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輝斌：論明清時期的「水滸傳序」

在「四大奇書」的版本史上，《水滸傳》的版本之複雜，幾乎無可與之相比。而不同版本的《水滸傳》，於卷首又附有不同作者、不同形式的「水滸傳序」（或作「水滸傳敘」），其所述所言，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小說批評史價值。而且，通過對這些「序」文的考察，以窺探序作者的「水滸」認識觀，以及對有關《水滸傳》版本真偽的甄別，對託名批評本《水滸傳》真偽的辨正等[1]，也都是極具助益的。因之，對現所存見之「水滸傳序」進行一番具體研究，也就甚有必要。

據朱一玄、劉毓忱編《水滸傳資料彙編》所載，現已知的「水滸傳序」，共有14篇之多，其具體為：天都外臣《水滸傳序》、張鳳翼《水滸傳序》、李贄《忠義水滸傳序》、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天海藏《題水滸傳敘》、鍾惺《水滸序》、金聖嘆《水滸傳序一》、《水滸傳序二》、《水滸傳序三》、王仕雲《第五才子水滸序》、句曲外史《水滸傳序》、陳枚《水滸傳序》、王韜《水滸傳序》、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2]。這14篇「水滸傳序」，由明而清，歷經數百年之久，不僅見證了《水滸傳》版本的發展與演變之況，而且也構成了《水滸傳》批評史上一道新的風景，因而頗值重視。本文擬從分期的角度，將其分為明代、明末清初、清代三個階段，以對這14篇「水滸傳序」作一具體述論，並就其所凸顯之批評特點，略作歸納與論析。

一、朱明時期的「水滸傳序」

作為長篇章回體小說，《水滸傳》與《三國演義》等「閑書」一樣，其「故事」雖然均經歷了數百年的演繹過程，但作為定本的「水滸」成書於明代初期，則是無可懷疑的。因為在現所存見的明代6篇「水滸傳序」中，為天都外臣撰寫於「萬曆己丑」的《水滸傳序》一文，即對此進行了記載：「故老傳聞：洪武初，越人羅氏，詼詭多智，為此書，共一百回，各以妖艷之語引於其首，以為之艷。」作者「天都外臣」其人，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武定侯進公」條有載：「武定侯郭勛，在世宗朝，號好文多藝能計數。今新安所刻《水滸傳》善本，即其家所傳，前有汪太函序，託名天都外臣者。」[3]汪太函，即汪道昆（公元1525—1593年），初字玉卿，後改字伯玉，號高陽生、南溟、天遊子、太函氏等，今安徽黃山人。有《太函集》傳世，並撰《高唐夢》等雜劇五種。《明史·文苑傳》載其生平。「萬曆己丑」為萬曆十七年，也即公元1589年。《序》文中的「洪武」，為朱元璋年號，凡31年（公元1368—1399年），「洪武初」當指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前後，其距萬曆十七年，凡200年之隔。此則表明，汪道昆的《水滸傳序》，雖然為現存明清兩朝14篇「水滸傳序」中的第一篇，但其所序之《水滸傳》，卻並非為「越人羅氏」於「洪武初」而「為此書」的原刻本。對此，《序》文中的「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又可為之佐證。「嘉靖」為明世宗年號，凡45年（公元1522—1566年）；「郭武定」即郭勛，《明史·郭英傳》略載其生平，為武定侯郭英六世孫，嘉靖二十年因事下獄，第二年（公元1542年）十月死於獄中。藉此而觀，則「嘉靖時」所指當在嘉靖元年至十年（公元1522—1532年）前後，其時距「洪武初」約150年，與「萬曆己丑」則僅70年之隔。而武定侯郭勛既在「嘉靖時」「重刻其書」，則其初刻就當在正德（明武宗年號）、弘治（明孝宗年號）、成化（明憲宗年號）甚或永樂（明成祖年號）等朝。而此，即是汪道昆《水滸傳序》所披露的《水滸傳》在萬曆十八年前曾有過三次刊刻的信息。此後數年，余象斗在雙峰堂刻印《水滸傳》時，增補田虎、王慶故事，取書名為《京本增補校正全像水滸志傳評林》，並請「天海藏」寫了一篇《題水滸傳敘》附於卷首，此《序》之末落款為「萬曆甲午歲臘月吉旦」，「萬曆甲午」為萬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綜此二《序》之所載，《水滸傳》在萬曆中期前的刻印之況，可知者乃為：「洪武初」成書―永樂時初刻（？）―「嘉靖時」重刻―「萬曆己丑」再刻―「萬曆甲午」雙峰堂增刻。

