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溫情落幕，帶你認識真正的幕後英雄

文 |頭大腦仁小

採訪導演沈嚴前，他的助理善意提醒我，最好迴避一下關於「改編」的問題，大概是怕引起導演不快。

沈嚴執導的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播出之後，關注度節節攀升，有人追劇追得如痴如醉，也有人不斷圍攻吐槽。對亦舒原著的大幅度改編就是「槽點」之一。作為香港言情小說「教母」，「師太」亦舒的粉絲力量自然不可小覷。

但沒聊幾句，沈嚴自己就大大方方地談起了這個問題。「作為導演，肯定是認劇本，而不是拍原著。」在他看來，改編最難的就是「落地」，為此一定要放開思維。一個發生在上世紀80年代香港的故事，被挪到了今日之上海，此時此地，自然早已不同以往。

採訪之時，沈嚴已身在《凰權·弈天下》劇組，新一部古裝IP大戲正緊鑼密鼓地拍攝，但他仍密切關注著正在熱播的上部戲。

沈嚴最近在電視圈可謂炙手可熱，一個月前，他剛憑藉《中國式關係》與導演劉海波一起獲得上海電視節白玉蘭最佳導演獎，如今又憑藉《我的前半生》收穫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反響這麼熱烈，真的沒想到」。

女性的職場進階與情感選擇

《我的前半生》開篇就走了一步「險棋」。電視劇要講述的是一個關於女性獨立與自我成長的故事。它「欲揚先抑」，一開始將女主角的人生摁入谷底，然後再讓她破釜沉舟、觸底反彈。

於是在前幾集里，它從方方面面給觀眾展現了一個非常令人生厭的女人：馬伊琍飾演的羅子君是一個錦衣玉食的全職太太，不通人情世故，完全以自我為中心。

她的日常就是流連於商場、美容院，並不時地在朋友圈裡晒晒自己的高檔消費與「幸福生活」；她像個私家偵探一樣密切關注老公，對婚姻嚴防死守，緊盯老公身邊的各種女性，卻完全體會不到老公在外的壓力，也感覺不到老公身上、情感上發生的細微變化；她可以因為捕風捉影的猜忌闖進老公的公司，在大庭廣眾下大罵女同事「狐狸精」，讓老公顏面盡失；而她還理直氣壯：為了婚姻，教養什麼的，簡直不值一提！

這樣的女子，不僅丈夫嫌棄，小三插足，婚姻一敗塗地，還被觀眾討厭。一般來說，讓自己的主角受到觀眾認同，繼而產生代入感，是電視劇最普遍的觀看心理，《我的前半生》未免把自己的「女一號」黑得太慘了一些。於是，觀眾紛紛懷疑，這樣一位顛覆常識的女主角，如何在之後的劇情里撐起大局。

但是沈嚴非常清楚自己在幹什麼，這種強烈的戲劇性與反差正是他所追求的。他堅信，《我的前半生》能在後面的劇集里，像女主角那樣為自己扳回一局。

果不其然，隨著情節推進，電視劇不斷拋出新的亮點與話題。觀眾的注意力也隨之轉移。

他們關注子君由一個全職太太進入職場，一路成長、蛻變，成為一個能夠自食其力的人；關注子君與靳東飾演的「職場領路人」賀涵的情感變化；關注女性在事業與愛情間的抉擇；關注中產家庭的婚姻困局……

在沈嚴看來，這些話題之所以如此牽動人心，引髮網友的熱切討論，很大程度上歸功於馬伊琍、袁泉、靳東、吳越等演員對角色的成功塑造，「我想借子君這條主線，展現都市生活中各階層人的生存狀態，金領、白領、藍領……」

作為一部都市情感劇，《我的前半生》在很多方面不落窠臼、反「套路」。比如在主要人物從事的行業方面，選擇了相對冷門的諮詢業。

正式拍攝前，沈嚴還與主創們對該行業進行了精細地調研，演員們在拍攝前也進入相關公司進行體驗、採訪。劇中男主角賀涵的許多金句，被網友收集成一部職場進階教科書：

「你一定要做到可以取代任何人，然後再考慮做到，任何人都不可以取代你。」

「即使是吃飯時間，也要有效地利用起來，去做點什麼或者學點什麼。」

「身在職場，實戰之前，必須預演，以排除一切意外的可能。」

熱播劇之所以能成為熱播劇，不僅有收視率，還得有口水仗。

《我的前半生》引發的最大爭議就是子君是不是成長了？一些女性主義者們質疑，子君自始至終都沒有離開男人而獲得真正的「獨立」。還有很多全職太太看了這部劇後很緊張，認為這部劇在告訴大家，只有自己掙錢，女人才有尊嚴和自主。

