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半生：王羲之當官記

文史 07-27

我的前半生：王羲之當官記

賴正直時拾史事

王羲之以書法聞名於世。不過，在當時書法不能當飯吃（沒有書法協會這個單位）。王羲之也不是閑人，他有「正經事」要做。王羲之要做的正經事，和當時的大多數士大夫一樣，就是當官。王羲之活了59歲，他23歲出任秘書郎，53歲辭去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之職，可以說大半輩子都在當官。

書法家王羲之當過哪些官職？他是否勝任這些崗位？在王羲之所經歷的王導與庾亮、庾冰之爭，桓溫與司馬昱、殷浩之爭等等政局激變的漩渦中，他是如何折衝樽俎、保全自己的呢？今天我們就來說說王羲之當官的故事。

一、霧都孤兒：王羲之的悲慘童年

魏晉之世重視出身，不僅看家族門第，父祖的名聲、事功也很重要。王羲之雖然出身顯赫的琅琊王氏，但其父祖都沒當過太大的官，他這一枝在琅琊王氏的大家族裡是較弱的一枝。王羲之的父親王曠經歷尤其曲折艱難。王曠曾任丹楊太守，到任才一個月，就遇到陳敏之亂，替前任背黑鍋的王曠棄官而逃，好在時逢亂世，沒人顧得上追究他的責任。王曠逃歸故郡，投入琅琊王司馬睿的平東將軍幕府，對推動司馬睿渡江起了一定作用，後又應東海王司馬越之召，任淮南內史，領兵北抗匈奴，兵敗，不知所終。

話說在西晉末年「八王之亂」期間，匈奴人支持成都王司馬穎，與東海王司馬越處於敵對關係，在司馬越打敗司馬穎之後，匈奴主劉淵遣其子劉聰以及王彌、石勒等大舉南下，於永嘉三年（309年）七月攻入上黨郡，包圍了軍事重鎮壺關。并州刺史劉琨與之交戰，不敵，被圍困在壺關。司馬越命王曠統率施融、曹超等率兵北救，施融提議先沿著黃河觀察形勢，再擇機開戰，王曠不聽，渡河與劉聰相遇，戰於長平，兵敗，施融、曹超戰死，王曠失蹤。

王曠兵敗之後，史書明載施融、曹超戰死，卻不記作為主將的王曠行跡，甚至不知其生死。這一點很有疑問。王曠很可能是被俘或投降了，因其子王羲之在後世享有盛名，特別是得到唐太宗的推崇，故而在唐代修晉史時為其隱諱。

王曠兵敗時，王羲之年方7歲，這一事件對王羲之的影響當然是很大的。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說：「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可見王羲之的少年時代過得並不愉快。當然，王羲之作為琅琊王氏大族的一員，物質生活應不至於太拮据，其親伯父王廙官至侍中、驃騎將軍，對王羲之母子亦有所關照。王羲之的痛苦和抑鬱，主要不是物質上的，而是精神上的。

《晉書·王羲之傳》載王羲之「幼訥於言」，這除了性格上的原因之外，父親仕途不順導致的家道中落才是王羲之少年時性格內向的根本癥結。雖然王敦、王導等有頭有臉的人物對王羲之不無賞識關愛，但其他的俗人、凡人能否友好地對待少年王羲之就很難說了。王羲之成年後的作為多有狷介、放浪、叛逆之處，大概也是由於父親的原因，其少年時經常受到身邊人們的輕視和冷眼，遂形成其特立獨行的性情。

王羲之與王述交惡，我猜測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小時候王述經常嘲笑王羲之的父親，否則王羲之為何偏偏與王述一人不共戴天？而且在受到王述欺凌被迫辭官時要跑到父母墓前起誓？可見王曠的失敗給王羲之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說是給王羲之留下了終身的陰影。

二、不靠伯父靠岳父：王羲之初入仕途

王羲之雖然出身琅琊王氏，但卻屬於家族內較弱的一枝，幼年失父的變故，更使得王羲之經歷了艱難的少年時代，產生了與家族的隔閡。

王羲之因幼遭凶變，性格老成持重，且不務清談，有實幹之才。王敦、王導等王氏宗族領袖對這個優秀的侄子都很看重。王敦曾對王羲之說：「汝是吾家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阮主簿即阮裕，時為王敦大將軍府主簿，素有盛名。王敦將少年王羲之與阮裕相提並論，大有為王羲之延攬美名之意。王導曾寫信給王羲之，談到家族內人才凋零，說：「虎豚（王彭之）、虎犢（王彪之），還其所如。」意思是王彭之、王彪之就像他們的小名一樣，如同豬牛，言外之意是稱讚王羲之，希望王羲之發揮才能，為維護家族利益做出貢獻。