汪道昆的《水滸傳序》，還對《水滸傳》進行了多方面的稱道，綜之為：（一）《水滸傳》「稱為行中第一」，「甚以為太史公演義」，即可與《史記》比美。（二）《水滸傳》所寫，「其地則秦、晉、燕、趙、齊、楚、吳、越」等，「無所不通」；「其人則王侯將相，官師士農，工賈方技，吏胥廝養」等，「無所不有」；「其事則天地時令，山川草木，鳥獸蟲魚」等，「無所不解」；「其情則上下同異，欣戚合離，捭闔縱橫」等，「無所不該」。（三）《水滸傳》的藝術，諸如「紀載有章」、「發凡起例」等，既有如「良史善繪，濃淡遠近，點染盡工」，又有如「百尺之綿，玄黃經緯，一絲不紕」。（四）《水滸傳》並非為「誨盜」之書。此四者即為汪道昆《水滸》認識觀的核心所在。與此認識觀大致相同或相近者，另有張鳳翼《水滸傳序》、五湖老人《忠義水滸全傳序》、鍾惺《水滸序》三文。如鍾惺《水滸序》有云：「漢家博一代奇絕文字，當推《史記》。一部《史記》中，極奇絕者……只在貨殖、滑稽、遊俠、刺客……今代無此人，何怪卓吾氏《水滸》為絕世奇文也者。」認為《水滸傳》可與《史記》並論。但署名為「鍾惺」的這篇《序》文，其作者卻並非為鍾惺，原因是現所存見之《鍾伯敬批評忠義水滸傳》一書，乃系無錫文人葉晝的託名之作，對此，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四編之《明代託名小說批評敘論》一文已有詳考，此茲罷論。

張鳳翼《水滸傳序》之於《水滸傳》的評價，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為《水滸傳》正名，認為宋徽宗時「南衙北司，非京即貫，非球即勔，蓋無刃而戮，不火而焚，盜莫大於斯矣」，而《水滸傳》所寫諸事「令讀者快心」，其非為「誨盜」之作。二是對增補王慶、田虎故事的「水滸全本」表示不滿，認為「刻本唯郭武定為佳，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畫蛇添足」。據「坊間雜以王慶、田虎，便畫蛇添足」言，可知張鳳翼此《序》的作年，當在余象斗雙峰堂刻本（萬曆二十二年）之後，因為《水滸傳》有「王慶、田虎」者，乃系余象斗刻印《水滸志傳評林》時所擅增。這樣看來，則《水滸資料彙編》將張鳳翼《水滸傳序》編排於汪道昆《水滸傳序》之後者，實乃不的。五湖老人的《忠義水滸全傳序》，其核心之點在於，認為《水滸傳》是一部「真書」、「真文章」，因而對書中的「梁山公明等，不勝神往其血性」，並認為「總血性發忠義事，而其人足不朽」。正因此，作者在「深賞其血性」的前提下，即對所得「《水滸》正本一集」，於付梓前「佐以評語」，以欲「洵名山久藏」，而「與宇宙共之」。可見，作者對於《水滸傳》乃是相當稱許的。

