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了·上海（6）兩個政權，兩套曆法在中國並存，是戰還是和

密切關注政權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許「清國遺老」的鄭孝胥。他的日記自然堅持不用陽曆，但人在上海，對新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乃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布，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與春風得意的葉聖陶相比，同是十八歲的年輕人，吳宓的日子可不太好過。他從北京輾轉逃來上海，已經有兩個月了。清華復學無望，而且隨著局勢的發展，好象是越來越無望啦——首都都改了地方，庚子賠款還會繼續投往北京的海淀鎮嗎？

回歸清華既然希望渺茫，學業總要繼續。吳宓思量再三，終於決定與幾位同鄉一道，報考設在上海梵王渡的聖約翰學堂。這是教會辦的學校，比較穩當，學的課程與清華也較易對接。

1月29日，吳宓與同鄉到黃浦灘遊逛，下午回寓時落了大雪，絮飛片片，南方的陰冷讓北方青年吳宓很不習慣。當夜三點，對街的馥康里失火，迅即延燒了六七家。寄居在姑丈家的吳宓冒著雪後的冷，披衣站在弄堂口觀火。「當火之時，居人號呼，警吏賓士。火映水汽，半天空皆紅色輝耀，火星四迸。而屋之焚燒或倒落，復時作劈拍震擊之聲」，吳宓不禁在日記感慨：馮國璋攻入漢口時那場大火，自己雖然未能目睹，看看這場小火，也能想像當時的慘狀啊。

第二日清晨，吳宓又到火場看視，火燒後的餘燼，雪化後的水流，混在一起，流得遍街都是。失火的家庭，站在寒冷的戶外，守著僅余的什物，衣冠不整，面色懊喪。聽說，這些住客大都是避聯軍攻城之亂，從南京遷來的……

吳宓的故鄉陝西，此時也在水深火熱之中。甘肅的升允仍在猛烈地向東攻伐，《時事新報》甚至報道說西安已被攻陷。陝西多番告急。旅滬的陝西商人，連日在一品香等處聚會，策劃成立救援隊與運輸隊。民立報的于右任伯伯，吳宓的生父吳建寅都參與其中。

這些事輪不到吳宓管。他的頭等大事是應考，2月5日，四點即起，六點半出發，八點鐘入考場。出乎吳同學的意外，英漢考題都相當淺易。在考場還碰到三位清華同學——看來大家對清華前途都很悲觀。可惜吳宓太緊張，竟然忘了問他們的住址，不然也可以聯絡聯絡，抱團取暖。

兩天後，聖約翰學堂的錄取名單登在《民立報》上，吳宓與清華的兩位同學都取中了。接下來是陪未考中聖約翰的表哥胡仲侯報考麥倫書院，忽忽又過了五六天，中間幾次去民立報館看望父親，多見不著，只聽說有「同鄉敗類」集會反對於右任伯伯，大家公推吳建寅去南京向於伯伯說明情況，以謀對付之策。

待得2月12日，終於見著了父親。吳建寅告訴吳宓，聖約翰的學費不必擔心，陝西商號匯款。吳宓希望能跟父親長談一次，但吳建寅忙著送「豫晉秦隴紅十字會」乘船往西北戰場，只能向吳宓點點頭：「改日吧，改日咱們談談。」

2月13日，上海大雨。幾天來都覺得身體不適的吳宓「枯坐樓中，寂寥實甚，無術消遣」，終於病倒了。吃了幾粒仁丹，似乎也不管用。而且上海的冬天實在過不慣，吳宓口角凍裂，張不了嘴，吃飯說話都很辛苦，「諸種交至，益覺悵悵」。這「悵悵」中大概不包括昨日清帝的遜位，今天孫中山的辭職。

密切關注政權交接大事的上海客，是早就自許「清國遺老」的鄭孝胥。他的日記自然堅持不用陽曆，但人在上海，對新曆要敏感得多。1912年1月1日，鄭孝胥在日記中寫道：「今日乃西曆一千九百十二年元旦也。朝廷欲改用陽曆，宜以今日宣布，聞項城有此意，竟不能用，惜哉！」

鄭孝胥

他「惜哉」的是南北所爭，不在大局，而在私怨。在鄭孝胥看來，「前日朝廷所頒信誓十九條，大權全在國會，政治改革之事已無可爭。今革黨欲傾覆王室，清臣欲保存王室，實則王室已成虛號，所爭者乃對於王室之恩怨，固與改革政治毫無關涉者也。若爭此而戰，則所謂自亂自亡而已。」

鄭孝胥覺得，南北議和尚未成功，南京方面就召集國會，決定政體，企圖以此逼北京政府屈服，還自以為得計，實在愚蠢兼搞笑。「使政府在北京亦集國會，決定君主政體，亦行頒布，則如之何？」而且，「此次選舉總統，止十七人，孫文得十六票，黃興得一票，遂自稱全國公舉，真可笑殺人也」。

1月14日，鄭孝胥在日記里懷念起故人端方來。當日端方兩次來電，求鄭孝胥同往四川，鄭孝胥堅決不允。如今陰陽異途，總不免會想：倘若當日我去了，是不是端陶齋就可以不死？而今回頭想來，有兩條路：一，未從武昌出發，先請入都，聲稱要密奏方略，電報發出馬上啟程北上，到了北京，再設法拖延，那時武昌事變或許已起，或許被平，連四川或許都不必再去，這是上策；二呢，是入川後駐兵重慶，武昌新軍不穩，讓他們直接赴成都平亂，自己再從陝西、貴州調兵來護，即使來不及，重慶的新軍也靠不住，至少兵變時可以逃進某國領事署，也不至於被害。鄭孝胥盤算了半晌，覺得端方號稱滿臣能員，智不足以自救，難怪清室傾覆在即……

這些話都只是在日記里說說，對外，無論是南京來人聯絡，還是上海領事會要反對陳其美，鄭孝胥都不參與，表示「久無動靜，真守中立」。

從1月1日到2月12日，中國存在著兩個政權，兩套曆法，同時也處於「戰」與「和」的十字路口。這一段交織的時光，在每個人心中留下了不同的烙痕。

鄭孝胥希望南北議和成功，但國會必須在北京召開，否則「南方人民懼革黨之恫喝，終不能抱定主見」，所謂主見，便是君主立憲。鄭孝胥引《大陸報》上的評論說：美國雖號共和，卻接近立憲專制，總統的職權很像從前的英王，反而今日之英國，「雖曰君主立憲，實最有共和之精神」。

吳宓也支持南北議和，因為他的家鄉陝西，正在承受著新舊兩個陣營的拉鋸戰，只有南北實現和平，陝事才能平復。即使回不去清華，也能在上海好好念書。

葉聖陶則最激進。他贊同《天鐸報》發起國事糾正會的舉動，認為連「優待清室條件」都大可不必：「民國之中固人人平等，無或超出者也。清帝既遜位，則只居於齊民之列；既齊民矣，何以曰優待？優待即不平等也。」「進而言之，是誰之位而乃曰『遜』？必待其遜，是已如受清廷之命令矣。故苟其見機而自去，則為至善；如不自去，則北伐軍隊在，令之肯去亦去，不肯去亦去。」（2月13日日記）不肯讓位，那就打唄！

我們印象中主持語文改革、寫童話的白鬍子老先生，那時真是年輕啊。

葉聖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