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墓跑的比考古快？不主動發掘是行規，「挖寶效果」當然不如盜墓

較真鑒定：

1、近年來，好多墓葬的確是因盜墓而被發現，盜墓者挖到的「寶貝」也讓考古專家感到驚訝。

2、大眾對考古的認知偏差一方面來源於考古自身宣傳不到位，發掘的文物大都「藏在深閨」；一方面文物方針以保護為主，一般不會主動發掘。

3、我國一年的主動性發掘大約有100多項，但是一年全國所有的考古工地有2000多個。作為「救火隊長」，考古學家就得疲於清理現場。這就給人造成考古學家總是跟著基建工地和盜墓在跑的印象。

4、「不發掘」並不等同於「不發覺」。考古學有能力用破壞較少或者沒有破壞的方式探知包括墓葬在內的重要遺迹。即使未經發掘，短期內也沒有計劃發掘的遺址點，也都已經清晰標明出來。

5、很多盜墓賊曾經是考古工地的民工，識字的盜墓賊甚至購買了《文物地圖集》或者各種考古報告。如此看來，還有必要討論誰「先進」誰「落後」嗎？

查證者：史家珍 | 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 雷興山 |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 徐堅 |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一、史家珍：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大都「藏在深閨」，不為公眾所知，造成「寶貝」都是盜墓者挖到的錯誤印象

這些年，無論是媒體報道還是實際工作，的確有很多重要發現都是因盜墓而起，譬如陝西韓城芮國墓地、唐代韓休墓、山西衡水西周墓地、忻州九原崗北齊壁畫墓、南昌海昏侯劉賀墓、河南伊濱區曹魏大墓、河南伊川徐陽墓地等等。這些重要考古發現都是在盜墓活動後考古才介入的，給人的總體印象好像都是「盜墓賊都比考古專家快」「考古落後於盜墓」。從許多破獲的盜墓案件看，盜墓挖到的「寶貝」的確連許多考古專家都感到驚訝，比如遼寧牛梁河特大盜墓團伙盜掘出土的紅山時期彩陶雙系罐、玉豬龍、勾雲形玉佩、遼代三彩釉子母獅形硯滴、元代牡丹龍紋金釵等文物，無不令人嘆為觀止，給公眾的印象彷彿就是盜墓的「效果」比考古還好。這些問題，的確值得考古界反思。

紅山文化玉龍

大眾對考古的認知往往停留在媒體報道的一鱗半爪，產生上述印象也不奇怪，一方面考古對自身的宣傳不到位，考古發掘出的文物大都 「藏在深閨」，造成人們對考古的認知產生偏差，近幾年，相信隨著「讓文物活起來」的全面落實，人們對考古的認識會更加客觀。另一方面，大家知道，我國文物保護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考古工作重在保護文化遺產，傳承人類文明。盜墓賊可不考慮這些，他們的目的就是為了盜取地下文物，圖一己之私利，獲得財寶。因此總是出現某某地方墓葬被盜後，考古才介入的情況，考古對被盜墓葬的發掘也是一種無奈之舉，是對古文化遺產的搶救性保護，這是不能用單純的「效果」去衡量的。

考古對於盜墓是深惡痛絕的，盜墓是對人類文化遺產的破壞和踐踏，對逝者的不尊重，對歷史的不負責任，不僅應受到法律制裁，也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那種認為 「考古總是落後於盜墓」觀點其實是一種對歷史文化十分無知的體現。我相信，隨著考古逐步走向大眾，在人們對考古有了全面認識之後，這種論調自然會銷聲匿跡的。

二、雷興山：「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的考古方針導致考古學家成了「救火隊長」，疲於奔波於基建工地和盜墓現場

考古不是浪漫的探險，而是嚴肅的科研活動。考古學家的工作以田野考古為基礎，然後進行相關的廣泛研究。在正式的考古發掘之前，都需要遵循嚴格的程序。中國的考古發掘分為兩種：一種是根據具體科研項目需要進行有針對性的主動性發掘；另一種是搶救性發掘。長期以來，中國考古的一大方針是：「保護為主，搶救第一」。目前，我國一年的主動性發掘大約有100多項，但是一年全國所有的考古工地有2000多個。