在「水滸傳序」中，對「忠義」二字充分肯定並大加推崇者，為李贄《忠義水滸傳序》的一個鮮明特點。首先，作者以為司馬遷所稱頌的《說難》、《孤憤》（皆《韓非子》篇名）以比《水滸傳》，認為二者皆為「發憤之所作也」，並指出其所「憤」者，乃皆為「宋事」，如「二帝之北狩」，「南渡之苟安」等；繼而，對「以忠義名其傳」進行了具體闡釋，認為「水滸之眾，皆大力大賢有忠有義之人」，他們「同功同過，同死同生，其忠義之心，猶之乎宋公明也」，原因是宋公明乃「忠義之烈也」。最後則以一段議論收束全篇：「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為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小滸。此傳之所為發憤矣。」這就是李贄著名的「忠義說」。此《序》之末，另有「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朴書於三生石畔」的題署，其中「庚戌」所指為萬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其時李贄已死八年，則「孫朴書於三生石畔」者，當是指李贄批評本《忠義水滸傳》在萬曆三十八年板梓時，刻印者乃請孫樸重新書寫了此序，以便刻工雕刻。其時，距李贄在武昌批點《水滸傳》的萬曆二十年（公元1592年）[4]，已有近20年之隔。

二、明末清初的「水滸傳序」

現所存見的明末清初之「水滸傳序」，主要為金聖嘆的《水滸傳序一》、《水滸傳序二》、《水滸傳序三》三文。這三篇《序》文，在巴蜀書社1997年版《金聖嘆文集》中，分別被稱為《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序一》、《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序二》、《貫華堂批第五才子書序三》；而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金聖嘆全集》之《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則將其依序作《序一》、《序二》、《序三》。金聖嘆生於明神宗萬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死於清世祖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這三篇《水滸傳序》皆為其寫於33歲時的明思宗崇禎十四年（公元1641年）。金聖嘆一人而為所批《水滸傳》連寫三《序》，這在中國小說批評史上，實屬絕無僅有之例，則其對《水滸傳》的喜愛程度，藉此即可窺其大概。

金聖嘆的這三篇《水滸傳序》，就其所述寫的內容而言，實際上為他批點《水滸傳》的一篇指導「大綱」。正因此，金批本《水滸傳》中數以十計之回評（連同「楔子」共71篇回評），即無不與此「大綱」的關係密切。此則表明，這三篇《水滸傳序》，實乃為金聖嘆精心結撰的產物，而與附於卷首的《讀第五才子書法》構成了一個批評「大綱」的整體。

《序一》為三篇《序》之最長者，其主要是述說了六經興廢之大端與聖人著書之大略，並標舉「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以為六才子之書。按其內容言，大致可分為三部分。從開篇的「原夫書契之作，昔者聖人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到「仲尼不但無作書權，是亦無燒書之權者也」為第一部分。這一部分主要認為，上古時期的《易》、《禮》、《書》、《詩》等經書，皆為「有德」、「有權」之「聖人」所作，但不是「聖人」而為「庶人」的孔子，卻撰著了《春秋》一書，且亦在經書之列。而「自仲尼以庶人作《春秋》，而後世巧言之徒，無不紛紛以作，紛紛以作既久，龐言無所不有，君讀之而旁皇於上，民讀之而惑亂於下，勢必至於拉雜燔燒，禍連六經」。將「聖人作書」與「庶人作書」進行對比，其意旨在表明，朝廷若要誅斬作書者，首先就得從被稱為「至聖先師」的孔子開刀；若要禁書與燒書，首先也得從孔子的《春秋》開刀。所言擲地有聲，直令朝廷無以措手。

第二部分從秦始皇「燒書而並燒聖經」說起，認為「燒聖經者，始皇之罪也；燒書始皇之功也」。即在金聖嘆看來，歷史上的秦始皇「燒書」，其實是一件堪值稱道的盛事，只是不應該將那些「經書」燒掉，因為那些「經書」乃皆為「聖人」所作。由於秦始皇的「燒書之舉」，而使得「漢興」之際，乃「大求遺書」於天下，其最終的結果，則是導致了「一時得書之多，反更多於未燒之日」現象的存在，因之，「自古至今」，「人則知燒書之為禍至烈，又豈知求書之為禍尤烈哉」？而「求書」之所以為禍且尤烈，是因為「求書是縱天下之人作書也」，「縱天下之人作書」，則使得「民不知偷，讀諸家之書則無不偷也；民不知淫，讀諸家之書則無不淫也；民不知詐，讀諸家之書則無不詐也；民不知亂，讀諸家之書則無不亂也」。金聖嘆認為，因「求書」所致，使得「諸家之書」竟然是「壞牛折軸不能載，連閣復室不能庋」，而這麼多的「諸家之書」，則又導致了民之「偷」、「淫」、「詐」、「亂」的產生，社會不安定的因素，即皆因此而始。所以作者又說：「燒書之禍，禍在並燒聖經」，「求書之禍，禍在並行私書」，「燒聖經而聖經終大顯於後世，是則始皇之罪猶可追也；若行私書而私書遂至災害蔓延不可復救，則是漢人之罪終不活也」。將始皇「燒書」與漢初「求書」進行反覆對比，以表明自漢興以來，包括「天子之教詔」在內的「諸家之書」，都屬於罪魁禍首，都應該遭到封殺。這其實是在正話反說。即金聖嘆認為，自漢興以來的「諸家之書」，其作者雖非「有德」、「有權」的「聖人」，但卻是既燒不得也禁不得的，因為這類非「聖人」所作之書，並不具有「誨偷」、「誨淫」、「誨詐」、「誨亂」的作用。