然而，王羲之對其伯叔輩的關照並不買賬。王羲之曾自稱「素無廊廟志」，又曾致書殷浩說：「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王導曾多次安排王羲之出仕，但都被王羲之拒絕，甚至發誓決不當官，使王導不得不放棄。

我的前半生：王羲之當官記

王羲之一再拒絕王導的好意安排，這體現出王羲之和王導之間的關係很不正常。王羲之與王導的關係為何不正常？我有一推測：王羲之之父王曠兵敗之後，並沒有死，而是在劉淵手下或為囚虜，或為降臣，此時，王羲之當然希望朝廷早日北伐，擊破匈奴，才有可能救出父親，但是，王導等人考慮的首先是鞏固其在江東的偏安地位，所以口頭上號稱「恢復神州」，而實際上無意北伐，因此，於公於私，於國於家，王羲之都對王導的政策很不滿意。王導大概也覺得自己的政策對王羲之父子來說不太公平，因而積極推舉王羲之當官，以彌補虧欠。可惜，王羲之不買這個賬，拒絕了王導的示好，直到他找到了郗鑒這個新靠山，才開始步入仕途。

郗鑒出自儒學世家高平郗氏，其曾祖父郗慮是漢獻帝時御史大夫。永嘉之亂時，郗鑒率宗族鄉民千餘家數萬之眾保據嶧山（今山東濟寧），司馬睿署其為兗州刺史。永昌元年（322年），郗鑒退守合肥，入朝為尚書令，但仍控制著江北的流民大軍。王敦之亂，郗鑒引劉遐、蘇峻等流民勢力入衛建康，對平亂起到了關鍵作用。王敦死後，琅琊王氏專掌重兵的局面被改變，王氏勢力開始衰落。此時，琅琊王氏、潁川庾氏相互對立，爭奪朝廷和地方藩鎮的主導權，而高平郗氏則周旋兩家之間，三角關係十分微妙。

郗氏既處折衝之地，遂成為王氏和庾氏都想拉攏的對象。因此，王導辟郗鑒之子郗曇為司徒掾；郗鑒要選女婿，王導說：「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最終，郗鑒選中的是在東床坦腹而食的王羲之。郗、王聯姻，是足以影響當時政局的大事，更是兩家的大事，王羲之卻於選婿之際依舊放浪形骸，顯然不以家族大事為念。然而，郗鑒看中的正是這種獨立的性格和其特殊的家族地位，王羲之可謂歪打正著，擁有了家族之外的政治靠山。

在郗鑒的推舉下，王羲之起家出任第一個官職秘書郎。秘書郎隸屬秘書省，秘書省是中書省的分支機構，負責呈遞尚書奏事、管理文書圖籍、編撰國史等事務。秘書郎在秘書省內部屬較低層級辦事人員，品級不高，但職責重大，經常有機會接觸皇帝、宰相等權力中心，是高級士族子弟進入仕途的常選。王羲之出任秘書郎的時間是太寧三年（325年），王羲之時年23歲。作為琅琊王氏族中出類拔萃的「佳子弟」，23歲才進入仕途算是很晚的了。

三、背靠大樹好乘涼：王羲之與會稽王司馬昱

王羲之在秘書省工作了三年時間，於咸和三年（328年）調入會稽王府，任會稽王友。咸和三年正值蘇峻之亂，王羲之卻能離開崗位，可見他在秘書省並未擔負特別重要的職責。「友」是王府的高級官員（《晉書·職官志》載：「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雖然沒有實權，但地位甚高，相當於王府的三師三公，一般多以才學出眾、品行高潔、聲望卓著的人物擔任。