沈嚴說：「我深知照顧家庭與在外打拚同樣辛苦。婚姻出現問題根本不在於太太是否全職，而是因為偏見，以及夫妻雙方一些思想、意識的距離。」

沈嚴說自己並非一名女權主義者，「女性不必那麼極端地宣揚自己的獨立性，並不是說在社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情感關係中佔據制高點。我不覺得這部劇是在為女性吶喊，我只想站在平等的立場上，探討現代都市中的兩性關係。」

一支廣告打動陳道明

婚姻、家庭、社會變動中的倫理情感，這些議題在2004年沈嚴的第一部電視劇《中國式離婚》中就顯露端倪了。或者更早一些，在他早期的職業生涯中，這些元素就已經貫穿。

沈嚴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87級學生，同屆同學有導演管虎等。大學畢業，當時的影視劇市場遠遠沒有今日之火爆，機會難尋，他於是南下廣州，加入廣告行業謀生。沈嚴在這行打拚了10多年，創作了好幾百支廣告，成為中國廣告行業里數得上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成名作是那支婦孺皆知的「雕牌牙膏」廣告。廣告以小女孩的視點開始，「我有新媽媽了，可我並不喜歡她」。接著穿插牙膏、微笑的臉、潔白的牙齒、彎彎的月亮等鏡頭，最後小女孩旁白：「她好像也沒那麼討厭」……

在短短30秒內，有緊張的人物關係、心理衝突，有意象的貼合、溫馨的家庭生活畫面，還有矛盾的化解和劇情的反轉，非常務實、親切而具說服力。

雖然獲得了許多國內外的獎項，在業內奠定了地位，但廣告拍多了，一來沈嚴感到自己陷入重複的思維模式，越來越難以突破自己；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經濟深入發展，廣告主的要求越來越苛刻，廣告行業成為年輕人的天下。為了延長職業生涯，沈嚴開始謀求新的機遇。

正在這時，演員陳道明和他的經紀人王京花將沈嚴推薦給了《中國式離婚》的製片人。

「陳道明可以說是我的恩師」，至今沈嚴提到這位實力派演員，仍充滿敬意與感恩。兩人結識於「利郎男裝」的廣告，之後又通過一系列合作，建立起對彼此的信任。

執導《中國式離婚》，沈嚴以「沒有拍過任何長片的廣告導演」身份，與陳道明、蔣雯麗、呂中等高配置的班底合作——他的電視劇導演生涯一開始就有了令眾人羨慕的高起點，但同時也讓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

「原本一直覺得自己在調控攝影機，對於現場的控制力等方面還是有把握的，但電視劇的體量真的比廣告大多了，從精神到體力，都需要更多投入。面對一個龐大的團隊，從演員、幕後人員到投資人，除了專註創作，還要協調各種關係。拍到一半的時候，我都快支撐不下去了，幸虧身邊的一幫兄弟支持。」

最終沈嚴不負眾望。《中國式離婚》聚焦婚姻中一些隱秘的角落，展現一對夫婦從相愛、冷漠到彼此傷害的過程，揭開了一紙文書掩蓋的婚姻關係中的種種不堪。沈嚴拍出了一種殘酷的真實感，電視劇獲得了好口碑。

此後，沈嚴並沒有急躁冒進，直到3年後，才拍出自己第二部電視劇作品《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為了追求理想的畫面效果，這部電視劇仿效電影，用全膠片拍攝。

