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英雄與漢奸：華北軍政人物的不同抉擇

知識 07-26

宋哲元

20世紀30年代，華北可謂中國的多事之地，失意政客、軍閥餘孽雲集北平、天津兩市，局勢不是一般的錯綜複雜。

因緣際會，宋哲元崛起成為冀察地方軍政領袖，他選擇左右騰挪，看似沒有立場，實際有著一顆愛國之心，大節不虧。「盧溝橋事變」發生，張自忠傾向局部妥協，繼續維持冀察地方半獨立空間，幸能及時看清形勢重返抗日陣營，最終以死表明心跡。如果說殷汝耕也是那個時代的「弄潮者」，那麼他顯然走錯了一條路，而且是一錯再錯，從「知日」「親日」到「投日」，他的骨子裡面全都是漢奸味道！

宋哲元，晚節善終的地方實力派

宋哲元，民國元年入伍左路備補軍，隨營接受了一些基本軍事教育。按照今天的話來說，宋哲元屬於草根，沒有令人羨慕的專業學歷，但是，學歷不代表能力。這不，馮玉祥擔任北洋陸軍第11師師長的時候，麾下五個旅長人稱五虎上將，宋哲元就是其中之一。1930年中原大戰，馮玉祥失敗下野，宋哲元率領千餘殘兵潰退晉南，聯合張自忠等部編為一個軍，獨立登上了政治舞台。

1935年夏，中央軍受制於「何梅協定」退出河北，宋哲元逐步成為冀察政務委員會領袖人物。蔣介石心裡極不情願，但也只好面對現實，希望他帶領的29軍在華北前線與日寇努力周旋，維護主權。在日本人看來，宋哲元並非南京嫡系，過去和現在都與蔣介石有矛盾，只要處理得當，完全可以為我所用。冀察地方集團當然也會盤算，夾縫中求生存，維持一個模糊空間不僅對日蔣雙方有利，也便於自身發展壯大。有鑒於此，宋哲元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權」的方針，提出對日交涉「只要大權能歸我們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為日方稍為染指，為顧全大局計，亦未嘗不可」。

1936年5月，田代皖一郎接任「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繼續推行所謂的「華北特殊化」。日軍一邊向第29軍派遣顧問，一邊教唆親日分子以酬宴、麻將等活動做掩護，遊說冀察集團反蔣。同時提出一連串經濟「合作」方案，什麼修築津石鐵路，開發龍延鐵礦，收購華北棉花，長蘆余鹽出口等等。

有一次，田代慫恿宋哲元：「如果宋委員長脫離國民黨南京政府，宣布冀察獨立，組成華北防共自治政府，我們日本可以大力支持你們，識時務者為俊傑，我認為宋委員長一定能夠順應時勢，決不致背道而馳逆流而行的。」宋哲元抱著「不說硬話，不作軟事」的既定態度，敷衍道：「司令官所談的，在我個人沒有多大問題，不過我得問29軍的其他負責人商量，我一個人做不了這個主，我相信司令官一定會理解到這一點的。」

蔣介石不在現場，各種流言傳來，心中難免不安，「冀宋喜怒無常，主見不定」。不過總的來說，宋哲元在大是大非上始終保持民族立場，有一群親日分子口口聲聲「南蔣北宋」，獻上一面「自治政府」的旗幟圖樣，宋頭腦清醒得很，趕緊一把火燒掉了事。

1937年春，為避開日本人糾纏、壓迫，宋哲元請假回山東樂陵老家，臨走之際，特別叮囑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對日交涉，凡是有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亦不要拒絕。」盧溝橋風雲突起，宋哲元覺得事態不至擴大，指示秦德純「鎮定處之，相機應付，以挽危局」。蔣介石判斷戰爭不可避免，當即電告宋哲元：「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矣。」然而，宋哲元卻另有打算，如果引發大規模衝突，苦心經營數年的地盤難保不失，遂由秦德純出面婉拒中央軍北上，且又不顧蔣介石一再勸阻，擅自和日方展開和平談判。7月26日，完成既定部署的日軍露出廬山真面目，分兵進攻廊坊和北平廣安門，宋哲元幡然醒悟，下令全軍「抵抗任何進一步的侵略」。可惜一切為時已晚，中國軍隊倉促應戰，北平、天津很快陷於敵手。

