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中國商業是如何從「末業」變成「主業」之一的

文 | 李伯重

在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之初，有句話叫「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觀望」（另外一個版本是「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在發展」）。這句話，充分表現了中國人對於致富的渴望，而致富的捷徑就是經商。

這不奇怪，早在兩千多年前，司馬遷就說過：「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也就是說，在所有行業中，最佳的致富途徑是商業。

經過兩千多年的歷史沉澱，這種觀念已經深深地植根於中國人的心中，所以一旦可以選擇人生道路，眾多人士的第一選擇就是經商，從事商業。那麼，商業這個行業，在中國傳統社會中經歷了什麼樣的發展演變呢？

羊尊酒肆畫像磚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商業

兩千多年前，孔夫子說過一句有名的話：「必也正名乎。」我們在討論問題時，首先要把所說的概念搞清楚，不搞清楚，討論就會變成「雞和鴨講」。你說的是這麼一回事，我說的是另外一回事，講來講去不講不通。所以我們首先要看看「商業」這個詞，在古代和今天是不是同一個概念。

首先，我要說一下什麼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大體上說，就是說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社會。鴉片戰爭以前的社會是不是封建社會？在學界有很大爭議。因為我自己也不能對此下結論，因此採用一個中性的名詞，稱之為傳統社會。為什麼要以鴉片戰爭為限？是因為在這場戰爭以後，西方的商業方式進入了中國，改變了中國傳統經商的方式，所以可以說鴉片戰爭是中國是中國商業發展演變歷史的一個分水嶺。

其次，要說說什麼是商業。從字面上來說，商業就是從事「商」的行業。那麼什麼是「商」呢？我國最早的百科詞典《廣雅》說：「商，度也」。「度」就是「量」，所以今天還有「度量」這個常用詞。估計、計算、測量等，都叫做度。所以「商」自古以來就是和計算是分不開的方。「商」還有一個意思，就是商議、商討、商量。在古代，商議和度量之間有密切的關聯，所以有商略（估計）、商算（計算）、商度（測量）等詞。

此外，古人還用「商兌」一詞。《易經》的一個注，對「兌」字解釋為「商量裁判之謂也」。到了後來，商字延伸為經商之意。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商業和別的行業不同。從事商業交易，一定要有買方和賣方。買賣雙方要經過商量，也就是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共識，交易才能完成。

在傳統社會中，種田不需要雙方商量，農民自己種就可以了；做手工業產品也不需要雙方商量，工匠自己做就可以了。但是商業不同，一定要有買賣雙方，對買賣商品的數量、價格等進行商談。所以商業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業務一定要經過計算和商量。這是自古以來老祖宗留給我們的智慧。

現在我們來看「商業」。今天的商業，大家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但是在古代，情況又如何呢？在中國，商業這個詞出現很晚。最早講到商業這個行業的人是司馬遷。他在《史記》第129篇《貨殖列傳》里，把商業稱為「貨殖」。「貨殖」這個詞後來還在用，但是今天不怎麼用了。

關於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歷程，學界研究已經非常多了。李埏先生說：「（在商朝和西周時期）工商業均為王室、公室、官府所有，私人是沒有的。士庶人只有家庭手工業和集市上剩餘產品的交換，像青銅器、玉器之類的手工業品是不可能生產的。王室、公室、官府佔有善技藝和善經商的奴隸，用以生產各種產品和到方國部落間去進行貿易。

周室東遷以後，工商業日益發展，有厚利可圖，於是在官府工商業之外，興起了私人的工商業。到春秋末期，私人身份的大商人、大工業家令人側目地出現了。中國歷史上商品經濟發展的第一個高峰由此突起；自此，民間和官府的工商業雙軌並駕，一直延伸到清代，但佔主導地位的不是官府工商業，而是民間工商業，愈後而愈著。」

關於中國古代商業發展的大體輪廓，吳慧先生寫過一本面向普通的讀者小冊子《中國古代商業》。在這本書中，他把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商業演變的歷史分為幾個主要階段：（1）萌芽階段，在夏商西周時期；（2）第一次飛躍階段，在春秋戰國時期；（3）漢朝到唐朝是發展的「馬鞍形」階段（即發展得很高、又跌下來、再升上去；（4）宋朝和元朝是新的發展階段；（5）明清則是「夕陽無限好」的階段。這個概括可以參考，儘管我對其中一些說法有保留。

