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創業，必需先拋棄儒家的狗皮膏！

創新創業，必需先拋棄儒家的狗皮膏！

百餘年前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中國傳教三十多年，說在中國人身上找不到」良心」。

為什麼中國人沒有良心？

早年美國傳教士亞瑟 史密斯所著的西方人最早的中國見聞錄，有這樣的描述---

中國人的民族性就是「欺騙」,

爾虞我詐導致一事無成。

中國人自古重仁義，不但經常滿口仁義道德，以仁、義取名的亦不少。但也有人疑問說：為何仁義都寫在書上，社會卻找不到？

現在很多台灣人對於中國大陸最大的印象就是黑心商品；但事實上，20 年前的台灣也是黑心食品犯濫，且直到今天，台灣依然有不少黑心食品出現。

龍應台在 1980 年刊登於中國時報的《野火集》中寫道：」整個社會風氣都從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發，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見死不救的心態去過現代社會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濟私、貪贓任法的心理去面對公眾，三方面以守舊苟安的心態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沒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無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點也不知道生氣。」

這樣的描述，說的是 1980 年代的台灣，曾在台灣日治時期擔任台灣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說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事實上當然也適用於現在的華人文化圈。

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發生事情先推責任，再落井下石對付對手，然後再跳出來站在高處扮演施捨給予的善人角色，都不會去想怎樣才能避免同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只關注個人道德層面　問題永遠不會改善。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在著作中感嘆，古中國的地方官，經常在平時系統性的貪污腐敗，導致堤防工程偷工減料，或是荒廢失修，一遇到洪災就潰堤，但到潰堤的時候，同一個貪官污吏，卻又願意親臨第一線指揮搶救堤防，身先士卒，因而溺斃，這種可悲又可笑，讓人難以置信的怪狀，在中國史上一再發生，為何如此？

人腦和電腦一樣，需要有作業系統才能運作，寫得簡潔合邏輯的系統能讓電腦運作效能大增，寫得不好毛病百出甚至有病毒的系統會讓電腦難以運作甚至當機；人腦的作業系統就是思想，思想來自所在社會的文化所塑造，這些價值觀體現在中國人的教育當中。

在許多西方國家，學生在高中時代就學習哲學思考，以及學習國家過去的歷史，培育年輕一代的反思和批判能力，鼓勵學生看到社會不公義要發聲，而不是培育乖巧愚忠的順民。西方教育普遍較重視方法，但台灣和中國的教育只重視結果，造成傳統文化下的人們服從權威，為了目的不擇手段，愛面子怕犯錯。

這正是因為古中國以道德治國，凡事追究個人道德，卻不檢討系統性因素的結果。

《儒禍》作者黃文雄認為要瞭解中國人在表面與實質之間的巨大落差，就必須從儒教切入。

儒家源自兩千多年前的殯葬業者的禮學儀典，這就決定儒家的基本特性：崇古、重禮，合宜；反現實、反是非、反邏輯！

儒家統治下的中國曆朝歷代，國祚長的一兩百年，短的才幾十年，所謂富不過三代，幾乎第三代統治者開始朝代都走下坡不是偶然，而是必然，這都是儒家的為害！

因為它是起源自敬拜死者的儀典，所以，和活人和現實都沒有關係；

幾千年演化下來儒家文化成了只重表面不重實際，表裡不一是儒家文化圈的民族共同特點！

因為儒教美化加工」堯舜禹文武周公」的聖王傳統，將之視為最高典範，所以後來那些不擇手段登基的壞蛋與庸才，為了強調正統與道統，總愛無恥地偽裝成」聖王」的繼承者。

誠如台灣作家柏楊說，」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

魯迅也說：」專制者的反面就是奴才，有權時無所不為，失勢時即奴性十足。」、」做主子時以一切別人為奴才，則有了主子，一定以奴才自命：這是天經地義，無可動搖的。」主子/奴才的兩面嘴臉，成了魯迅筆下的」阿 Q 相」。

這種阿 Q 相，存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

作為中國人，你並不須要專門去閱讀儒家典籍才會被毒害，因為儒家思想已融入我們文化和生活的每個層面，如重輩份輕能力、重群體輕個體、重和諧輕是非、重清談輕技藝、重道德輕真理等等，儒禍導致人不會思考，看問題泛道德化，對疑難問題只敢旁敲側擊，因為大家知道提出異議的下場如何，教導出不少自我設限於框框中，思路不寬闊，不思考不探討，不會去考慮種種可能性的學子。我們中國人從一出生就被這些東西不斷毒化思想！