通過以上兩個方面的對比論證後，文章在第三部分中，就很自然地與「水滸傳序」進行了關聯。首先，文章以設問的筆法，將古之作者分為兩類，即聖人與才人，認為《六經》之後，才人不僅是作書者眾，而且是各有其才，以致「世不相延，人不相及」。繼而，則曆數由先秦而至元明之際的才人及其之才，認為「莊周有莊周之才，屈平有屈平之才，馬遷有馬遷之才，杜甫有杜甫之才，降而至於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董解元有董解元之才」（金聖嘆因認為《水滸傳》的作者為施耐庵，故乃有「施耐庵有施耐庵之才」云云）。此六人是為「六才子」，其書則即「六才子書」。最後，以「故若莊周、屈平、馬遷、杜甫以及施耐庵、董解元之書，是皆所謂心絕氣盡，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得成一書者也。莊周、屈平、馬遷、杜甫，其妙如彼，不復具論。若夫施耐庵之書，而亦必至於心盡氣絕，面猶死人，而後其才前後繚繞，始得成書」一段文字作結，認為施耐庵《水滸傳》與司馬遷《史記》、杜甫詩歌等一樣，即其皆為作者的嘔心瀝血之作。就這樣，金聖嘆即巧妙地將《水滸傳》抬到了與《莊子》、《楚辭》、《史記》、杜詩等比美的高度，並且以此「六才子書」來抗衡於為歷代執政者所稱道的《六經》。所以，從總的方面講，充分肯定施耐庵與《水滸傳》的社會地位，即為《序一》的主旨之所在。

《序二》雖然稱梁山眾人為「揭竿斬木之賊」，但其重點卻是對「忠義」說的質疑與辨駁。正因此，金聖嘆即如是寫道：「由今日之《忠義水滸》言之，則直與宋江之賺入伙，吳用之說撞籌，無以異也。……名之不辨，吾以疑其書也；志之不端，吾以疑其人也。削忠義而仍水滸者，所以存耐庵之書其事小，所以存耐庵之志其事大。」由是而觀，可知力主去偽存真，還《水滸傳》以本來面目，即為《序二》的主旨之所在。

《序三》主要著眼於藝術的角度，對《水滸傳》的寫作特點，人物形像的刻畫，情節的安排等，均進行了較為全面之評論，且見解獨到，堪稱為一篇具有專論性質的「《水滸傳》藝術論」。而尤值注意的是，在這篇「藝術論」中，金聖嘆還從理論的角度，對《水滸傳》作者的創作論、方法論等進行了總結與歸納，並提出了「十年格物」與「一朝物格」等說，以使之成為其小說批評理論中著名的「格物論」。