宋哲元南下保定，充分認識到自己犯下大錯，主動請求南京處分。事已至此，蔣介石倒也好言安慰：「兄等離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為慮，戰爭勝敗，全在最後努力，務望兄等鼓勵全軍。再接再厲，期達殲滅倭寇目的，雪恥圖強，完成使命。」抗戰軍興，宋哲元歷任第1集團軍總司令、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職，指揮所部在河北、山東等地抗擊日軍。1938年春，宋哲元以健康原因提出辭呈，轉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他致書勉勵官兵「勇往直前，努力殺賊，抱著我作犧牲者，人作成功者的決心，向前邁進，寧死不當亡國奴，必操最後之勝利」。1940年4月5日，宋哲元在四川綿陽病逝，享年55歲。

張自忠

張自忠，「抗戰中最忠勇之一人」

1914年夏，張自忠不顧家人反對，赴奉天省新民縣北洋陸軍第20鎮補為副兵，開啟了全新的軍人生涯。那些年戰爭頻繁，第20鎮兵敗湖南，張自忠灰頭土臉返回故里，但他從軍之志並不氣餒，經人介紹改投到馮玉祥的部隊。

宋哲元當旅長的時候，張自忠是營長，這就叫做「資歷」。1930年中原大戰，西北軍潰敗，張自忠率領5000餘人退入晉南，實力相對完整。兩相比較，僅帶出千餘人的宋哲元地位尷尬，想把殘部交給劉汝明後遠走天津。好友蕭振瀛聞訊趕來，「何談解甲歸田，今天應該反思昨日之非，決定明日之計」。張自忠對擁戴宋哲元存在異議，畢竟自己擁兵數千。蕭說：「都是患難弟兄，皆為兄弟之義，你與馮治安分率部隊，趙登禹等依次，劉汝明若能來，另作安置。」畢竟還是一家人，張自忠倒也能夠轉過彎來：「只要大哥領導來作，我必服從到底。」

1931年6月，這支西北軍殘部有了正式番號第29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任副軍長，蕭振瀛任總參議，馮治安任第37師師長，張自忠任第38師師長。此後部隊擴編，趙登禹任第132師師長，劉汝明任第143師師長，逐漸發展成為擁有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北平、天津特別市的冀察地方集團。

1936年6月，蕭振瀛離開平津，張自忠接任天津市市長。應該說，宋哲元還是有考慮的，師長之中，暫且不論資歷，張自忠處事穩健，持重而有度，是其中較有政治頭腦的一位。天津租界林立，商賈雲集，又住有很多失意軍人、政客，一般人勢必難以應付。老部下張宗衡現身說法，「天津漢奸活動猖獗，情況確實複雜，張自忠將軍在這種情況下，既不唯唯諾諾屈服於帝國主義，又不意氣魯莽從事，而是不亢不卑、有理有度、從容不迫，維護國家尊嚴」。外界對於冀察當局與日本人交往頗有看法，張自忠總是提醒自己「顧全大局，忍受恥辱」，「好在是蓋棺定論，成功成仁，將來一定有好機會的」。