所以說儒家思想是一種大腦病毒！

儒家這種有毒思想讓人不能正確的思考，無法正確的認知，行為自然就會偏差！

因為儒教強調華夷之別，認為中國人才是人，周邊外族只是禽獸，所以禽獸若不服王化，對之使詐殺伐乃天經地義。

孔子一生的追求就是給皇家當管家，把人民管得服服貼貼。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最附合皇家的胃口，能讓獨裁者穩穩噹噹，世世代代地坐穩皇位。因此被歷代的皇帝捧為聖人，成了中國人的偶像。其實孔子只不過是皇家的聖人，老百姓的騙子。

在儒家精巧的騙術下，中國人就傻乎乎，樂和和，心安理得地當起了皇家的奴才。為了怕被聰明人識破，儒家對潛在的敵人是絕不手軟的。

孔子一上台就殺了少正卯，就是這個道理。在這種高壓下，中國的精英都被殺光了。

一代一代地殺下去，剩下的就是一群蠢才。

愚民政策是統治者必備的法寶,也是他們的命根子。

因為儒教強加在百姓身上的，如君君臣臣、夫婦有別，全是合理化社會不平等的奴才道德，大部分百姓雖無力反抗，也不可能真心接受，因此只要統治者管不到，就不會乖乖遵守，所以看在外國傳教士眼裡，自然是一群被動、缺少反省與良心的」良民」。

流民圖

至於少部分內化儒教道德、自願當奴才的臣民，為了顯示盡忠盡孝，便以忠孝節義之名，上演一出出父食子、夫殺妻、割股獻君、切肉喂父、易子而食的荒謬場景，終將中國社會帶領至無以復加的變態、病態、畸形狀態，因此，稱之為」儒禍」，一點也不為過。

所以福澤諭吉（1834-1901, 日本明治維新思想家）說：一個國家社會，若儒術越發達，儒學愈興盛，只會造成更大的惡，人們的智慧德行每況愈下，惡人與愚者大增，禍患無窮。

因為宗教是從內心的信仰出發的。但儒家的道德教育卻是外在的強制，所以教化訓育的結果，僅能得到或塑造偽善者或獨善者。

英國的思想家穆爾指出：」善是無法定義的，如果強行定義，那是最大的錯誤。」仁義是什麽？孔、孟答不出來。仁義在同時代也遭受許多的反擊和反譏，老子甚至主張」絕仁棄義」，莊子則反譏」盜亦有道」。

到了近代，梁啟超明白指出中國只有」家族道德」，沒有」社會道德」。

中國人自古就有尊祖先，崇聖賢，講愛國，守規矩的傳統。中國人比較不張揚個性，喜歡服從權威，天生就是當順民的料。但在皇家和儒家的刻意栽培下，歷經幾千年的薰陶，中國人於是進一步變成了奴才加蠢才，在全球的競爭中，成了落伍者。

兩千年來不時有看出儒術為害的統治者試圖清理它。

秦始皇就看出儒家的禍害動手清剿一次，可惜不夠徹底。

位於陝西驪山的秦坑儒谷遺址

到了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儒術後，不但把中國封印在永無止境的政治社會災難里，

日後隨儒家治術的傳播更把整個東亞都鎖進儒家文化的牢籠，進入廿世紀後中國的五四運動、

文化大革命也都試圖消滅它，但是都沒有成功。

台灣產業媒體總監藍弋豐認為:道德治國在過去不是沒有好處，古中國交通與通訊不發達，政府體系人力比起總人口遠遠過少，非得靠道德的約束才能統治天下，否則早就崩潰。

不過一旦世界上出現了邏輯治國的更先進國家，就必定處處吃癟挨打，被迫蹣跚的踏上現代化之路。

當然，儒家文化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儒家的妙處就在於，它巧妙地掩飾了社會矛盾，維護了社會的不平等，論證了等級秩序的合理性；它麻痹了下層社會的反抗精神，使社會的黑暗和人間的不平等可以名正言順地維持下去。

而在一個嚴重不平等的社會中，社會成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以及人的生命潛能是不可能真正發揮的。

而在一個人的生命潛能不能發揮的社會，不可能產生真正的高效率，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與創新。

這就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落後於西方數百年的文化思想上的原因。

中國的主幹文化，儒家，法家，陰謀家等，都不具備新文明的種子，因此中國也始終登不上文明的新台階。

世界上先進國家，已經從協商文明進入了創新文明。如果中國人連協商文明都學不來，那前景是十分堪憂的。

從邏輯上來說，儒家是發源自近三千年前青銅時代的政治思想，怎麼可能用來管理21世紀的互聯網社會？

而中國人為何如此地好騙？直到現在還執迷不悟？

中國人應當猛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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