所謂「格物」，本指對事物原理的推究，語出《禮記·大學第四十二》：「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後知至。」鄭玄注云：「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於善深，則來善物；其知於惡深，則來惡物，言事緣人所好來也。」[5]後來朱熹把《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合稱為「四書」，並撰《四書章句集注》一書，其著名的「格物致知論」，即因此而始，並成為後世儒學論爭中的一個重要命題。所謂「格物致知」，說到底，就是指通過對事物的研究而獲得知識與道理。金聖嘆以其批評家的敏銳眼光，從儒學論爭中受到啟發，將其借來用以評論《水滸傳》，而成為「文學格物」論的先驅。不獨如此，金聖嘆還認為：「格物之法，以忠恕為門。何謂忠？天下因緣生法，故忠不必學而至於忠。」其中的「因緣生法」，乃佛家語，出自龍樹《中論·觀四諦品》之「三不謁」：「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其意是說，宇宙間萬物皆依靠多方面的條件而產生，與其自身的本性並沒有必然的聯繫。即在金聖嘆看來，將儒學中的「格物之法」與佛學中的「因緣生法」相結合，就一定會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來，而施耐庵就是這樣的一位「才人」，他的《水滸傳》之所以非同一般者，其原因即在於者。對於金聖嘆的這一認識，第五十五回回前評中的一段文字，又可為之佐證。其云：

蓋耐庵當時之才，吾直無以知其際也。……因緣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龍樹著書，以破因緣品而弁其篇，蓋深惡因緣；而耐庵作《水滸》一傳，直以因緣生法，為其文字總持，是深達因緣也。夫深達因緣之人，則豈唯非淫婦也，非偷兒也，亦復非奷雄也，非豪傑也。……彼固宿講於龍樹之學者也。講於龍樹之學，則菩薩也。菩薩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6]。

由此不難看出，金聖嘆之於施耐庵與《水滸傳》的批評，確實是將儒學（格物之法）與佛學（因緣生法）結合在一起的。正因此，其於《序三》中對施耐庵的這種「格物」之作為，即大加稱道，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此則表明，立足於「格物論」的角度，對施耐庵與《水滸傳》藝術大加稱道者，即為《序三》的主旨之所在。

三、清三百年的「水滸傳序」

由於金聖嘆對《水滸傳》別出心裁的批點，以及三篇《水滸傳序》在輿論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使得一部七十回本的金批本《水滸傳》，在明末清初的社會各階層廣為流傳（其間雖然曾一度遭到禁毀），而坊間也趁此機會大肆翻刻與板行，如清世祖順治十四年為南京醉畊堂所刻印的《第五才子書》一書，即為其例。順治十四年，為公元1657年，其時距金批本《水滸傳》首刻於貫華堂的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7]，僅13年之隔，且金聖嘆當時也健在人世。醉畊堂，為明末清初文學家周亮工（公元1617—1672年）在南京的刻書之坊，其曾以刻印《李卓吾先生批評西遊記》、李漁序本《四大奇書第一種》（即毛宗崗父子批點的《三國演義》）等小說而知名當時。《第五才子書》卷首所附王仕雲《第五才子水滸序》，為現所存見之清人「水滸傳序」的第一文。其開首有云：「《水滸》七十回，為一百八人作列傳」，表明其所序者即為金聖嘆批點的七十回本《水滸傳》，則其所用底本為貫華堂本，當乃無疑。王仕雲的《第五才子水滸序》，主要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認為《水滸傳》所寫「與宣淫導欲諸稗史迥異」；二是指出《水滸傳》於書名冠「忠義」二字者，並非作者之意；三是對金聖嘆稱《水滸傳》為「五才子書」大加讚賞；四是補金聖嘆之意「所未逮」者。其所補者為：「《水滸》百八人，非忠義皆可為忠義，是子輿氏祖述孔子性相近之論，而創為性善之意也夫。」之後，是「時順治丁酉冬月桐庵老人書於醉畊堂墨室」的題款。既自稱「書於醉畊堂墨室」，則這位王仕雲就必當與周亮工頗具交誼，否則，他就不會應醉畊堂主人之邀，為其所刻《水滸傳》撰寫《第五才子水滸序》的。

