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議員：我們自定薪資，低了國民必覺不安 | 短史記

文史 07-21

圖：宋教仁死後，1913年3月，孫中山與黃興等人在上海橫濱正金銀行內商討反袁問題

文 | 諶旭彬

1913年7月，因宋教仁之死，孫中山在南方發起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

（題外話：所謂「革命黨刺殺宋教仁」之說，乃是不成立的陰謀論，見尚小明教授的系列論文，尚教授亦將有專著廓清此事）

。

弔詭的是，孫身為國民黨領袖，卻號召不了國會中的國民黨議員。據時人統計，國會之中，選擇南下的國民党參議員僅30餘人，眾議員則不足40人①——作為國會第一大黨，國民黨當時在參議院擁有123個席位（共274席），在眾議院擁有269個席位（共596席），占絕對優勢。換句話說，只有不足18%的國民黨國會議員，選擇南下追隨孫中山。

為什麼孫中山如此「不得人心」？有些學者認為，主要是「二次革命」本身是一個歷史性錯誤，脫離了民主、法治的範疇，屬於武力作亂，所以不但全社會反對孫，連國民黨內部也不再支持他。

這種說法是天真的。真實的原因，藏在議員們的薪金之中。

自定超級高薪

民國第一屆國會，共選出議員862人。自1913年5月起，至同年9月10日，經過四個月漫長的會議討論，參眾兩院終以多數選票通過，定出了自己的薪金標準：

議員年薪（「歲費」）5000元；議長另有年交際費5000元，副議長年交際費3000元。

②

這個薪金水平，是什麼概念呢？可以與當時的物價略作對比：1911年-1920年間，

北京的大米約為每斤3分錢，豬肉每斤1角-1.1角錢，白糖每斤5分錢，食鹽每斤1-2分錢，植物油每斤7分錢。

到1920年代，物價略漲，

北京的四口之家，「每月12元伙食費，足可維持小康水平」

；「較為有錢的知識階層，全家每月必須的生活費（伙食房租交通費）80元已經很寬裕了」；

一座8-10間房的四合院，月租金約為20元左右

；魯迅在北京工作期間所請女傭，全包食宿外工資只需3元。③

若以豬肉購買力為換算標準，則議員們當年為自己制定的工資標準，放到今天應在月薪5萬元人民幣以上，接近6萬。

自己為自己制定了這樣高的薪俸，也就難怪當年民間輿論對國會議員罵聲載道。《大公報》罵他們「不要臉而但要錢」、「堂堂國會議員竟無一個非賣品」，《申報》也罵「所謂議員者良心喪盡矣！」可以說，參眾兩院花了整整四個月來「開會表決」自己的薪俸標準；媒體也就整整罵了四個月。

即便如此，議員們最終還是堅決不作退讓。不但不退讓，還一度在罵聲中又增入了出席費和交際費的名目，出席費雖因輿論洶洶而最終取消，但正、副議長的交際費卻保留了下來。④

圖：1912年4月29日，參議院在北京象坊橋前資政院舊址舉行開院儀式

議員：若薪資太低，恐國民不安

議員們為什麼不要臉，不怕罵？

簡略說來，至少有三大原因。

第一，多數議員對「民意代表」這一身份認知甚淺，仍有嚴重的「官本位」意識，處處以「最高機關」成員自居，在薪俸上處處與高級行政文官攀比。

主張將年俸提升至6000元的議員湯漪的說法很有代表性：

「

吾議員受國民之委託，責任如何之重大，若報酬太菲，即以國民方面論，亦必覺不安。

且行政官月費動輒八百元，至少二百餘元，我議員在最高機關，何能大相懸殊。」

針對輿論指出的國家財政困難的現實，議員解樹強的回應是：

「財政困難乃一時之影響，萬無終困之理。」

媒體報道時，在「若報酬太菲，即以國民方面論，亦必覺不安」一句後面，用括弧憤怒點評：「放屁！」。

第二，不少議員在競選時採取賄賂手段，自然會希望用高薪俸來「補償」前期投入。

⑤

第三，據張朋園統計，第一屆國會議員當選時，平均年齡為36.45歲。其中30-39歲者人數最多，在參議院佔到了總人數的71.49%，在眾議院佔到了總人數的58.55%。

