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博物館的起源：藏品來來自貴族的饋贈，而非戰爭與掠奪

文 | 獬執事

1926年，大英帝國議會提出了一系列被稱為「巴爾福宣言」的決議，賦予其自治領與英格蘭本土以平等的地位。1931年，「巴爾福宣言」正式通過並成為《威斯敏斯特法案》，正式確立了英國和各自治領的關係。

事非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對其殖民地與自治領的控制力日趨減弱，自滑鐵盧戰役以來延續了百年的「不列顛治世」漸漸瓦解，一個領土遍布世界二十四個時區的龐大帝國最終分散成了五十餘個主權國家組成的共主聯邦——《威斯敏斯特法案》又被稱為「英聯邦憲章」，這份法案的通過既標誌著英聯邦的成立，也標誌著「日不落帝國」時代的落幕。

雖然帝國不復存在，但「日不落帝國」的輝煌歷史並不是無跡可循：除了流行於世界的英語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得以讓人品味到這個人類歷史上最為龐大的帝國的餘暉，那便是藏品來自全世界的大英博物館。

大英帝國橫行世界的堅般利炮容易讓人認為大英博物館的藏品一定來自於英國軍隊的巧取豪奪。其實，這種想法只對了一半：「不列顛治世」讓英國對世界五分之一的土地有了強大的控制力，但大英博物館的組建本身卻是一個非常平民化的舉動——與歷史上第一座博物館亞歷山大繆斯神廟不同，它的發韌不是戰爭，而是一位外科醫生與兩位貴族的捐贈。

在引入大英博物館的創始人漢斯·斯隆之前，不妨先回顧一下18世紀下半葉的倫敦處於怎樣的時代洪流中。在歷史上，英國在與歐陸文化的比拼中一直處於劣勢，這一狀況最終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實現了逆轉。18世紀下半葉倫敦的人口約70萬，這一時期的中國正處於康乾盛世，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清朝首都北京（不包括四郊）的人口也不過64萬，此時的倫敦在人口上不僅能與北京比肩，甚至可以與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日本東京相抗衡了。

人口增長背後是經濟的迅速發展，而經濟發展又勢必帶來文化的興盛。在倫敦艦隊街與霍爾本街的商店裡，人們可以看到來自日本的瓷器、非洲的木雕、中東的銀飾以及極具東方風情的中國傢具。咖啡館比比皆是，社會名流與普通市民往來於這些「一便士大學」，信息與文化在咖啡與紅茶的香味中漫漶到各個角落。正如《英國社會史》作者特里維廉所言的「財富和閑暇廣泛地擴展到社會各階層」那樣，英王喬治三世治下的英格蘭絲毫不遜色於清朝的盛世，而且在啟蒙運動的影響下有著更加活躍的思想交流與更加發達的市民社會。

與太平盛世相銜接的是對外戰爭的勝利。在1756年至1763年爆發的七年戰爭中，英國成功維持了「大陸均勢」並成為海外殖民地的霸主。遍布世界的殖民地在貢獻源源不斷的物資之餘，還極大開拓了英國人的眼界——儘管這種眼界是帶有「救世主」色彩的。國內的穩定與國外的勝利將英國人的18世紀打造成「知性高品位」的時代，博物學在此時興起、博物館在此時設立，便不足為奇了。

漢斯·斯隆正生活在這樣的時代中。他家境頗豐，父親是一個貴族財務總管，母親有著深厚的宗教背景，有著足夠的家教與經濟基礎支撐其強烈的求知慾；成年之後，他先後遠赴德法學習化學、植物學與醫學，並在25歲便入選為皇家學士院的會員。1687年，漢斯·斯隆以牙買加總督待醫的身份隨行至西印度群島，成為英國在海外開展學術探險的第一人——由此，漢斯·斯隆為其龐大的收藏做好了從財力到經歷的一切準備。

1712年，回到英國的漢斯·斯隆受封爵士並買下了切爾西莊園，開始系統收藏、整理他的藏品：書籍、手抄本、古董、勳章、硬幣、寶石、礦石、昆蟲、貝殼、珊瑚……這些藏品擺滿了漢斯·斯隆的十個房間，由此切爾西莊園得到了「博物館和圖書館」美名。在漢斯·斯隆的遺囑中，可以看到這位偉大的收藏家對自己的藏品有著多麼含蓄的自信：

「從幼年起，我即對植物和其他自然物懷有很強烈的探究心，投入許多努力與金錢，經過長期歲月，在我國和眾多國家搜集到無數奇物珍品……」

在同一份遺囑中，漢斯·斯隆還表示要將這些「奇物珍品」全部捐贈給國家，只希望國家能給他的兩個女兒共兩萬英鎊。這個提議當即得到喬治二世的支持，於是在漢斯·斯隆去世後的半年，英國議會決議支付兩萬英鎊以接收他的藏品——這些藏品，便成為大英博物館第一批藏品的三分之一。

還有三分之二，分別來自羅伯特·科頓爵士和牛津伯爵羅伯特·哈雷。科頓家族連續三代搜集貴重的書籍、手抄本、原稿等文獻，這其中便包括在世《大憲章》四部中的兩部，其品類足以與漢斯·斯隆的藏品相媲美；牛津伯爵對書籍和手抄本有著收藏狂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藏品均由當時一書籍裝幀名家用摩洛哥皮革、俄羅斯皮革和達斯金皮革行豪華皮革裝幀，本身便是一件件藝術品。隨著漢斯·斯隆、羅伯特·科頓和羅伯特·哈雷藏品的「三足鼎立」，大英博物館終於得以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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