還值一提的是，醉畊堂所刻本《第五才子書》，在王仕雲《第五才子水滸序》之後，還附了一篇《水滸傳總論》，且其篇幅較《第五才子水滸序》乃三倍有餘。在這篇《水滸傳總論》中，王仕雲毫無遮掩地托出了他對《水滸傳》與金批《水滸》的看法，認為：「細閱金聖嘆所評，始以天下太平四字，終以天下太平四字……發明作者大象之所在。抬舉李逵，獨罪宋江，責其私放晁蓋，責其謀奪晁蓋，其旨遠，其詞文。」又認為「《水滸》可不傳，而聖嘆評其文，望如評其人，非教天下以偷也，教天下以止偷之法也。余不喜閱《水滸》，喜閱聖嘆之評《水滸》，為其終以惡夢，有功於聖人不小也。」凡此表明，王仕雲雖然「不喜閱《水滸》」，卻是「喜閱聖嘆之評《水滸》」的，則其為金聖嘆的一位知音，乃不言而喻。而金批本《水滸傳》在當時深受人們所喜愛者，僅此即可見其一斑。

其實，在有清一代喜愛金批本《水滸傳》者，也還大有人在，如雍正刻本《水滸傳序》的作者句曲外史，光緒十四年刻本王韜《水滸傳序》所介紹之況等，即皆為其例。雍正刻本的全稱為《繪圖增像五才子書》，所附句曲外史《水滸傳序》之末，有「雍正甲寅上伏日」云云，「雍正甲寅」為清世宗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其時醉畊堂本《第五才子書》已刻印了77年。之所以說句曲外史亦屬喜愛金批本《水滸傳》者，是因為其《水滸傳序》中有如此一段文字：「文章升降，關乎時代，至於稗史，豈亦有不盡然者歟？是書吳門金聖嘆批註，久行於世，字多漫滅，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以公同好。余……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讀全部既，輒再之，不欲去手。世之賞奇者，定復如此。當亟與新城先生諸說部並行。」很顯然，句曲外史「把一卷讀之，不覺欲竟全部」的《水滸傳》，即為金聖嘆所批點之《水滸傳》，因其「久行於世」，使得有些「批註」的「字多漫滅」，因而才有好友「懷德主人庀工新之」之舉，並使之「與新城先生諸說部並行」。王韜所序之《水滸傳》，為光緒十四年（公元1888年）刻本《第五才子書》。王韜在其《水滸傳序》中，雖然對金聖嘆於《水滸傳》的批點持排斥態度，認為其乃「獎盜之書也」，「固可拉雜摧燒」之，但其中的一段文字，卻將金批本在當時所受讀者喜愛的程度，進行了如實介紹。其云：「《水滸傳》一書，世傳出施耐庵手。其殆有寓意存其間乎？抑將以自寄其慨喟也？其書猶未甚知名，自經金聖嘆品評，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其名乃大噪。」《水滸傳》自問世之日始，其由「未甚知名」到「名乃大噪」，完全是因金聖嘆的「品評」與「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而使然，則金聖嘆於《水滸傳》之功，實乃大焉。

當金批本《水滸傳》在有清一代盛行時，另一種版本的《水滸傳》也在當時的社會上流行，此即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滸傳》，陳枚所序乾隆刻本《水滸傳》，燕南尚生所序光緒刻本《水滸傳》，即皆為此種《水滸傳》。陳枚所序《水滸傳》，為乾隆元年（公元1376年）大道堂刻本，其序文不足300字，主要對《水滸傳》中的「百單八人」之所作所為進行了評價，認為「天下正氣男子」，都應當「效群雄下半截」，也即歸順朝廷，建立功名，若果能如此，則此書「可以不朽矣」。僅此即可表明，作者的「正統觀」是相當強烈的。