▍「本業」、「末業」與「重農抑商」、「工商皆本」

商業是社會不可或缺的一個行業，即使是傳統社會也不例外。這一點，古人早就認識到了。司馬遷在《貨殖列傳》里說得很清楚：「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司馬遷還引用《周書》說：「『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也就是說，一個社會必須有四個基本行業。有農業，才有飯吃；有虞業（採集業，包括打獵、伐木、捕魚、採礦等），才能夠把重要自然資源從山裡、海里、湖裡、河裡開發出來；有工業，才能把各種原料加工成為用具；有商業，才能夠把各種貨物流通天下。所以這四大行業，是傳統社會必須有的，都是人民生活的根本（「民所衣食之原也」）。所以不管人們喜歡還是不喜歡，都必須有商業。但是，在傳統社會中，這四大行業的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其中商業被稱為「末業」。那麼，什麼是「末業」呢？

與「末業」相對的是「本業」。大家都知道「本末倒置」這個成語。所謂「本」就是根本，是最主要的，而「末」則是最不重要的。「末」這個字有「非根本的、不重要的」之義。在中國傳統社會的四大基本行業里，商業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都被看作最不重要的行業，而農業則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行業。因此農業是「本」，「本業」、「本利」、「本富」，而工商業是「末」，「末業」、「末利」、「末富」。「捨本逐末」是不允許的，因此要「重本抑末」。

即使是對商業比較寬容的漢文帝、景帝，也多次下詔，強調「農，天下之本」，「天下之大本」。之後到了晉朝，王符號召「崇本抑末」說：「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這種把工商業（特別是商業）視為「末業」、「末利」、……的說法一直延續下來，成為了千百年來的觀念。

明朝建立伊始，明太祖就說：「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蠶之女，水旱無虞，饑寒不至。自什一之途開，奇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之，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

清代雍正皇帝也告誡全國人民：「農為天下本務，而工賈皆其末也」，並且要求各級官員「平日留心勸導，使民知本業之貴」。所以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主流經濟思想，就是要把農業放在第一位，商業放在最後一位，即以農為本，以商為末，而不能本末倒置。

清代畫家江萱所繪《潞河督運圖》（局部），表現了通州漕運的盛況

在任何時代，理念和實際操作都不一定同步。如果「農本商末」只是一種理念，對社會來說，那實際影響還不很大。但是如果這種理念變成國家的意志，變成政策、法律，後果就嚴重了。為了要保證「農本商末」，就必須「重農抑商」。重農抑商，重農是目的，抑商是手段。

「重農抑商」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最早系統地實行這個政策是商鞅。大家都知道商鞅變法，經過變法，秦國從一個僻處西方一隅的小國變成一個爭霸中原的強國，為後來統一中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就是重農抑商。商鞅說：「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與「國待農戰而安，主待農戰而尊」，「商賈之士佚且利」。如果鼓勵商業的發展，就會導致其他社會成員「必避農」（不願從事農業）。

為此，他採取的手段有：禁止農民棄農經商；加重對商人家庭的賦稅；增收交易稅，限制商人贏利；大幅提高酒、肉買賣的稅率，減少商人贏利的空間；實行專賣制度，把最賺錢的商品的買賣拿到國家手裡；管制糧食貿易，不準商人販運糧食，也不準農民買賣糧食；提高糧食收購價格，在經濟上使商人因無利可圖而放棄經營；等等。商鞅甚至下令：「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從事商業的人，竟然全家都要被成為政府的奴婢，可見他企圖一舉消滅民間工商業。

商鞅關於重農抑商的想法，不是他個人的想法，而是那個時代的主流看法。「春秋五霸」中的第一個是齊桓公。齊桓公靠的是管仲，管仲寫了《管子》一書，書中就說「欲殺（抑制）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民」。這就是說，要重農抑商。

到了戰國時期，魏文侯任用李悝變法，使得魏國成為強國。李悝變法的內容之一是實行「平糴法」，即國家參預糧食買賣，限制商人投機獲利，以保障農民的利益。這也是一種重農抑商的做法。後來商鞅進一步發展了重農抑商的政策，將其變為系統的、全面的國策。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把這個政策稱為「上農除末」，推廣到全國。

