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一篇：地獄的夢魘——巴丹死亡行軍，一位倖存者的控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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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列斯特·坦尼

前言

「在任何一場戰鬥中，都會有少部分戰士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做出犧牲。」1942年3月，富蘭克林·D. 羅斯福總統在一次爐邊談話中如是說。雖然他沒有特指是哪一場戰鬥，但是毫無疑問，這是他針對菲律賓戰役才說這些話的。那麼這些「少部分」的戰士就是死守巴丹半島和克雷吉多島的美軍官兵。羅斯福總統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他無法向奮戰在這些地區的將士們提供裝備、醫藥以及增援部隊，也無法提供用於官兵撤退的飛機。因此，戰鬥在菲律賓的美軍官兵全身而退的希望已經渺茫。

直至1942年4月9日，我和兄弟們仍然在巴丹和克雷吉多的前線浴血奮戰。我們的任務是將日軍牽制在菲律賓，讓美國贏得更多的動員和備戰時間，讓美國有更多的時間向海外調集部隊。

日軍最高司令官預計用55天時間拿下菲律賓，但是英勇的美菲聯軍官兵足足守衛了148天，接近日軍預期時間的3倍。如果不是溫賴特將軍下令放下武器，我們還將守衛更長的時間，剩下最後一個人也不放棄。我們沒有食物，沒有藥品，沒有增援部隊，完全喪失制空權，彈藥告罄，按照國際戰爭法，我們已經履行了自己神聖的使命，可以光榮地投降了。溫賴特將軍意識到，我們已經無力再戰，血肉之軀擋不住鋼鐵洪流，再戰下去只有全軍覆沒。

溫賴特將軍在結束戰鬥的那一天說道：「我們官兵的身體承受能力已經超越極限。上級要求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已經盡到對祖國的義務，為了麾下將士的性命，我決定停止這場無謂的戰鬥。雖然我並不感到光榮。」

這是美國歷史上首次出現的整軍投降事件。我們想不到，投降的結果是讓我們在心理上和身體上遭受了永久的創傷。溫賴特將軍如果能預料到淪為日軍的戰俘將是世界上最不幸的戰俘，必定會帶領我們死戰到底。被俘的數萬兄弟，只有八分之一活著回到了美國。

我們這些被遣返回來的戰俘，回國後一直低頭做人。我們放棄了，我們投降了，我們被看作懦夫。我們悄無聲息地回到了美國，隱姓埋名，生怕別人提到我們在戰爭中的經歷。我們看不到任何歡迎我們回家的橫幅，沒有任何為我們舉行的凱旋式，沒有任何人為我們唱讚歌，沒有任何人願意承認我們。祖國塑造了無數的戰鬥英雄，家鄉的人民忙著歡迎凱旋的戰士，不包括我們，因為我們是失敗者。更不幸的是，很多在戰俘營中掙扎求生的兄弟，回到家鄉，卻發現家人已經去世，愛妻或女友已經另覓新歡。我在書中收錄的給我父母和勞拉的信件都是真實的，我把它們原原本本地照錄在書稿中，它們是我戰爭回憶的重要組成部分。

投降，不是值得誇耀的事情，我們一直對這些引以為恥的事情守口如瓶。但是，在很多年過去之後，我認識到，將自己的親身經歷披露出來不是什麼羞恥的事情，因為巴丹死亡行軍已經快要被國人遺忘。我無法再對自己在日軍戰俘營中遭受的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以及這些虐待導致的長期的身體和心理的後遺症緘口不言。我不再認為我的投降是一件讓我窘迫的事情，我決定開啟塵封已久的記憶的大門，講述我身在的那支曾經戰功赫赫的部隊在投降之後的故事。我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一本鼓動對日本復仇的書。復仇並不令人愉快，但是我所講述的都是事實。我只是僥倖存活的兄弟們的一個代表。我要講述的是一個為了理想和信念，苦苦掙扎求生的故事。我要講述那些曾經為了自由而戰的鮮活的生命的故事，我要歷史還我們一個公道。

1945年10月，我回到了家鄉。我的兄弟比爾對我在巴丹的經歷非常感興趣，刨根問底地問了許多細節。他是一個很好的傾聽者，與我進行了多次討論。這對於強化我的戰爭記憶起到很大的作用。另外，我還從戰俘營中帶回了數十頁日記，這些日記都是我秘密寫下來的。這些日記對我寫作這本書幫助很大，這些隻言片語的記錄，讓我修復了許多記憶的片段。我還收集了很多來自於我的家人和朋友的資料，這些資料加起來也有好幾百頁紙。還有一些書中的材料，來自於我多年以前寫下的回憶文章，這些文章也有厚厚的好幾百頁。我一直在等待時機，向世人揭開我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在我決定開始寫作的時候，唯一欠缺的是菲律賓戰役的資料。為此，我在原先的戰爭部檔案館和陸軍檔案館查閱了大量的檔案。

