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過《亮劍》的讀者大概都會對政委趙剛給俘虜兵做政治工作的一幕印象深刻：李雲龍部與楚雲飛的第89師在趙莊血戰之後，雙方傷亡慘重，李雲龍找政委趙剛，希望借俘虜兵以補充兵員。接下來，趙剛向俘虜兵們進行了一番精彩的動員講話。他首先問及對方所屬部隊，士兵中有回答第18軍的，也有回答第5軍的，趙剛聽後對這兩支部隊抗日的功績讚揚一番，而後強調「事情走到今天這一步，責任不在軍隊，而在蔣介石的獨裁政府」。談完軍隊，趙剛又問及俘虜兵們家中是否分到田地，有幾個士兵回答接到家書已分得田地，趙剛接著說：「現在你們家鄉都分田了，農民有了自己的土地，就可以過上好日子，給什麼都不換；可是老蔣不答應，我們應該怎麼辦？」俘虜兵們聽後，群情激憤，紛紛踴躍參加解放軍。

這一幕雖出自文藝作品，但的確把國共內戰時期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刻畫得入木三分。在抗戰中，國軍系統的第5軍、第74軍、第18軍、新1軍等部隊面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尚能打出不少勝仗，為何到了內戰時期，這些王牌部隊在遭遇解放軍後，或全軍覆沒，或一敗塗地？解放軍又為什麼作戰英勇？其實只要對比國共兩軍的政治工作，就不難解釋這一疑問。

國軍高級將領「包庇」共產黨

抗戰時期，國軍的政治工作曾一度被重視，例如1938年1月，軍委會成立了政治部，與軍政、軍令、軍訓部並列，「各戰區、軍、師都設政治部，團設政訓室，連設指導員」。但由於政治工作荒廢已久，當再次被提上議程時就發生了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許多國軍中的政工幹部都是共產黨員，而軍事長官們明知他們的身份，也照用不誤。

時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的張發奎身邊的秘書左洪與其妻胡聰華都是共產黨員，其部隊中許多戰地服務隊隊員、指導員也多有紅色背景，而這些張發奎心知肚明。張發奎後來回憶說：「長官部決定區內所有參謀人員必須是國民黨黨員。中央關於所有軍人必須加入國民黨的規定，此時執行得更嚴格了。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時，我們假裝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份。為了利用他們的才能，我不怕使用共產黨員。」

張發奎這段自述令人感慨萬千。有人或許不能理解，為什麼身為國軍高級將領的張發奎會如此「包庇」共產黨？但仔細想想，自北伐結束以來，國軍的政治工作一直屬於冷門，導致政工人才越來越少，等到大戰來臨，意識到政治工作的重要時，已經無人可用。作為軍事長官，自然大可將共產黨員趕出部隊，或給他們坐冷板凳，可是這樣做就可能面臨另一個後果，那就是擔任政工的人起不了作用，部隊軍心渙散，士氣低落，逃兵嚴重，他得耗費更大的人力財力物力去徵兵。國軍長期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的冷落此時才是初嘗「惡果」。

國軍也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到抗戰勝利後，國共兩軍的政治工作已拉開相當大的差距，兩者最主要也是最致命的區別，即是形式與實質的區別。如今解放軍軍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大家耳熟能詳。要說國軍中有沒有這類宣傳呢？也有，例如「軍人十二條」「軍人五德」「兩個集中兩個統一」「三個一律五個原則」「四維八德」等等。從形式上看都差不多，但宣傳工作的實際效果卻是天壤之別。軍史研究者郭東風在《國共兩軍政治工作對比》一文中指出：「在我軍（解放軍）中，宣傳工作特別能抓住絕大多數官兵的心理脈搏，適時提出能夠深入人心的既樸素又有效的宣傳鼓動口號，使之能夠與某一時期的戰略任務配合一致，在內部達到上傳上下齊心眾志成城的效果，對外則贏得最廣泛的同情和支持。」

具體表現是大家都熟悉的，紅軍成立之初，為爭取貧下中農支持，喊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號。20世紀30年代中期，全國抗日救亡的呼聲此起彼伏，紅軍也在此時打出了「北上抗日」的大旗。這些宣傳口號在鼓舞自己，爭取外部同情的同時，還有瓦解敵軍的作用。例如紅軍長征時期寫在牆上的一句著名標語：「白軍兄弟不打紅軍，北上抗日去」，顯然是留給「追剿」的國軍看的，試想，當家鄉已被日寇所佔，流落關內的東北軍官兵們看到這條標語後會做何感想，宣傳效果不言而喻。

抗戰後期，延安的宣傳戰已先行一步，1944年美國觀察團到延安考察，隨處可見各種反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標語。今天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中藏有一張1944年的宣傳畫報，圖上印有「反攻還需八路軍」一行大字，畫中除了高大偉岸的八路軍外，還繪有許多正在逃跑的士兵，旁邊標註為「國民黨軍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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