1937年春，日方邀請宋哲元訪日，宋擔心自己作為冀察地方最高領導人，一旦日方提出無理要求，答應不是，拒絕不是，沒有迴旋餘地，點名由張自忠率團前往。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戈定遠則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張不甘心久居宋下，墜入漢奸的奸計，應日本的邀請組織赴日參觀團，當時天津親日空氣濃厚，張成為日本人心目中的親日人物。不管怎麼說，張自忠的日本之旅言行謹慎，並未留下任何有損中國主權的東西，據隨行的何基灃旅長透露：「日本陸軍大臣杉山元談到華北經濟提攜問題，張市長就說明中央與地方的意見，並且一再說明中日經濟提攜的前提是消除政治障礙，而消除政治障礙首先要消除冀東偽組織。杉山元就說只要華北當局將日本應該做的事做到了，取消冀東是不成問題的。」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宋哲元試圖通過談判解決衝突，張自忠、張允榮出面與日方代表松井等人草簽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蔣介石認為冀察地方與中央步伐不一致，也無權簽訂任何妥協條款，多次去電詢問、制止。及至大戰難免，宋哲元撤離平津，南下保定坐鎮指揮，「所有北平軍政事宜，統由張師長自忠負責處理」。臨別之際，張自忠含淚對秦德純說：「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漢奸了。」秦德純只好勸勉：「這是戰爭的開端，來日方長，必須蓋棺才能論定，只要你誓死救國，必有全國諒解的一日，請你好自為之。」8月初，張自忠認識到對日交涉實屬與虎謀皮，在國共合作全國抗戰的形勢下，無論怎樣虛與委蛇，冀察地方都不可能恢復戰前的模糊空間，毅然登報辭去所有職務。後在外籍友人幫助之下，秘密離開平津是非之地。

世人觀察張自忠留平多不見諒，南京街頭甚至有張貼標語罵張為漢奸，張內心苦悶，他對歐洲考察歸來的蕭振瀛說：「此心可對天日，現在是百口莫辯。只求蔣委員長能容許我死在戰場，有以自白。」經眾人保薦，張自忠以軍政部中將部附暫代第59軍軍長，該軍是由第38師為基礎擴編而來，面對舊部，張痛哭失聲：「今日回軍，除共同殺敵報國外，乃與大家共尋死所。」第59軍此後長期劃歸第五戰區戰鬥序列，從齊魯大地到長江流域幾乎無役不從，張自忠因此累功升任第27軍團軍團長、第33集團軍總司令。

1940年5月，日軍集結重兵大舉進犯湖北棗陽，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任命張自忠為右集團軍總司令，統一指揮第29集團軍和第33集團軍固守襄河兩岸陣地。日軍第13師團十分兇狠，激戰至5月6日，張自忠決定親自過河督戰，為此親筆致函集團軍副總司令馮治安：「到河東後，如能與38師、179師取得聯絡，即率該兩部與74師不顧一切向北進之敵死拼；設若取不上聯絡，即帶三個團，奔著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16日，張自忠及總部特務營、第74師一部被困南瓜店，勤雜人員全部加入戰鬥，漸漸傷亡殆盡。15時，身上多處負傷的張自忠被日軍刺刀刺中要害，高大的軀體向後傾倒在血泊之中。

噩耗傳來，蔣介石在日記中這樣寫道：「張自忠陣亡已實，誠失我良將矣。此將實為抗戰中最忠勇之一人也。悲傷之至。余更愛其戰前與倭寇周旋，忍辱不避毀謗，含辱納後之功為尤大也。」1940年7月7日，國民政府發布褒揚令，並追晉張自忠為陸軍上將。

殷汝耕

殷汝耕，釘在恥辱柱上的變節者

殷汝耕沒有變節之前，絕對稱得上是「知日派」。殷汝耕17歲首次東渡日本，考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工科學校；25歲再度留日，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海歸」之後，殷在北京政府謀得眾議院秘書一職，翌年受中國銀行委託赴日考察金融。沒過多久，參加南方護法政府，擔任駐日委員，協助唐紹儀進行外交活動。大約1920年，殷汝耕棄政從商，「下海」成立江蘇新農墾植公司，老老實實做了幾年生意。終究不甘寂寞，1924年冬又改投唐繼堯，出任雲南省政府財政顧問。不到一年工夫，屁股再挪地方，頭銜換成北京政府關稅會議顧問。奉軍郭松齡倒戈張作霖，殷汝耕腦子一熱，又一次更新名片——東北國民軍機要秘書，專辦對日交涉。郭松齡兵敗，殷汝耕逃入新民縣日本領事館避難，得以逃出生天。

