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榆林發現未見著錄清初刊刻佛教《大藏經》

7月21日下午，記者從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獲悉，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和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於陝西省現藏古籍普查和《陝西現藏古籍總目》編纂期間，在榆林市星元圖書館發現了一部清朝初期刊刻未見著錄的佛教漢文《大藏經》。近日，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暨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組織相關專家對該館所藏這部《大藏經》進行了實地考察和初步鑒定。由於這批經卷原藏榆林定慧寺，現藏榆林星元圖書館，因此暫定名為《榆林藏》。

未見著錄清初刊刻佛教《大藏經》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供圖

佛教將「佛、法、僧」視為三寶，經藏是「三寶」中「法寶」的物質形態。在南北朝時期，抄寫、施捨、讀誦、頂禮經典已在中原形成風氣。隨著印刷術普及，印製經典代替抄寫成為可能。漢文《大藏經》的編纂和刊刻乃是外來翻譯佛典、中土佛教撰述和中外有關佛教各種典籍長期流傳、搜集、編輯、整理的總結性成果。漢文《大藏經》成為漢文佛教典籍的總集。現知第一部刻本《大藏經》為北宋開寶年間刊刻，稱為《開寶藏》。目前已知存世的漢文《大藏經》共有20餘種版本。《榆林藏》不在其中，為一種新發現的漢文《大藏經》，在文獻學及佛學研究方面均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吳敏霞(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主任、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吳敏霞研究員告訴記者，這部佛教漢文《大藏經》，全為經折裝，版高22.5cm，寬55.0cm；每版30行，折為5面，每面6行，每行17字。每卷首刻說法圖，卷端題名之下有千字文編號，版序編號下間有刻版捐資者姓名。卷末刻護法圖，護法圖前有長方形題記墨圍，右側外題「江南陳龍山經房虔造」，左側外題「住南門內都使司對過」，墨圍內多為空白，間有墨書供養題記。「漢文《大藏經》一般按千字文編號排序，據不完全統計，此《大藏經》千字文編號現存80餘字型大小，至『魚』字型大小止。綜合刻版及供養人題記等信息，初步可以斷定此《大藏經》刻於雍正五年（1727）之前，為當時榆林定慧寺住持照秀、照鼎等請來供奉。至於其版本淵源及刻印情況，尚有待進一步考察研究。」 吳敏霞說。

未見著錄清初刊刻佛教《大藏經》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古籍整理研究所供圖

王亞榮(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陝西省社會科學院王亞榮研究員表示，「大藏經」一語出於隋代。《大藏經》本來稱為《經藏》、《一切經》，是經、律、論「三藏」的總集。《大藏經》的編輯和刊刻是中國文化史和中國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佛教在中土傳播，擴展影響，特別是作用于思想、文化各領域，很大程度上依賴佛典的傳布。經藏的結集、收藏以及目錄的編撰，對於弘揚佛法，對於積累、總結、保存佛教文獻和研究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李浩(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

西北大學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李浩教授認為，《大藏經》的刊刻是一個組織嚴密、規模巨大的工程，相關工作與刻板、印刷等工藝技術的普及和發展、與大規模圖書印製、流通、販賣等經濟活動有直接關係，因而在文化史和經濟史上亦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義。《開元錄》的編定標誌著從一般經錄到漢文佛教大藏經目錄編撰工作的完成，也為真正意義的、統一的漢文佛教大藏經的編刊確立起標準。

有學者指出，這部《大藏經》的發現，是繼民國初年在陝西開元、卧龍寺發現宋元版《磧砂藏》及上世紀80年代在法門寺發現《普寧藏》之後的又一重大發現，為研究明清之際漢文佛教《大藏經》的刊刻與流傳提供了非常珍貴的實物資料，無論是對佛教文獻學和大藏經編纂研究，還是對版本學和印刷史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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