當然，要說明：在大多數時候，國家實行重農抑商，並不是要完全取消商業，而是要把商業抓住政府手裡，變成政府控制的商業。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對中國歷史有深遠的影響。一直到改革開放以前，還可以看到其影子。因此許多人認為中國自古以來都是重農抑商，一成不變。這種看法很普遍，一些西方學者寫的中國史著作，到今天為止還認為中國歷史上就是一貫實行重農抑商的國家。

但是，重農抑商的思想和實踐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也在不斷變化。事實上，在春秋後期和戰國時期，各國為了競爭，採取各種方法來富國強兵，重農抑商並沒有成為所有國家的國策，有的國家還鼓勵商業。工商業者也逐漸擺脫了官府的控制，獲得獨立經營的機會。

如白圭，以販運糧谷、絲、漆、繭為業；宣曲任氏、橋姚販運糧食、牲畜；烏氏倮販牲畜、繒棉，財產多至用量牛馬；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曹邴氏、邯鄲郭縱以冶鐵成業；猗頓，以鹽鐵起家；刁間，逐魚鹽之利；師史長途販運，轉轂以百數，有財產七千萬。

在漢朝的文帝和景帝統治時，奉行黃老之學，無為而治，對商業沒有實行太多的限制。因此出現了商業繁榮。司馬遷描述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到了漢武帝當政後，厲行重農抑商，把所有賺錢的活動都抓到國家手中，導致商業走向了衰落。漢朝滅亡後，天災人禍，政府愈加抑商，於是商業淪落到瀕臨消失的境地。

到了唐朝中後期，抑商政策放鬆，商業有了較大發展。到了宋代，出現了商業的大發展。社會對商業的看法和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宋朝人葉夢得從社會分工的角度指出：「出作入息，農之治生也；居肆成事，工之治生也；貿遷有無，商之治生也；膏油繼晷，士之治生也。」即認為士農工商只不過是不同的治生策略，沒有孰優孰劣的問題。

大文豪歐陽修說：「治國如治身，四民猶四體，奈何窒其一，無異稧厥趾。工作而商行，本末相表裡。」葉適更說：「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也就是說，重農抑商不是正確的。

宋朝天台縣令鄭至道，寫了《諭俗七篇》教化百姓，其中說「古有四民：曰士、曰農、曰工、曰商……此四者皆百姓之本業，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明確說商業也是本業了。

明代大學者王陽明更主張四民同列，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士以修治，農以具養，工以利器，商以通貨，……故曰：四民異業而同道。」

不僅人們的觀念發生了轉變，國家政策也在變。到了宋代，抑商的政策已經放寬了。宋太祖即位，即下詔明令「所在不得扣留旅行，齎裝非有貨幣當算者，無得發篋搜索」。太宗時又下詔：「除商旅貨幣外，其販夫販婦，細碎交易，並不得收其稅」，「兩浙諸州，紙扇芒鞋及細碎物，皆勿稅。」之後真宗、仁宗又屢下詔令，減免了許多雜稅。

明代後期張居正進行改革，提出了「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的「厚商」政策，說：「商不得通有無以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勢，常若權衡。……故余以為……欲民用不困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他明確反對國家干預商業，反對官、商（特許商人）分利的壟斷性商品專賣制度，提出以「厚商」代替「抑商」。他所要厚待的商人不是盤剝農民的奸商，而是當時新興的城市工商業者。到朱國禎任首輔（相當於首相）時更提出「農商為國根本，民之命脈。」

到了清朝，抑商在國家最高決策層已經不再占重要位置。乾隆皇帝認為「大概市井之事，當聽民間自為流通。一經官辦，本求有益於民，而奉行未協，轉多扞格」。他這段話的意思是，商品流通這些事，讓百姓去做，國家不要管，國家一來管就會對百姓不利。過去的重農抑商政策到明朝和清朝已經發生了很大改變，所以不要再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重農抑商了。的確，中國曾經長期實行重農抑商，但是到了明清時期，國家已經不重農抑商了。

在明清時期中國商業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明清之際的著名思想家黃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觀點。他說：「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欲求，商人使其原出於途者，蓋皆本也」。也就是說，到了明清時期，商業已從「末業」變成「主業」之一了。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精華推薦】

·END·

大家∣思想流經之地

微信ID：ipress

洞見 · 價值 · 美感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