當時的會稽王是司馬昱（時年約8歲）。司馬昱是晉元帝幼子，深得寵愛，年僅3歲就封琅琊王，8歲又徙封會稽王，其王府官員自然是要經過精心挑選的。王羲之能進入會稽王府任官，足見其品行才幹在當時已受到相當高的評價。王羲之任此職直到咸和九年（334年）。也就是說，在司馬昱8歲至14歲的6年時光里，王羲之任會稽王友陪伴在司馬昱身邊。對司馬昱來說，這段時間正是人生成長最寶貴的時期，比司馬昱大18歲的王羲之對司馬昱來說就像是亦師亦友的大哥哥，由此可以想見兩人的關係。

王府的事務多由常侍、郎中、中尉等負有具體職能的官員處理，師、友、文學等只是隨駕扈從，應答顧問而已，工作相當清閑。因此王羲之在這段時期能夠有較多空餘時間練習書法，這一期間想必正是王羲之書法水平進展較快的幾年。當然，就王羲之後來的政治經歷來說，在會稽王府任職期間最重要的事情是認識了會稽王司馬昱並與之結下情誼，後來司馬昱執掌朝政，為王羲之出任軍政要職提供了契機。

四、遊刃有餘：王羲之輔佐庾亮

蘇峻之亂後，庾亮引咎出都，為平西將軍、都督宣城江西諸軍事、假節、領豫州刺史，鎮蕪湖。咸和九年（334年），都督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軍事的陶侃病死，其勢力範圍被庾氏接管，庾亮進號征西將軍、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的軍府不但升格，而且管轄範圍更大，事務相應大大增多，增加工作人員也是勢在必行。王羲之就是在此時被庾亮相中，調入征西將軍府擔任參軍。魏晉時期的軍府一般設有士、倉、戶、賊、鎧、兵等諸曹，參軍就是曹的負責人，相當于軍府的中層幹部。但史書沒有明記王羲之是擔任哪一曹的參軍，有可能是歷任兩個以上的曹，史書為避免繁瑣就僅記為參軍了。

王羲之為何會被庾亮相中，這個要從庾亮和王導的關係說起。庾氏出自潁川，是魏晉時期的高級士族，但在西晉末年，庾氏有意遠離政治中心而避禍，因而政治影響力不及積極經營的琅琊王氏。隨著王氏勢力坐大，晉元帝有意起用其他士族抗衡王氏，與王導同樣具有名士之譽的庾亮為晉元帝所看中，庾亮之妹被聘為太子妃。晉明帝即位後，庾妃升為皇后，庾亮開始進入政治舞台施展身手。晉明帝死後，晉成帝幼沖嗣位，庾太后臨朝稱制，庾亮以元舅之尊輔政，加之庾氏門中才俊輩出，終於成為掣肘王氏的最大勢力。

庾亮輔政有個特點，因蘇峻之亂，庾亮引咎出都，先後出鎮豫州（治蕪湖）、荊州（治武昌），他是居藩鎮以圖掌握地方兵力，遙制朝政，與朝內的王導以及在地方的王氏勢力相抗衡。當時的琅琊王氏因王敦之死，已失去擁有壓倒性兵力優勢的地位，只能由王導運用高超的政治手腕，周旋各方勢力，利用庾亮其人不在建康的劣勢，與之形成相持之局。

庾氏成為唯一能夠與琅琊王氏分庭抗禮的士族，兩家的鬥爭極為激烈。但就在此時，王羲之卻進入庾亮征西將軍府任參軍，一年之後又升任長史，這是頗值得玩味的。在魏晉時期，長史是幕僚之長，非幕主親信難以為之（按我理解類似於後世的秘書長、辦公室主任等侍從領導、掌管機要的職務）。王羲之在庾亮幕府里當辦公室主任，自然是得到了庾亮的高度信任。

我的前半生：王羲之當官記

王羲之與庾亮之弟庾翼的交往也十分密切，兩人常常交流書法心得，儼然互為知己。因為庾、王兩家雖然爭奪政治領導地位，但同為大士族，還是有很多利益與共的地方，王羲之在庾亮的蔭庇之下歷任重要職務，成長為能夠獨當一面的政治人物，體現了兩家利益一致、相互協同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庾亮為何選擇王羲之而不是王氏族中的其他人？庾亮看中的也許就是前面所述的王羲之在王氏家族內若即若離的特殊地位，王羲之不會完全聽命於王導，也不會積極地為王氏謀求利益，因此，庾亮以王羲之入幕，既聯繫了與王氏的感情紐帶，又不至於使王氏得到實質利益。