有觀眾評價：「就鏡頭語言而言，堪稱中國最好的劇集。」

沈嚴說：「我希望拍完每一部作品，都可以驕傲地告訴別人，『這是我乾的活！』我不著急，可以慢慢準備，業餘時間就拍些廣告，直到挑到好的劇本。」

《我們無處安放的青春》

在沈嚴看來，「走心」的劇本就是成功的一半，他後來執導的《手機》《辣媽正傳》《中國式關係》，這些口碑與收視俱佳的好劇，都脫胎自好劇本。

其中，2016年的《中國式關係》繼續了他的「中國式」系列，講述了陳建斌飾演的體制內官員馬國梁因緣際會離開官場，轉戰商場打拚的故事。

電視劇以他為主線，見證了體制內外各種有形無形的關係網路，直面中國式的人情關係，在犀利中見溫暖，於幽默中見智慧，但這一切仍包裝在一個家庭糾紛與都市情感的故事外殼之下。

《中國式關係》

「10多年來拍攝這些現實情感劇，您鏡頭下的人物發生了一些什麼變化？」我問他。沈嚴回答道：「很多人類情感的主題是亘古不變的。但這些年，時代發生了一些變化，價值更加多元，情感關係看似更不穩定。不過，當這個階段過去，壓抑的情感被釋放了，一波離婚潮也經歷過了，物極必反，我感覺如今的人們更趨於回歸家庭。」

電視劇最重要的是故事與演員

演藝圈裡不乏個性十足、以自我為中心的人。在交流過程中，沈嚴給記者的印象都是謙遜平和的，但在平和中也透著一股力量與堅持。他將自己定位為一名職業導演，「從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生產的是商品而非藝術品」。「藝術家通常可以直面人生，直面自己的窮困，直面別人的咒罵」，而他懂得妥協，會迎合市場與觀眾，雖然有時仍會伸出犀利的觸角。

拍攝時，沈嚴倚重演員，給他們最大限度的自由，「演員是導演思維最直接的傳達者，所以導演必須理解演員，理解自身與演員休戚與共的關係。」他的導演生涯中不乏與明星大腕合作的經歷，「他們就像武林高手，跟他們過招會帶給我很多東西。」

《手機》

比如《手機》中的王志文，對於劇組、服裝、道具、燈光的要求達到了苛刻的程度。現場情境只有達到了一種「真實的假定」，他才能奉獻出真實的表演。「但只要達到這些要求，他就能聽取你的意見，完全不像傳聞里那麼不好合作。」

又比如老搭檔陳道明，「他其實不像媒體形容的那麼高冷、嚴肅，在片場他是一個非常具有娛樂精神的人，很會活躍氣氛」。

這一次，陳道明在《我的前半生》中友情客串，出演經營一家類似「深夜食堂」日本料理店的老闆，劇中人物的情感戲都在「食堂」這個場景中發生。

接到這個角色，陳道明反覆和沈嚴探討了兩個問題：第一，這條遊離主線的人物線索是否好看；第二，它是否會太好看，以至於搶戲。這兩個問題顯示出他的專業性與氣度，讓沈嚴非常感動，最終陳道明的角色為《我的前半生》增添了另一種色彩。

圈裡人都知道，電視劇導演難干，既需要主持大局，也需要穿針引線。好在多年的廣告生涯，教會了沈嚴傾聽，也教會了他想盡辦法去說服。

他說：「廣告與建築非常像，有內部結構，也有外部質感，成熟的廣告導演腦子裡充滿技巧和方法，讓結構合理，讓畫面吸引眼球。」比較起來，電視劇導演最重要的素質還是講故事的能力，因為到頭來，大部分觀眾在意的還是劇情好不好看。

沈嚴說自己比較喜歡知識分子、小資情調的題材，對於那些誇張、惡搞、熱鬧的題材不感冒。至於角色，他毫不諱言自己偏愛模糊、曖昧的角色，比如《手機》中的嚴守一，折射著中年男人的精神危機，而「太過黑白分明的角色，實在很無趣」。

拍《中國式關係》時，有一次他和陳建斌發生爭吵，因為沈嚴不願意給劇中人物下道德評判，總想著要為負面人物找一些人性化的出發點，所以角色總是在糾結、搖擺，陳建斌說他，「你這是拍藝術電影，不是拍電視劇」。「我覺得他說得有道理」，沈嚴聽取了他的意見。

總有人問沈嚴想不想拍電影，畢竟比起電視劇，電影更能突出個人化的風格。但他說：「一直以來都是機會帶著我走，我沒有刻意追求突破與轉型。」正如他的作品，不求花里胡哨、出人意表，惟求精確、務實與落地。（本文首發《環球人物》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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