燕南尚生《水游傳序》所持《水滸》認識觀，則與陳枚《水滸傳序》乃完全相悖。燕南尚生所序之《水滸傳》，為光緒三十四年保定直隸官書局排印本，光緒三十四年為公元1908年，其時已為「革命」時期，故燕南尚生之「水滸傳序」，不僅名為《新評水滸傳敘》，而且於《水滸傳》的認識，無論是思想內容方面，抑或是藝術審美方面，都是站在時代的制高點上進行審視，故其視野之開闊，論評之新銳，均非上述諸「水滸傳序」所能比擬。如其認為：「小說為輸入文明利器之一，此五洲萬國所公認，無庸喋喋者也。」曰「文明利器」，曰「五洲萬國」，皆乃前所未有者。接著，作者又以詰問的語氣寫道：「《水滸傳》果無可取乎？平權、自由，非歐洲方綻之花，世界競相採取者乎？盧梭、孟德斯鳩、拿破崙、華盛頓、克林威爾、西鄉隆盛、黃宗羲、查嗣庭，非海內外之大政治家、思想家乎？而施耐庵者，無師承、無依賴，獨能發絕妙政治學於諸聖豪傑之先，恐人之不易知也。」將施耐庵與盧梭、孟德斯鳩、華盛頓、林威爾、西鄉隆盛等世界名人並論，其意是說，《水滸傳》乃足可與世界文學媲美！正因此，作者又明確指出：「《水滸傳》者，祖國之第一小說也；施耐庵者，世界小說家之鼻祖也。」並認為，《水滸傳》是「講公德之權輿也，談憲政之濫觴也」，即使是「宣聖（孔子）、亞聖（孟子）、墨翟、耶蘇、釋迦、邊沁、亞里士多德諸學說，亦誰有過於此者乎」？這是自有小說批評以來，對施耐庵與《水滸傳》所作的最高評價！

四、明清「水滸傳序」的批評特點

序作為一種批評形式，在明清小說批評史上，不僅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而且也頗具助推小說繁榮與傳播之功能。而後者，即是刻印者每刻印一部小說都請人寫序的原因之所在，這在《水滸傳》是如此，在《三國演義》等小說亦是這樣。從小說批評的角度言，小說所附序之內容，既是序作者小說認識觀的一種具體反映，又對讀者於小說的閱讀、品鑒，以及其小說觀念的更新等，也是不無助益的。以上對明清時期14篇「水滸傳序」（若加上王仕雲《水滸傳總論》則為15篇）的分期論述表明，這些「水滸傳序」之所序者，雖然內容不盡相同，認識也各有所別，但卻均具小說批評之特點，這是頗值注意的。這14篇「水滸傳序」所具之批評特點，要而言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是確立了《水滸傳》的社會地位。作為一部長篇章回體小說，《水滸傳》最初並不為人們所熟悉（雖然汪道昆《水滸傳序》等，曾將其比之為《史記》），其之所以能引起社會各階層的關注者，誠如王韜《水滸傳序》所言，乃是「經金聖嘆品評，置之第五才子書之列」之後，才使得「其名乃大噪」的。王韜的《水滸傳序》一文，雖然對金批本《水滸傳》多有微詞，但其於此之所言，卻是完全可以據信的。此則表明，金聖嘆所撰三篇《水滸傳序》，每篇都是堪稱為宣揚《水滸傳》之力作的。而事實也正是如此。如上所述，其於《序一》中將《水滸傳》與《史記》、杜詩等比美，在《序二》中力辨「忠義」之非，於《序三》中對《水滸傳》藝術進行充分肯定等，就都屬「前不見古人」之舉。而燕南尚生《水游傳序》著眼於「五洲萬國」的角度，對施耐庵與《水滸傳》所作之評價，則更是將《水滸傳》抬到了世界文化的高度進行認識，從而拉近了《水滸傳》與世界文學的距離。燕南尚生站在世界文化高度對《水滸傳》所作的評價，在整個明清小說批評史上，也是並不多見的。