王羲之在征西將軍府工作了兩年多，於咸康二年（336年）被任命為臨川太守。王羲之擔任征西將軍長史，雖然掌握重權，但其品級並不太高（一千石）。而太守則為二千石，且是獨當一面的主官，權力比長史更大了。但遺憾的是，王羲之在臨川主政期間也沒有留下太多資料。這大概是由於王羲之在臨川的兩年多時間正是東晉政局相對比較安穩的一段時期，王羲之不過安撫民生而已，並沒有特別的作為。

也許還有一種可能性，那就是王羲之實際並未到臨川赴任，只是「遙領」太守一職。魏晉時期，在地方開府的軍府長史有時會兼任駐在郡的太守，那麼兼任其他郡的太守自然也不成問題。王羲之有可能就是以征西將軍長史兼任臨川太守，這種「遙領」只是名義上的，王羲之仍然是在征西將軍府做長史的工作，這樣，王羲之就不需要到臨川赴任，因此也就不可能留下事迹。

至於王羲之為什麼要「遙領」臨川太守，原因可能有兩種：一種可能是原太守調離或病故，暫時又找不到其他合適的人選，於是從上級機關派一名要員暫時兼任太守，以表明朝廷對臨川這個地方很重視，並非不聞不問；另一種可能是為了給王羲之解決行政級別問題。軍府長史雖然職權甚重，但品級不高，只有一千石，在庾亮的勢力範圍內，要升至二千石，則唯有出任刺史或太守。以王羲之與庾氏兄弟的關係，為了將其品級升至二千石，庾亮安排王羲之兼任如臨川之類的偏遠小郡的太守，是完全有可能的。

五、在夾縫中生存：王羲之主政江州

王羲之任（或兼任）臨川太守3年有餘，咸康六年（340年），庾亮病死，臨終向朝廷舉薦王羲之「清貴有鑒裁」，王羲之遂被任命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庾亮舉薦王羲之執掌江州，除了王羲之確實有實幹之才，更重要的是王羲之能夠成為平衡王、庾兩家勢力的砝碼。

庾亮病死時，正是王、庾兩家爭奪江州控制權的鬥爭白熱化的時期。在東晉的版圖格局中，江州位於聯繫長江防線上下游的中樞地位，同時也是拱衛建康的戰略要地。庾亮在世時，以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假節，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牢牢控制著江州。庾亮死前，已預見到自己死後江州的權力真空將會被王氏侵入，於是舉薦王羲之為江州刺史，作為緩衝或過渡，因為王羲之既是王氏家族成員，又不是王氏家族利益的積極代表者，當是各方面都能暫時接受的人選，有助於為庾氏勢力爭取時間重新部署，避免在庾亮死後不久就使鬥爭激化。

因此，王羲之受任執掌江州，一方面是他確實如庾亮所舉薦的「清貴有鑒裁」，另一方面則是充當了王、庾兩家爭奪江州控制權的緩衝工具。王羲之任職江州，名義上是一方首吏，實際其主要任務是緩和兩家矛盾，使衝突不至於激化，因而帶有過渡性質。

果然，一年之後的咸康七年（341年），王羲之的堂兄王允之就接替了江州刺史一職。王允之是當時王氏族中難得的將才，以王允之坐鎮江州，足見王導等王氏領袖對江州的重視。但在同時，庾懌接替了王允之原任的豫州刺史的職務，可以說王導是拿豫州來換得江州，由此亦體現江州之重要。

王允之常常處在與庾氏勢力爭鬥的第一線，與庾氏的關係極為緊張。王允之到江州之後，兩家的矛盾果然迅速激化，庾懌甚至企圖毒殺王允之，因事情敗露而自殺。此後又有庾冰調王允之任會稽內史而王允之拒調的事件，最後因王允之病死，庾冰親自出鎮江州，這才把江州重新收入庾氏囊中，其中過程十分曲折。相比之下，王羲之任江州刺史時江州的局面十分穩定，可見王羲之確實發揮了居中緩和兩家矛盾衝突的特殊作用。