根據我國的《文物保護法》，大型的基礎設施建設之前，需要進行文物發掘清理。中國經濟建設速度很快，這其中就需要考古學家大量參與。有時候，一些地方無序的城市建設對文物造成了破壞，還有一些地方會出現盜掘。作為「救火隊長」，考古學家就得疲於清理現場。這就給人造成考古學家總是跟著基建工地和盜墓在跑的印象。

福建福州地鐵施工發掘出西漢、兩晉、唐宋大量遺迹

建國後，我國進行過三次大規模的全國文物普查，還會有針對具體遺址的細緻調查。通過這些調查，考古學家對於地下有哪些文物資源已經基本摸透，並且各省都繪製有文物地圖。即便很多遺址並沒有發掘，但是通過對於暴露出地面的文物和遺迹的分析和鑽探，考古學家對於遺址的範圍、坐標、類型都有非常準確的判斷。所以，並不是說一直到盜墓賊掃蕩了什麼地方，考古學家才知道那裡有文物。

三、徐堅：很多盜墓賊曾經是考古工地的民工，甚至購買《文物地圖集》學習，到底誰落後誰？

1956年明定陵發掘之後，不再主動發掘帝王陵墓成為中國考古學界最嚴守的戒律之一。這一共識實際上擴展到絕大部分重要墓葬。因為經歷了一定年代的埋藏之後，地下的墓葬呈現出相對穩定的狀態，發掘即意味著穩定的平衡狀態的打破，而任何哪怕再細小的失衡都可能引起地下埋藏的不可逆的損失。因此，無論是從法規，還是從行規的角度，考古學都不會主動發掘墓葬。

但是，「不發掘」並不等同於「不發覺」。考古學有能力用破壞較少或者沒有破壞的方式探知包括墓葬在內的重要遺迹。從1956年開始，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工作對全國各地的重要遺址和遺迹單位進行了細緻徹底的調查。各省市編輯的《文物地圖集》就集中體現了普查和專題調查的結果。事實上，即使未經發掘，或者短期內也沒有計劃發掘的遺址點，都已經清晰標明出來。

而盜墓是罔顧法律的行為，自然也就不受任何共識或者規範的約束了。更令考古學家心生苦澀的事實是，很多盜墓賊曾經是考古工地的民工，識字的盜墓賊甚至購買了《文物地圖集》或者各種考古報告。如此看來，還有必要討論誰「先進」或者「落後」於誰嗎？

假如，讓我們將眼光投射到歷史的更深遠處——法規和行規出現之前，考古真的滯後，或者說，落後於盜墓嗎？在埃及，新王朝時期最重要的帝王陵墓區——帝王谷由於地表特徵明顯，一直是盜掘熱點，經過多個世紀的瘋狂盜掘之後，人人都傳言，帝王谷內已經沒有任何被盜墓者遺漏的墓葬了。如果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也接受這種說法的話，就不會有1922年圖坦卡蒙王陵的發現。

圖坦卡蒙法老墓黃金顏面肖像人形棺

同樣，在安陽殷墟，1928年，董作賓代表史語所進入之際，當地最近一輪盜掘已經持續超過三十年，國內國際的盜掘團伙都插手其中，不少人以「發掘殆盡」勸退史語所。但是，史語所並沒被阻嚇住，一方面，考古和盜墓追求的材料和目標都不一樣，怎麼可以因為盜墓已感「殆盡」就假定考古也「殆盡」呢？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完全有信心，盜墓者遠不可能「發掘殆盡」。早期安陽考古的另一道奇景是，考古和盜墓幾乎同時出現在小屯村內，甚至構成競爭關係。李濟曾經記錄到，史語所在安陽的工作站不時遭遇盜墓者放冷槍，工作環境之惡劣可見一斑。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侯家莊商王陵是考古學家發現和發掘的。

盜墓賊認不出東北地面上就可見到的石棚，認不出西南砂岩地區的蠻子洞，將成都的後蜀王建永陵當成司馬相如琴台，將長沙的馬王堆漢墓當成五代馬殷墓，這一切陋見和誤判，都是考古學家糾正過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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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官Vol.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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