其二是承擔了讀者閱讀《水滸傳》的引導作用。從鑒賞學的角度講，每種《水滸傳》刻本所附之「水滸傳序」，都是具有程度不同之引導讀者如何讀《水滸傳》的作用的，所以，14篇「水滸傳序」，又實際上兼顧著「水滸傳讀法」之功能。雖然，金聖嘆曾為其批評本《水滸傳》專門寫了一篇《讀第五才子書法》，但其三篇《水滸傳序》也還是可目之為「讀法」的，如《序三》之「《水滸》所敘，敘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氣質，人有其形狀，人有其聲口」等一段文字，即具有從人物刻畫的角度，指導讀者去讀「一百八人」之傳的特點。而燕南尚生《新評水滸傳敘》，則更是從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等方面入手，對讀者之如何閱讀《水滸傳》進行了悉心引導。如其中有云：「述政界之貪酷，差役之橫惡，人心之叵測，世途險阻，則社會小說也；平等而不失泛濫，自由而各守規範，則政治小說也；石碣村之水戰，清風山之陸戰，虛虛實實，實實虛虛，則軍事小說也；黃泥岡之金銀，江州城之法場，出入飄忽，吐屬畢肖，則偵察小說也；王進、李逵之於母，宋江之於父，魯達、柴進之於友，武松之於兄……無一不合至德要道，則倫理小說也；一切人於一切事，勇往直前，絕無畏縮氣象，則冒險小說也。」在這段文字中，作者從不同的有度切入，以引導讀者對小說中不同情節、不同人物進行具體認識，既娓娓道來，又分析鞭辟入裡，其雖不是「讀法」，卻勝似「讀法」。而最先作如此引導者，汪道昆《水滸傳序》則乃開風氣之先，其後的句曲外史《水滸傳序》、王韜《水滸傳序》等，亦多有類此者，恕不一一。

其三是傳遞了《水滸傳》版本的重要信息。《水滸傳》自「洪武初」始成書後，在由「永樂初刻本」（？）至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問世的整500年時間裡，明清兩朝的官方與坊間共刻印了多少次，這是迄今為止誰也無法弄清楚的一個問題。但據上述14篇「水滸傳序」之所載，可知至少有14種之多。其具體為：永樂初刻本（？）、嘉靖時重刻本（又稱「郭武定本」）、萬曆己丑刻本（即汪道昆序本）、萬曆甲午刻本（即天海藏序本）、張鳳翼序本、萬曆三十八年刻本（即李贄批評本）、五湖老人序本、崇禎十七年刻本（即金聖嘆貫華堂批評本）、四知館刻本（即鍾惺序本）、順治十四年刻本（即王仕雲序本）、雍正刻本（即句曲外史序本）、光緒十四年刻本（即王韜序本）、乾隆元年刻本（即陳枚序本）、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即燕南尚生序本）。在這些刻本中，既有一百二十回本，也有一百回本，更有七十回本（或稱七十一回本），其繁本、簡本、節本（「腰斬」本），應有盡有，而白文本、批點本、繡像本，更是異彩紛呈，二者的互為關聯，使得明清時期的《水滸傳》刻本，既變化多端而又交相輝映。僅就這14種刻本而言，若以500年計之，則平均每35年刻印一次（或一種），而實際的情況，應遠非如此。但這一併非實況的版本信息，對於從傳播學的角度研究《水滸傳》而言，已是非常重要的，因為藉之乃可窺知《水滸傳》在明清時期傳播盛況之一斑。

注釋：

[1]關於小說的託名批評，以及託名批評者批評之實況等，可具體參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出版之批著《四大奇書研究》第四編之《明代託名小說批評敘論》一文，第223頁—235頁。

[2]另有楊定見《忠義水滸全書小引》、大滌主人《刻忠義水滸傳緣起》、廷月草堂主人《題抄本水滸傳首》等文，亦具有「水滸傳序」的特點，但因其題目之末並未標明「序」或「敘」，故本文未將其列入討論的範圍，特此說明。又，本文以下所引明清明期的14篇「水滸傳序」之原文，皆系據朱一玄、劉毓忱《水滸傳資料彙編》而為，不另作注。亦特此說明之。

[3]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五，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139頁。

[4]關於李贄批點《水滸傳》的地點與時間，具體參見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三編《李贄批評的真偽》一文（第199頁—212頁），該書由中國文聯出版社2001年出版。

[5]鄭玄注、孔頴達等正義《禮記正義》卷六十，《十三經註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673頁。

[6]金聖嘆《金聖嘆全集·貫華堂第五才子書水滸傳》，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頁—第315頁。

[7]金批本《水滸傳》所附之三篇《水滸傳序》，雖然皆寫於崇禎十四年，但其卻實際刻印於三年後的崇禎十七年，對此，拙著《四大奇書研究》第三編《金批的成書年代》一文（第212頁—222頁）乃有詳考，可參看。

（本文原載《聊城大學學報》2013年3期，第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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