王羲之雖然被免去江州刺史，但仍保留著寧遠將軍的軍職。寧遠將軍屬於「雜號將軍」，沒有具體職掌，所以這一段時期王羲之又恢復了清閑的生活，從江州回到了久違的建康（此前分別在蕪湖、武昌、臨川、江州任職，時間約7年）。在他回到建康的第二年（咸康八年，342年），晉成帝崩，其弟晉康帝即位，會稽王司馬昱以皇叔之尊，與庾亮之弟庾冰共同輔政。司馬昱積極起用他所熟識的士族人物，以排擠庾冰，並對抗正在崛起的桓溫家族。司馬昱和王羲之是老朋友了，故而屢次以吏部尚書、侍中等要職徵召王羲之，均被拒絕。在經歷了戎馬倥傯的繁忙之後，王羲之似乎更喜歡這種有職無責、優遊卒歲、光領工資不用上班的生活。

《世說新語》載王羲之曾與謝安共登冶城（東吳時期製造兵器的地方），王羲之感慨說：「今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謝安則反駁：「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耶？」這一故事很可能就是發生在王羲之卸任江州、回到建康的幾年期間。此時庾翼正積極準備北伐，而王羲之對庾翼北伐之舉是贊成的。北伐需要動員全國之力，是一項巨大的工程，王羲之雖然沒有積極投身北伐活動，但他仍擔任著寧遠將軍這一軍中職務，多多少少也參與了一些準備工作，由他說出「宜人人自效」的話是合理的。而謝安則年方二十五六，正是年少輕狂的時候，他運用詭辯術對王羲之反唇相譏，也很符合此時的情景。

六、該出手時就出手：王羲之再掌兵權

永和元年（345年）穆帝即位後，庾冰也病死了，司馬昱開始獨掌朝政。當時琅琊王氏、潁川庾氏勢力都走向沒落，正在崛起的政治勢力是桓溫為代表的譙郡桓氏。為了抗衡極具威脅的桓氏，以司馬昱的代表的宗室、外戚勢力有意拔擢一些士族人士與桓氏對抗，尤其重用陳郡殷浩，以其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參與朝政並積極準備北伐。

殷浩與王羲之的關係也不一般。《世說新語》載殷浩稱讚王羲之：「逸少清貴人，吾於之甚至，一時無所後。」對王羲之評價極高。王羲之卸任江州刺史之後，一直處於只帶「寧遠將軍」空銜的閑散境地，朝廷征之為侍中、尚書，皆不就，大有從此逍遙山水的意思。但是殷浩一紙書信，就把王羲之請出來擔任護軍將軍。王羲之在回信中說：「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語氣謙和友善，與對待王導勸其出仕的態度大不相同。

護軍將軍是禁軍高級將領，統率著獨立的營兵，為禁軍「六軍」之一。護軍將軍的名稱很有講究，「資重者為護軍，資輕者為中護軍」，王羲之任「護軍」而非「中護軍」，說明他在朝廷眼裡已是履歷豐富的「資重者」。護軍將軍的職責包括「主武官選」等等側重於人事、思想、教育的工作，頗類似現代我國軍隊的政委。王羲之到任後曾發布過一道《臨護軍教》，「教」是高級軍政長官發布的命令，所謂「臨護軍教」即王羲之到任護軍將軍一職後首次發布的命令。命令中並未提到軍事問題，他所關注的主要是對「老落篤癃」、「不堪從役」、「有饑寒之色，不能自存者」表示關懷和慰問，確實很符合「政委」的角色。

王羲之出任護軍將軍，當與殷浩準備北伐的部署有所關聯，由此亦可見王羲之與殷浩的關係之密切。在準備北伐期間，護軍將軍職責重大，王羲之曾數度到吳郡、江州等地出差，在交通不便的古代，這是非常辛苦的。王羲之大概是不太適應這種生活，曾請求出任宣城太守，但未獲批准。

在這一時期，王羲之與司馬昱、殷浩也存在不少分歧。

第一個分歧是關於清談的態度。司馬昱和殷浩為首的政治集團核心成員都是以清談著稱的名士，司馬昱和殷浩本人也都是清談高手，而王羲之一向反對清談，這一點就決定了兩者之間必然不能保持高度一致。

第二個分歧是與桓溫的關係。司馬昱和殷浩沒有搞實務的本事也就算了，偏偏還要跟桓溫爭權。王羲之是看著司馬昱長大的，當然明白他的斤兩，多次勸諫司馬昱以謙退處世，避免和桓溫直接衝突，但司馬昱被權力慾望所蒙蔽，根本聽不進王羲之的意見。

