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四年(1799)，乾隆帝駕崩，嘉慶帝愛新覺羅·顒琰開始親政。

嘉慶帝甫一親政，便誅殺乾隆朝的權臣和珅，罷黜、囚禁和珅親信死黨。同時，嘉慶帝打出咸與維新的旗號，詔求直言，廣開言路，祛邪扶正，褒獎起複乾隆朝以言獲罪的官員；也要求地方官員對民隱民情「纖悉無隱」，據實陳報，力戒欺隱、粉飾、怠惰之風。但綜合考察，其對內政的有限整頓，未能從根本上扭轉清朝政局的頹敗。

追根溯源，這從和珅的罪名的擬定就可以看出端倪。

（嘉慶帝影視形象）

嘉慶在乾隆帝駕崩的第二天，就頒布了一個長長的諭旨，指斥上下玩忽職守，導致征討白蓮教失利。

這個操作，事實上就已經準備將追剿白蓮教不利的罪過栽到和珅頭上。在邏輯上，既然和珅專擅朝政，這種種失誤和弊端的責任就必定要和珅來承擔。

這時，敏銳的臣工已經懂了。

除內賊以肅朝宀也。大學士公和珅受大行太上皇知遇之恩，位居台輔，爵列上公，不思鞠躬盡瘁，惟知納賄營私，圖一己之苞苴，忘國家之大計，金錢充於私室，鋪面遍於畿輔，其家人劉禿子本負販小人，倚仗和珅之勢，廣招貨賄，累萬盈千。大臣不法則小臣不廉，貪酷之吏習以成風，窮迫之民激而生變，猶不引身避位，上疏自責，鬻貨攬權，恣睢益甚，軍營積弊，隱其事而不言，軍報已來遲之久而不奏，故封疆大吏躬為欺罔而不懼者，恃有和珅之黨援也；督兵將領侵冒國帑而不悛者，恃有和珅之為掩飾也；以至軍情壅蔽，賊勢侵淫，上累大行太上皇宵旰焦勞，精神漸減，而和珅恬不為意。臣竊以意和珅之罪不減於教匪，內賊不除，外賊不可得而滅也。臣聞帝堯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誅殛。由此言之，大行太上皇帝在天之靈固有待於皇上之睿斷也。

這是時任吏部給事中的王念孫上了這個奏摺，和珅的罪名和教匪等同，而按照所謂內賊不除，外賊不可得而滅也的高大上邏輯，和珅已經斷無生理，而帝堯之世，亦有共驩，及至虞舜在位，咸就誅殛的政治理論水平之高，令人叫絕，輕輕一句藉助儒家經典的聖王往事，解脫了嘉慶帝在太上皇屍骨未寒之時就誅殺其親信的道義困境。

（王念孫引經據典，大得嘉慶帝歡心，此後始終擔任各種肥缺）

此後，和珅的罪名就基本定調了。

和珅固然不是善類，但其本質是通過逢迎乾隆帝把持朝政，貪贓受賄，在具體事功上並非毫無作為，也並不是嘉慶帝定調的大奸大惡。

《清史稿》記載：

劾諸劾和珅者比於操、莽。直隸布政使吳熊光舊直軍機，上因其入覲，問曰：「人言和珅有異志，有諸？」熊光曰：「凡懷不軌者，必收人心，和珅則滿、漢幾無歸附者，即使中懷不軌，誰肯從之？」上曰：「然則治之得無太急？」熊光曰：「不速治其罪，無識之徒觀望夤緣，別滋事端。發之速，是義之盡；收之速，是仁之至。」上既誅和珅，宣諭廷臣：「凡為和珅薦舉及奔走其門者，悉不深究，勉其悛改，咸與自新。」有言和珅家產尚有隱匿者，亦斥不問。

可見嘉慶帝本人不得不以嚴重的罪名處置和珅，但對如此嚴酷迅速地處置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其實也非常心虛，自知難以服人。

即使在和珅被處置多年後，國史館進呈《和珅列傳》時， 和珅的罪名仍然說不清道不明，而這也正是愛新覺羅·顒琰心中始終感到不能自安，不能服人的一塊心病。

而嘉慶帝本人在歷史中的形象用下面兩部港台電視劇可以略做比擬。

（嘉慶以為自己是這樣的）

（其實他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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