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647期：聞一多被抗戰將領殺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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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組織大江會

聞一多在清華時即參加了風雲迭起的「五四運動」，那時他自述「一切只是新鮮，一切只是明媚，一切只是希望，一切只是努力」，但等他出國留學後，卻發現中國人在外被人歧視侮辱，而這和中國弱小的國家命運是分不開的，聞一多禁不住說「自從與外人接觸，在物質生活方面，發現事事不如人，這種發現所給予民族精神生活的擔負，實在是太重了。」又說：「一個有思想之中國青年留居美國之滋味，非筆墨所能形容……總之，彼之賤視吾國人者一言難盡。」在這樣的心路歷程之中，他與清華同學為主的留美學生一起，發起群眾團體——大江會(開始名「大江學會」)，張揚國家主義。

雖然國家主義後來轉為政黨化，集團化甚至淪為國民黨的附庸，名聲掃地，但聞一多畢竟抱著濃烈的愛國主義情結，這是事實，也無需諱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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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痛斥張學良

西安事變爆發，出乎張學良意料的是，全國上下民眾乃至知識界均不贊同他的所作所為。聞一多這樣的文人，詩人，在上課時從不牽涉他言，這下也放下「毛詩」大講時事，回憶人說，聞一多厲聲問道：「國家是誰的？是你們自己的么？」又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首也可以武力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我要嚴厲責備那些叛徒，你們這樣做是害了中國，假使對首領有個好歹，那麼就不必再想復興，中國也要退回到民國二十年前大混亂的局面」。西安事變發生後，教授們發表了《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言》，並成立由朱自清、馮友蘭、聞一多、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七人組成的電報宣言起草委員會。

韋君宜說，蔣介石突然被扣。左派學生欣喜若狂，大家大喊大叫，要求公審、槍斃蔣介石，黃敬他們也是如此。只有蔣南翔說不要這樣提，群眾不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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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命運》給了聞一多刺激

抗戰以前，聞一多在校園裡度過其平靜而優渥的學者生活，到了西南聯大，因為學校條件簡陋，不得不住在鄉下，同時聞一多也去各個中學兼課掙錢補貼家用，與民間有了更深的交往，目睹了老百姓的貧苦生活，萌發了不少平民意識。這時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出版，卻給信奉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聞一多刺激，他說：「這在我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地向『五四』宣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即便聞一多早年支持國家主義，在西安事變義無反顧的支持蔣介石，但後來他漸漸對國民黨失望了，到後來他甚至不肯與國民黨籍的教師同住，理由是罵國民黨不方便。

蔣氏在抗戰中發表《中國之命運》，原本是以民族主義提振中國民眾信心，卻讓聞一多這樣原本贊成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名教授反感，亦讓美國政界對民國政府的戰後藍圖有避忌猜疑之心，真是始未料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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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一多為何轉向

聞一多曾經專心治學，他說，國家大事有人去管，不用自己操心，並且對蔣介石存有幻想，認為「抗戰得有此人領導，前途光明，勝利有望。」但八年抗戰，艱苦和悲慘的民生，已經打消了聞一多曾經的國家主義熱情，針對國民黨提出的「國家至上」，1945年5月，在《大路周刊》創刊號上發表文章《人民的世紀》，副標題就標出：「今天只有『人民至上』才是正確的口號」。他還隱喻地抨擊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說新主子一出來就要打擊「五四」運動，並且提倡義和團精神。他說：新文學運動同時是新文化運動、新政治運動。我們要把文學和政治打成一片，要走出象牙之塔，要打倒孔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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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是白，重慶是黑

聞一多越來越對國民黨當局不滿，而此時中共自然而然也捕捉到了他的微妙心跡，周恩來指示南方局派到昆明作龍雲工作的華崗，順路爭取團結聞一多這樣的知識分子。隨後由楚圖南、尚鉞等人接近。聞一多的心也逐漸向著延安轉移，一向直言不諱的他，在慶祝抗戰勝利的大會，就尖銳提出「誰在幫助中國反動分子打內戰，我們就要反對誰！不管他們有什麼原子彈，我們還是要反對！」有人問到「青年人應該怎樣反對內戰」時，他回答說：「只有聯合政府才能根絕內戰！」當有人問到「中國共產/黨的民主是不是真民主」時，他引用去過延安的青年黨人的話：「延安是白，重慶是黑。」

聞一多在抗戰八年堅持不剃鬍須，抗戰勝利後就剃掉了，但隨之這些知識分子感受到了國民黨獨裁的陰影。同為民盟成員的好友李公朴打趣他：「你的鬍子是不是剃得早了些？」聞一多回答：「那就把它再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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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聞一多的敵意不斷增加

中共在昆明緊接著發起「一二一學生運動」，當國民黨軍警出動鎮壓時，聞一多發表《「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一文，怒斥這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學潮不斷發生，國民黨不斷增加對聞一多的敵意，雲南大學圍牆上甚至有這樣的標語，他們管聞一多叫「聞一多夫」，把羅隆基叫「羅隆斯基」，意指他們親蘇親共。蔣介石在接見梅貽琦時，專門指出：「張(奚若)、聞(一多)、潘(光旦)等之舉動」，「殊於清華不利」，1946年3月，蔣介石亦告知西南聯大的黨工，「甘為共匪奴屬之張奚若、聞一多等，應加以還擊。」

耿直的聞一多自詡硬骨頭，在聯大校友會歡送會上指名罵了蔣介石。他在講話中說道：「前幾天有個刊物隱約地罵了蔣介石，於是他的黨徒們嚷起來了.....，罵一下都不行嗎？咱們應該講真理，明是非。我有名有姓，我叫聞一多，我就要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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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腳不準備跨進大門