你也許會問，我為什麼決定向世人講述自己的故事。我有四個原因。

第一，我發現我們的歷史研究和歷史教育出現了問題。學界出現了美化二戰史的傾向，很少提及菲律賓保衛戰，甚至故意忽略菲律賓保衛戰。我記得在巴丹半島戰役期間，兄弟們傳唱著這樣的歌謠：「我們這些戰鬥在巴丹的人，是後娘養的，媽媽不親，爸爸不愛，山姆大叔也不要我們，其他人懶得瞧我們。」巴丹死亡行軍和日軍隨後的野蠻監禁，至少奪去了七萬五千名兄弟姐妹的生命。二戰當中的很多重要戰役，無論是陸戰，還是海戰，包括早期的一些戰役，美國人記得很清楚。但是戰後，極其重要的、起到「捨車保帥」作用的巴丹戰役卻被歷史湮沒了。美國人對於美軍在歐洲和太平洋上的戰史津津樂道，但是他們卻對保衛菲律賓群島的戰鬥視而不見。

第二，直到現在，這些發生在71年前的噩夢，仍然縈繞在我心頭。我走過的12天的巴丹死亡行軍，以及長達3年多的戰俘生涯，讓我在身體和精神上傷痕纍纍，不堪重負。雖然我內心的傷痕還是沒能癒合，但是歲月讓我變得成熟。不管是怎樣的傷害，都不應該忘記。「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忘記的歷史往往會重演。」這就是我寫作此書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對某些日本人荒謬的言論，我十分憤怒。我感到現在有些日本人還在對我進行傷害，我不得不站出來說些什麼，做些什麼。我不是為了復仇，也不是要讓日本人難堪，更不是出於其他的報復心理。美國人民並不像某些日本商人和政客在20世紀80年代後期所說的那樣，美國人民並不軟弱，也不懶惰。更有甚者，日本的前法務大臣永野茂門竟然聲稱，日本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國和菲律賓犯下的血腥暴行全是偽造的。他堅持認為，日本發動亞洲太平洋戰爭，是為了把亞洲從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來。他的這種說法得到了日本自民黨的閣員、環境大臣櫻井新的支持。後者堅持認為，日本沒有侵略亞洲國家，只是為了驅逐控制亞洲國家的西方勢力。我決不允許日本高官美化侵略戰爭，並賦予其正義的外衣。他們聲稱日軍沒有摧殘盟軍戰俘和平民的說法，簡直是一派胡言。

我寫作此書的最後一個原因在於解答多年以來常被問及的問題，比如，「巴丹死亡行軍真的那麼慘嗎？」「我看到的你寫的文章是真有其事嗎？」「看守你們的日本兵真的沒有人性嗎？」「你說那些日本兵不被應徵，只能在家裡看澡堂子，下礦井挖煤，是真的嗎？」等等。直到現在還有很多殘暴的場面，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我經歷的每一次噩運，每一次毆打，每一次虐待，都在我的意識上打下烙印，對於身上的累累傷痕，我甚至能說出，是在什麼情況下，有幾個日本兵打我，怎樣打我，而一一留下的。事實上，每天這些鏡頭在不經意間都會在我眼前一閃而過。我在福岡的大牟田煤礦的17號戰俘營待了整整三年，這個戰俘營的看守，是整個日本本土戰俘營當中最兇殘的，最沒有人性的。我給讀者們描述的是我在這個殺機四伏的戰俘營中的親身經歷和親眼所見。我看到的那些暴行帶給我的心靈震撼，會讓很多人做噩夢。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在風燭殘年寫作本書的原因：我要讓整個世界知道，我們這些僥倖從日軍戰俘營中走出來的戰俘的感受，我們怎樣在戰俘營中掙扎求生，我們為什麼長期保持沉默，我們在戰後的生活受到怎樣的影響。我要讓我的子輩和孫輩知道，戰爭有多麼可怕。最後，我希望美國人民能夠認識到，我們這些人為了捍衛美國的自由，而付出的沉痛代價，在菲律賓戰役當中浴血奮戰的英雄應該得到尊重。

我在書中提到的日本兵，無疑沒有遵守戰爭法則，絕大多數的日本看守展現的獸性的一面抹殺了他們身上的人性。任何戰爭故事都夾雜著仇恨，不管交戰雙方是誰。戰爭的炮火能讓人粉身碎骨，仇恨也同樣能夠摧垮我們的心靈。

我們的眼淚為受害者而流，我對戰爭恐怖的描述是為了那些無法停止仇恨的人們，雖然這些描述並不能消弭仇恨。書中描寫的痛恨是為了展現面對日軍暴行時，人性的脆弱和無奈，書中描寫的友愛則是我能夠存活，並且保持心智健全的關鍵。

本書是我獨立完成的。本人對於書中出現的歷史事實以及描述文字上的訛誤與遺漏，承擔全部責任。為了尊重隱私，某些書中人物，我未用真名。對我來說，寫作本書，是一次嘗試，我獲得了全新的體驗。我衷心地希望，本書能夠讓全世界了解巴丹死亡行軍和盟軍戰俘在日軍戰俘營中的真實情況，為研究這段歷史的學者增加一些有益的資料。

列斯特·坦尼

編輯：張玲瑜 （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16級中國近現代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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