束，擺在項英和中央局面前的頭等大事，就是如何處理富田事變。1月16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對富田事變的決議》，將富田事變定性為「完全是反黨的反革命的行動」，決定將事變領導人段良弼、李伯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至於在他們影響之下，和其欺騙的黨員黨是號召他們醒悟過來，回到黨的領導之下……」。還強調「今後肅清AB團取消派等具體方法，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

項英及剛剛成立的蘇區中央局對於富田事變的處理，已為研究者所充分肯定。實際上，這個決議對富田事變本身的定性，與此前總前委的看法並無本質的區別。項英在這個問題上真正值得肯定的，是將富田事變的領導人與一般幹部戰士加以區別，在對事變領導人處以嚴厲的組織處分的同時，希望受「其欺騙的黨員」醒悟過來，回到黨的領導之下，並沒有將參加事變者全部看作AB團分子；同時強調以往在肅AB團「執行中發生許多錯誤」。

隨著對富田事變前因後果的了解，特別是事變領導人和紅二十軍到河西之後，不但沒有投降敵人，而且還將誤捕的易爾士釋放回總前委，又派人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彙報情況，繼續從事對敵鬥爭，打土豪分田地，還準備再次攻打吉安。在這種情況下，項英傾向於以內部矛盾問題來處理富田事變。2月4日，項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名義指出：黨內領導的互相摧殘是國民黨才有的，在共產黨內絕沒有這種事情，是不容許的。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布第十一號《通告》，對富田事變的態度進一步緩和，認為「不能有事實去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

然而，項英用內部問題的方式解決富田事變的計劃還未來得及實現，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作出了富田事變是「反革命事件」的最終定性，結果使已經擴大化的蘇區肅反，非但未能停止下來，反而進一步加劇……

1931年4月後，以反AB團為主要內容的肅反擴大化進一步嚴重，而所謂AB團分子幾乎都是刑訊逼供的產物。1932年5月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在談到肅反工作時說：「所謂硬的方法，通常捆著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每一犯人，至少要用刑一次……總之，犯人不招供，審判的方法，就是用刑來對付。不招供，不停刑。」

用這樣的方式去打AB團，自然使許多人屈打成招，而一旦承認自己是AB團分子，又必須把他所在同一級單位的「反革命組織完全招出……等機關內AB團組織完全供出，如供不出，則續刑追」。如此一來，「犯人不（就）在各機關捉熟人誣供，沒有熟人的，則看見過某機關袖章上人名的，即據以招供」，以至於人們不得不或把袖章上的名字塗去，或者將袖章放在袋子裡面。在讓所謂AB團犯人招供時，一定要提供一定數量的AB團同犯名單，如果招得太少，即認為不忠實，「甚至有開一名單向犯人提問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兩個人供出為AB團，「不論事實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證證明招出的口供忠實與否，即將被供人拘來」。特別是在第三次反「圍剿」戰爭（此次反「圍剿」從1931年7月至9月曆時3個月）最激烈的時候，肅AB團「天天在行動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無時間來審訊，於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AB團供有組織的機關內工作人員站隊點名，詢問，如承認加入AB團的，即允許自首自新，不承認的即認為是AB團堅決分子處以死刑」。處決所謂AB團分子多在夜間進行，「如省保衛處曾於一夜處決六十個保衛隊，興國一夜處決三四十個」，「間有殘酷辦法，剖腹剜心（各縣都有此現象）」。

這一段時間，打殺AB團極其草率，「對消極怠工分子，不採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積極性，不考察他消極的來源，一律認為這些分子都是AB團，有計劃地來搗鬼，如夜間說夢話，不挑禾草，不去開會（勝利縣），因家中有困難，不願意出席全蘇會（興國）等認為是AB團」而被扣，以至於一時間出現了人人自危的局面。由於許多機關團體的幹部被當作AB團分子被肅掉，需要相應補充人員，但對於提拔幹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願意去，原因是到了一個新單位，便有被供為AB團分子的可能。「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所以彼時的黨團員如果沒有上級來人參加，都不敢開會」。「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係」。（《江西蘇區中共省委工作總結報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

誰是我們自己人？

1931年1月7日，周恩來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檢討中央蘇區的肅反工作。會議通過了《蘇區中央局關於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這個文件雖然也肯定「過去反AB團鬥爭是正確的，是絕對必要的，的確給AB團一個致命的打擊，破獲了AB團的重要組織，鞏固了蘇維埃的政權」，但整個決議案的核心內容，是指出反AB團鬥爭的簡單化和擴大化錯誤。

1932年1月2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關於處罰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認為李韶九「在肅反工作中所做的嚴重錯誤，一般的是在黨當時錯誤的領導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擴大，甚至違背上級的決定去獨斷獨行，以致形成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在這之後，中央蘇區肅AB團的工作逐漸進入「停頓狀態」。一部分所謂AB團分子被允許自首，屬於工農出身者自新自首後可以不殺，區鄉政府不能像以前那樣隨意捕人殺人。「此後，雖然還打AB團，也殺了一些著名人物，但沒有1930年到1931年那樣大規模地亂打亂殺了。因為，當時各級領導知道中央及周恩來同志對中央蘇區肅反『簡單化』、『擴大化』作了嚴厲批評，同時建立了司法機關，對於犯人，逮捕、審訊和處決，都要經過一定的手續了」。（《蕭克同志談中央蘇區初期的肅反運動》，中國革命博物館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資料》之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土地革命時期各個革命根據地肅反出現嚴重的擴大化錯誤，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1980年，鄧小平在指導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曾說過這樣的話：「開始打AB團的時候，毛澤東同志也參加了，只是他比別人覺悟早，很快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到延安時候就提出『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在那種緊張的戰爭環境中，內部發現壞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腦子發熱，分析不清，聽到這一個口供就相信了。這樣就難於避免犯錯誤。從客觀上說，環境的確緊張。從主觀上說，當然也有個沒有經驗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依筆者的理解，這裡所說的「沒有經驗」，除了沒有肅反的經驗外，恐怕亦包括對於如何搞革命、如何分清敵我友沒有經驗。

蘇區肅反擴大化，還與當時盛行越「左」越革命的潮流有關。大革命失敗後，因全黨對於右傾錯誤給革命和黨自身造成的危害有切膚之痛，對於國民黨右派利用共產黨的退讓對革命者大開殺戒產生了強烈的階級復仇情緒，因此，全黨在克服右傾錯誤之後未能預防左傾錯誤的產生，而是認為「左」才是真正的革命，並且越「左」革命越堅決徹底。在許多地方，革命暴動之時，均曾提出「殺盡一切土豪劣紳」的口號，而對土豪劣紳又沒有具體的評價標準，誤殺甚至亂殺也就難免發生了。對於AB團，不論中共中央、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還是贛西南特委，無一不認為它是江西最反動的勢力，自然要徹底肅清。所以，當時在要不要肅AB以及在AB團遍及於贛西南各地的認識上，各方並沒有不同之處。

毛澤東曾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說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這無疑是正確的，但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中，似乎還有一點：誰是我們自己人。肅反擴大化就是沒有搞清楚敵我，把大量自己的同志誤當作敵人處置。為什麼連誰是自己人都沒有分辨清楚，一方面如鄧小平所指出的：「環境的確緊張」。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是在指導思想上將革命的敵人設想得過於強大和過於無孔不入，並且將本不應當作主要敵人看待的可爭取力量，也視為敵對力量，進而認為中間階級是最危險的敵人，如此一來，肅反豈有不擴大化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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