當時美國雖然邀請他去講學，但聞一多考慮到中國民主運動，也不肯走。1946年歷經「七君子」事件、「較場口血案」的李公朴被刺殺，聞一多仍舊說「我們隨時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聞一多的死亡，是明死，遇刺的地方，距離設在翠湖，距離雲南省警備總司令部僅200米左右，雲南大學的費孝通曾回憶說，他就是聽到槍聲方「衝出辦公室到校長家中暫避」。聞被刺後果是驚人的，駐美大使顧維鈞走訪美國眾議院得到消息，因中國目前情形，導致美國「對華軍援」法案估計很難通過。

聞一多之死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因素，對美國人來說，聞一多不僅是在美國受過多年教育的留學生，也是知名的中國學者，據一份美國駐昆明領事勞斯1946年給大使館的報告說".....可是，聞一多被暗殺使局勢完全改觀，因為聞是開明人士中的佼佼者，受到知識界的高度敬仰。」圖為杜魯門政府最終決定停止在中國進行的軍事調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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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痛罵十幾天

究竟是誰殺了聞一多，迄今還是一個謎案，但對一般掌握資料的歷史學者，都公認是雲南警備總司令部總司令霍揆彰派人乾的。或許是希望蔣介石給予賞識，但蔣介石的反應完全出乎意料。當年7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就李聞血案抱怨，「幹部之無智識，徒增政府情勢之險惡，領袖地位之不利，可痛之至。」等到蔣介石從唐縱等人獲知與霍揆彰有關係，結果是雷霆震怒，蔣在日記中記道：「晚課後召見霍揆章（彰），彼猶呈其假造人證與共供，其幼稚荒謬極矣。乃面加斥責，並明告其所部之所為，且指出其行刺之人名。」李聞血案給蔣帶來了莫大壓力，引起了美國對此關注，甚至影響到馬歇爾對華援助問題，蔣介石在日記中記載「（7月30日）馬歇爾來談，彼以昆明暗殺案比內戰之消息使美國影響更惡為慮.....總之昆明之案無論對內對外皆增加政府與余個人之地位艱難百倍，更使x匪在時局上轉敗為勝，霍之罪孽無窮......蔣在日記里罵了霍十幾天，從「幼稚」、「無知」、「荒謬」、「無智無識」，一直罵道「愚蠢顢頇」。蔣介石對此血案反應的意外程度，表明他不若外界想像中的心狠手辣，並具有政治家的正常思路。

聞一多被刺的後果相當嚴重，聞一多的孫子，社科院近史所研究員聞黎明曾在台灣「國史館」查詢到杜魯門致電蔣介石原文，信函是經駐美大使顧維鈞翻譯後以電報方式發回國內的，聞黎明發現，「杜魯門在信中對國民政府的批評，很大程度上正是以李聞被刺事件為例證的。」圖為抗戰將領霍揆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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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謀是什麼人

涉嫌主謀刺殺的霍揆彰，其實是一名抗戰將領，當初從北伐東征，憑軍功升為陸軍十一師羅卓英部團長。第十一師後來發展成第十八軍陳誠的部隊，即赫赫有名的「土木系」。抗戰興起，霍又隨長官羅卓英參加淞滬戰役，尤其是最慘烈的「羅店之戰」，出名的「血肉磨坊」，，「一寸山河一寸血」即由此而來。在第一次長沙會戰中，霍揆彰率七個軍布防洞庭湖西岸，阻擊日軍，日本人不得不承認「....在部分戰場上，部分戰況之激烈超過了諾門坎。」。1944年的滇西抗日反攻作戰，霍揆彰又作為20軍的總司令，負責總攻騰衝。亦是一場血烈的著名戰役，從巷戰，美軍助力空襲，甚至中國軍隊使用火焰噴射器，都是令人難忘的戰爭細節。霍揆彰更因為這些戰績獲國民政府頒授青天白日勳章，美政府亦贈嘉猷勳章。 從一名功炳千秋的抗戰將領，蛻變成為刺殺愛國知識分子的主謀，其間心路轉折如何，已逐漸不為人知。

霍後來赴台，至今仍留有《陸軍中將霍揆彰(嵩山)先生生平事略》、《霍揆彰將軍抗日活動紀要》等。圖為激烈的騰衝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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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不了的經驗教訓

也有一說是霍被迫找人頂罪，畢竟血案發生在警備司令部之側，但霍揆彰之於迷霧重重的聞案，擺脫不了的重大嫌疑，據沈醉回憶，說到了1947年，霍揆彰因此事被免職，做了長沙寓公卻毫無悔意，只是覺得時機太早了，「如果等到今天來干，那就不是過錯而是有功了」。霍忠於領袖的崇拜情結過於嚴重，希望討好領袖，穩定局勢，卻給政局帶來更多麻煩，凸顯他對現代政治一無所知，令人嗟嘆。蔣介石的話，「昆明李聞被刺暗，又予反動派以法西斯惡名之誣衊。幹部無知幼稚，殊令人啼笑皆非，本周幾乎全為此事增加煩惱之苦痛也」，霍揆彰聽進去有幾分？蔣介石常以事無巨細的作風聞名，卻在這場爭奪學生和教授思想的公關戰落了下風，導致外交和社會輿論極為被動。

黃仁宇回憶抗戰艱難時期，為解決大學生對膳食不滿，蔣曾親到中央大學品嘗膳食，並與師生會面座談。為何到了抗戰結束，卻不曾做出親民姿態，連聞一多這樣曾經為西安事變而怒斥張學良的名教授，也與之漸行漸遠，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一種失敗。圖為胡適與蔣介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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