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時期，國民黨裝備精良為何屢遭重創，蔣介石忽略了這項工作

文｜周渝

在抗戰中，國軍系統的第5軍、第74軍、第18軍、新1軍等部隊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尚能打出不少勝仗，為何到了內戰時期，這些王牌部隊在遭遇解放軍後，或全軍覆沒，或一敗塗地？解放軍又為什麼作戰英勇？其實只要對比國共兩軍的政治工作，就不難解釋這一疑問。

國共兩軍的政治工作都是效仿蘇聯紅軍而來，但分家後二者重視程度大不相同。國民黨方面，早在1926年重新修訂《國民革命軍代表條例》中，就規定黨代表任命由軍人部以中央黨部的名義行之，軍人部部長副署，這樣一來，政治訓練部的職權就大大縮小了。寧漢分裂後，兩個國民政府也出現了兩個不同的政治工作機關，但武漢政府（當時共產黨大都在該政府）對政工的重視程度要遠遠高於南京政府。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宣布「分共」，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宣告破裂。寧漢合併後的政府將原武漢中央的總政治部撤銷，政治工作的地位再次下降，各軍師中黨代表甚至因「軍事人員調遣日多，使黨代表不能久於其職，各黨代表缺額日多，有去無繼，黨代表制度遂同虛設」。

與備受冷落的組織工作相比，國軍的宣教工作倒是在如常進行，在第一次國共內戰（十年內戰）時期，國民黨先後對蘇區發動五次「圍剿」，前四次「圍剿」都因種種失誤而被紅軍粉碎，以至於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採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給蘇區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當然，國民黨宣教工作的成果只是相對其組織、黨務等政治工作而言，若與其對手共產黨比起來，就相形見絀了。

三灣改編

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從1927年建軍起（主要是三灣改編後），就十分重視軍隊政治建設，軍隊政治工作被視為軍隊的生命線，也是構成軍隊戰鬥力的重要因素。1929年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針對黨內存在的錯誤思想，黨的組織問題，黨內教育問題，紅軍宣傳工作問題，士兵政治訓練問題，廢止肉刑問題，優待傷兵問題，紅軍軍事系統與政治系統關係問題一一進行糾正。與國民黨最顯著區別在於，紅軍中的黨組織處於一個至高無上的地位，強調「把支部建在連上」，時刻在軍隊中進行思想工作和組織工作。

鮮明的黨性是紅軍具有的第一個重要特徵。部隊從上至下均編有軍事主官和政治主官職位。政治主官必須具備相應的思想政治、知識、能力和心理素質。連有黨支部，班有黨小組。連長與政治指導員同為正連職；營部有黨支委，營長與政治教導員同為正營職；團機關有黨委，團長與政治委員均為正團職幹部，師以上類推均為同一模式。解放軍與國軍政工幹部的編製體系對比明顯，解放軍各級團隊實行的是黨委（支部）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各級分隊在受領作戰任務後，要進行政治動員，讓每個官兵明確為誰而戰。而國軍的政工人員則長期充當幕僚式的角色，一切由軍事主官說了算。

1948 年遼瀋戰役期間，東北人民解放軍的宣傳隊在奔襲北寧線途中編快板唱給戰士們聽，怕聽不到就用喇叭筒來傳聲

到抗戰爆發時，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中的政治建設已經遠遠優於其他國民革命軍部隊。從黃埔建軍開始，校軍就提出了「黨化軍隊」，那麼十多年過去了，國民黨對軍隊的政治工作究竟進行得如何呢？不能說完全沒有進展，但執行力相當弱，一是因為十年來一直忙於「剿共」、「削藩」等內戰，無力建設。二來是因當時全國還盤踞著大大小小的軍閥勢力，中央政令不通，連部隊的制服都無法統一，更遑論難度更大的政治工作。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是中央軍中的黨務工作也難免落得有名無實，至於地方軍，有的甚至連名分都沒有。

反觀八路軍、新四軍，此時的政治工作已非常成熟，對於官兵中存在的普遍性思想問題，基層連隊組織每周都安排不少於一天半的政治教育，由政治指導員採取集中教育上大課的形式來解決。班（排）每還安排不少於兩次讀報時間，學習黨中央機關報和軍隊自辦的各類報刊。官兵思想情緒多樣化，並處於動態變化中，每個戰士思想水平、生活經歷、家庭條件、性格特點都不盡相同，政工幹部往往利用作戰訓練休息間隔，與官兵打成一片，隨時掌握官兵思想反映，採取隨時教育的方式，隨時跟進，靈活展開。

淮海戰役期間，中原野戰軍奔赴戰場途中，用喇叭不斷播送勝利消息和英雄事迹，激勵戰士加速行軍

此外，在過去的10年中，共產黨領導的部隊對軍紀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尤其重視軍民關係。湖南軍閥何鍵在「圍剿」紅軍期間曾感嘆：「共產黨組織民眾，喚起民眾是紮實的，毛澤東真有一套理論和辦法。」紅軍的具體做法，在蔣介石的電文中也能找到，他於1935年2月初發給劉湘、潘文華的電文中說：「據報，朱、毛匪部竄於川南時，對人民毫無騷擾，有因餓取食土中蘿蔔者，每取一頭，必置銅元一枚於土中；又到永敘時，捉獲團總四人，僅就內中貪污者一人殺斃，余均釋放??」而在同一時期，國軍的政治宣傳則顯得簡單粗暴，以四川軍閥劉湘為例，當時他對川軍的宣傳無非是什麼共產黨來了就要「共產共妻」之類的謠言，製造恐怖，也的確讓不少川軍將士有了一種「我們不是打仗，而是保家衛國」的悲壯心理。但這種粗糙的謠言式宣傳，只有基於民眾以及部隊官兵獲取信息渠道閉塞的條件下才能發揮作用，到了第二次國共內戰時期，大家對共產黨已經有了一定認識，造謠式宣傳就難免讓官兵們心生反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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