第三個分歧是關於北伐的問題。王羲之贊成庾翼北伐，卻不贊成殷浩北伐。在殷浩北伐之前，王羲之曾致書司馬昱和殷浩加以勸阻，其理由主要倒不是軍事上難以取勝，而是著眼於戰爭給人民造成的經濟負擔，「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也許還有一個原因，王羲之不方便說出來，那就是「憑你們也行？」

我的前半生：王羲之當官記

殷浩和王羲之關係很鐵。看到王羲之反對北伐，殷浩也不勉強，遂以王羲之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內史就是太守，只是因為會稽是會稽王的封地，是王國而不是郡，故其長官稱內史不稱太守）。會稽是建康的戰略後方，也是東晉最重要的糧食產地，政治、軍事、經濟意義不言而喻。除此之外，會稽還是司馬昱的封地，王羲之能夠出任會稽內史，替司馬昱打理封國事務，說明王羲之是司馬昱、殷浩這一政治集團所親信的人物，就算王羲之不贊成北伐，那麼讓他去鎮守會稽的大後方，司馬昱和殷浩仍然非常放心。

王羲之出任會稽內史後仍然執意反對北伐，並曾分别致書司馬昱和殷浩闡明自己的主張，但均未得到採納。儘管如此，王羲之仍然盡最大努力在會稽開展工作，他在會稽疏通淤塞的運河、恢復漕運，施行禁酒令、以節約糧食，懲治以「雀鼠耗」為掩蓋、貪盜官米的犯罪，都是旨在為朝廷提供充足的經濟支持，同時他也反對強征徭役，主張減輕對逃稅、逃役的刑罰，十分體恤民瘼。

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王羲之掛冠而去

殷浩北伐失敗後，被廢為庶人，積極贊成北伐的會稽王司馬昱的威望也受到打擊，遭到桓溫架空，成為傀儡，而桓溫趁機取得了政治主導權。此時，王羲之的仇人王述則依靠桓溫的勢力升任揚州刺史（王述本人看不起桓溫的出身，但王述之子王坦之卻是積極與桓溫接近以攫取政治資本）。王羲之既不甘居王述之下，又失去了殷浩在朝內的支持，頓時處在一個相當窘迫的境地。

王羲之為了擺脫窘境，上表請求朝廷分揚州所屬的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五郡為越州，以便脫離王述掌控，但因「行人失辭，為時賢所笑。」所謂「行人失辭」，是指王羲之派出的使者說話措辭不當。像重新確定行政區劃這樣的大事，王羲之居然只派一介使者去說服朝廷，確實不夠慎重。但如果是殷浩在朝執政，事情也並非沒有轉圜餘地，因為在當時，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五郡雖然俱屬揚州，但卻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區域，在劉宋孝建元年（454年），就分會稽五郡成立東揚州，可見王羲之的提議並不是沒有現實可能性的妄想。只是在殷浩被廢、司馬昱失勢的情況下，沒有人敢贊同與殷浩關係密切的王羲之的提議，再加上王羲之的處理方式有失妥當，派出的使者又不得力等因素，事終不濟。

也許，這一切不完全是王羲之對王述的意氣用事，也有可能是王羲之在用此事測試殷浩被廢、桓溫主政之後的朝廷將如何對待自己。測試的結果，是朝廷不再信任王羲之，王羲之即使不主動辭官，也很可能會遭到桓溫勢力的排斥和處理。面對此種局面，再加上與王述的恩怨，王羲之選擇主動辭官，似乎也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

王羲之辭官之前在父母墓（其父王曠失蹤於北方，應是衣冠冢）前發了重誓，堅決不再入仕。王羲之還特地交代諸子，在他死後如果朝廷贈官，也必須拒絕不受。果然，王羲之又度過了6年的賦閑生活後，於昇平五年（361年）去世，朝廷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照王羲之生前所囑，辭之不受。

參考文獻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鳳凰出版社2007年版。

【唐】房玄齡：《晉書》，中華書局2000年版。

【清】嚴可均：《全晉文》，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十二講》，中華書局2010年版。

田餘慶：《東晉門閥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郭廉夫：《王羲之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聶邦瑞：《書聖王羲之》，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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