1927年春，北伐軍底定長江下游地區，南京國民政府「知日派」黃郛先後擔任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部長。殷汝耕重出江湖，再操舊業，陸續參與了濟南事件、淞滬停戰等一系列對日善後交涉。長城抗戰後期，黃郛北上主持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殷汝耕緊跟其後，成為談判代表之一。這一年，殷汝耕44歲，年紀雖然不大，卻已是經歷北京政府、護法政府、國民政府的「三朝元老」。

中日簽訂《塘沽協定》，劃定冀東22個縣為「非武裝區」，日本人扶持殷汝耕走馬上任「薊密區督察專員」。

日本人為什麼如此欣賞殷汝耕？專田盛寺曾任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助手，戰後交代說：「土肥原機關長之所以看中殷汝耕，是因為殷是一個通曉日本情況的人，殷的夫人是日本人，殷真心希望華北安寧。」土肥原處心積慮推動「華北自治」，多方聯絡閻錫山、宋哲元、韓復榘、商震等地方實力派，但這些人誰都不願意領頭扛旗，於是退而求其次，準備「先說服並切實掌握殷汝耕，再從閻、宋、韓、商四人中選擇突破口」。結果一拍即合，雙方在天津一家飯店商量起事，殷汝耕比土肥原還積極，「好事要快辦，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今天晚上我立即返回通州」。土肥原大喜過望，吩咐專田去買香檳酒慶賀，不巧飯店售缺，只得改用日本酒代替，殷汝耕極盡討好地說道：「用日本酒慶賀比香檳還好。」

1935年11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正式成立，殷汝耕等敗類大放厥詞，說什麼「黨人奔走革命，崎嶇三島，但求功成，不惜重賂。孫中山之贈日滿洲，有類晉惠公之賄秦五城，輕諾寡言，食言自斃。以致中日糾紛，無法解決。不知者以為出於強鄰之覬覦，而實際乃黨人一手所造成也。自本日起，脫離中央，宣布自治，樹聯省之先聲，謀東亞之和平」。消息傳開，神州鼎沸，南京國民政府明令通緝殷汝耕，北平、通州近在咫尺，無奈礙於日本庇護，無法實施抓捕。12月25日，「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改名「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殷汝耕為政務長官，總攬全區軍政事宜，所有保安隊改編為「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正規軍，冠以某師番號。張慶余、張硯田不甘心附逆，請示何去何從，商震密囑：「目前不宜與殷汝耕決裂，可暫時虛與委蛇，余當負責向政府陳明。」

1937年7月29日，在全國抗戰形勢的推動下，張慶余、張硯田發動通州兵變。殷汝耕爬進衣櫃藏匿，反正官兵一時遍尋不著，碰巧抓到殷的一名僕從。「長官!請出來罷，張大隊長迎接您來啦!」殷汝耕信以為真，自投羅網。令人不解的是，如此重要案犯，理應五花大綁，怎料半路竟然給跑掉了。張慶余後來解釋：「當時本擬梟首示眾，以平民憤，但冀東偽教育訓練所副所長劉春台勸阻，說殷逆系何應欽、黃郛的親信，說不定領有中央密旨，我們不宜擅殺，最好押送北平交給宋哲元，轉解中央比較妥當。等我們開抵北平城下，才知道第29軍已撤出，日軍突然從城內殺出，押解囚車的士兵措手不及，結果就……」

1940年春，殷汝耕復出，做過汪偽政府的山西煤礦公司董事長、治理運河工程局局長等。1945年底，殷以漢奸罪名被捕，後經南京高等法院審理，判處死刑！（摘自《國家人文歷史》　文/馮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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