⑥

這些人上有老、下有小，無疑正處於最需要錢的年齡段。

不過，議員們終究是白挨了輿論四個月的痛罵。9月份工資標準出台，11月份，議會即被袁世凱非法解散了（每人400元遣散費）。

換言之，議員們至多僅在10月份領了一次標準工資——9月份（包括9月份）之前，議員們每月按時領到的，是袁世凱臨時發放的「月費銀」300元。孫中山7月份發起「二次革命」時，北京的國民黨議員正拿著袁世凱的300元「月費銀」，以多數票熱烈通過了議員年俸6000元的提案，並將其交付給眾議院討論。⑦

圖：民國國會會場（寫實畫作）

孫中山感嘆：我們給150，北京給400

民國第一屆國會的議員們為自己制定高薪俸，是一個影響極壞的事件，對中國近代議會政治的歷史進程，有很大衝擊。

袁世凱後來非法解散國會，就以此為借口，指責議員們除自定高薪外，只會搗亂，一事無成。

民間輿論也始終不能忘懷此事，1921年，學者、政論家丁文江仍不忘警告舊國會議員：

「明目張胆，悍然不顧輿論的牟利，如厚定議員自己的歲費，我們做國民的，還沒有忘記！」⑧

其中最壞的影響是：此後，各方政治勢力，無不以「歲費」為誘餌，來換取「國會」及依附於國會之上的「憲政合法性」的支持。

比如：段祺瑞粉碎張勳復辟後，不願恢復第一屆國會，不少議員遂南下投奔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另組「護法國會」；作為反制，段祺瑞撥款60萬給議員們補發工資，要求議員親自到京領取，結果導致「護法國會」遠遠無法達到召開會議的法定人數。1921年，孫中山在廣州與蘇聯記者談話時，無奈承認「我們的資金不足」，所以在爭取議員方面競爭不過北京政府，孫披露，「我們每個國會議員的工資不超過一百五十元，而在北京則可拿到四百元」。⑨

更讓孫鬧心的是，很多議員常常南北兩頭跑，吃兩份錢。

比如：1923年，有393名議員跑到南邊來領取資助經費，北洋政府宣布發「出席費」——每參加一次會議，可領取50-100元——後，又有226人陸續返京。

當然，議員們也不喜歡「吃相」如此難看，所以曾建議北洋政府用「發放欠費」的名義發錢。但北洋當局也不是傻瓜，「發放欠費」意味著所有議員均可名正言順領錢，並不能保證將議員們留在北京。所以即便「吃相」被輿論一致唾棄，北洋政府也堅持只發「出席費」。⑩

1924年直奉大戰後，民國國會徹底關閉，再未重開。「不得人心」的孫中山，也轉而另尋近代化路徑。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繼承孫之遺志，改行「軍政—訓政—憲政」之路。中國近代議會政治，遂草草收尾。

注釋

①黃遠庸，《政界之現狀：說議會》，1913年8月8日。②李學智，《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歲費的制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事實上，不止國會自訂的薪俸甚高，各省議會所訂薪俸，也同樣極為優渥，如直隸省議會1913年規定，開會時每月100元，不開會時每月60元。而清末民初一個普通農民的年收入不過12-15元而已。詳見：趙艷玲，《清末民初的代議制從順直咨議局到直隸省議會的案例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P115-120。③陳明遠，《文化人的經濟生活》，陝西人民出版社，2013，P188-189。④⑤李學智，《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歲費的制定》。另可參考：韓玉辰，《民初國會生活散記》。韓系當日國會之議員。⑥張朋園，《中國民主政治的困境 1909-1949晚清以來歷屆議會選舉述論》，上海三聯書店，2013，P95-96。⑦薛恆，《議員的歲費保障與國會的最終毀棄》，《江海學刊》2012年第5期。⑧丁文江，《忠告舊國會議員》，《努力周刊》第9號，1922年7月2日。⑨孫中山，《在廣州與蘇俄記者的談話》，1921年4月，收錄於《孫中山全集第五卷》，1985，P528-529。⑩薛恆，《議員的歲費保障與國會的最終毀棄》。

◎

長按二維碼

，關注「短史記」微信公眾號（微信id：tengxun_lishi）；

無法長按二維碼，請在微信中直接搜索「

短史記

」

，可以獲取更多靠譜的歷史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