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東：破解共享路上的「攔路虎」，直面社會的多維二元結構性

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增進人民福祉，首先必須認識到社會的多維二元結構性問題。在此基礎上，採取實實在在的舉措破解這些阻礙發展道路的問題，從而實現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報紙原文：《破解多維二元結構，增進人民福祉》

作者：上海大學社會學院教授 張海東

共享發展理念強調「發展不是最終目的，而是為實現更高層次的共享提供物質基礎。共享才是發展的初衷和目的。只有破解共享路上的攔路虎，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才能真正體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那麼，目前我國社會在增進人民福祉，實現共享路上遇到的主要攔路虎是什麼？如何破解共享路上的攔路虎？

多維二元結構問題使得社會結構複雜化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多維二元結構是當前我國社會實現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路上亟待破解的結構性問題。

所謂多維二元社會結構是指由一系列二元結構及其相互交織作用而呈現出來的一種結構性特徵。在這些二元結構中，既有基礎性的，也有衍生性的。其中，城鄉二元結構就是典型的基礎性二元結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受城鄉「二元分立」的戶籍制度影響，城市和農村在很多方面都存在明顯的差別。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國家為了推動城鎮化的進程對戶籍制度進行了一些重大改革，但是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還在維續。與此同時，在城市化的進程中由於區域發展差距等問題又新增加了特大城市與其它城市之間的結構性張力，從而使得特大城市與其它城市之間形成了事實上的二元結構。此外，基礎性的二元結構還包括基於體制內外差異而形成的二元結構，有學者稱之為新二元社會結構。實際上，在城鄉和體制內外差異的二元結構之外，我國社會近些年來又形成了一些新的二元結構，各種不同類型的二元結構加總起來便構成了這裡所說的多維二元結構。在現實中，我們還可以發現，上述結構因素相互交織作用而衍生出一些次級二元結構，也稱為衍生性的二元結構。多維二元結構使得我國的社會結構變得非常複雜，成為名符其實的複雜社會。

相關制度設計易產生社會排斥傾向

這種多維二元社會結構的成因，是由於相關的制度設計上出了問題，主要是過去的各種制度安排具有明顯的社會排斥傾向。

回顧過去的制度安排就會發現，我們在試圖治療一種病症的過程中所開出的藥方又導致了另外一種病症的出現。這些年的改革就是在不斷地糾正以往改革過程中實施的某些舉措所造成的社會後果。而這些制度安排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往往都採取了排斥性的政策，人為地讓一部分人受益，同時將另一部分人排斥在外。單說和普通人生活息息相關的買房子、買車等問題，也要把人依據各種標準劃分為不同類型，不同的人享受不同的待遇。

從理論上看，無論屬於何種戶籍、居住地、職業類別都是國家的公民，都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這樣才是沒有社會排斥的制度安排。但是以往是在某個時間段之內限制一部分人的某項權利，這實際上是對公民權利的一種剝奪。如果是因為違法犯罪而被剝奪，是可以接受的，而如果是因為某種社會身份特徵（農民、本地市民、外地人等）而被剝奪，就是制度性的社會排斥。這種群體狀態在社會學上叫權利貧困，反映出以往我們的制度安排沒有完全體現公平正義，而公平正義恰恰是制度的首要價值。相關帶有排斥性的制度設計直接導致了不同群體之間複雜的利益格局，也使得共享發展問題日益突出和緊迫。

多維二元結構易誘發各種社會矛盾

以社會流動中的地域流動為例，可以發現，在原有城鄉二元結構維續的同時，特大城市嚴格控制人口規模的政策有可能導致本地人、外地人等潛在群體矛盾的現實化，因為這種政策與共享理念相衝突。

地域流動中最典型的就是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此外，中小城市居民向特大城市流動也是一種較為典型的地域流動。農民工問題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必然結果，儘管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在這些年經過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改革後有所緩解，但是農民工市民化問題依然沒有從制度上很好地解決。尤其是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的政策，導致一些特大城市開始執行在實質意義上屬於「趕走」所謂低端流動人口的舉措，這種現象的出現使得這些地方的農民工市民化問題更是無法得到實質性的解決，甚至在有些方面出現了較為明顯的倒退，例如農民工子女入學問題。

特大城市的這種做法不僅僅是針對農民工，實際上是「一刀切」地針對所有非本地戶籍的外來人口，即使來自國內其它城市的居民，如果不能取得特大城市的戶口，或者所持有的居住證不能達到當地的有關要求，在事實上還是無法享受當地市民的同等待遇。所以，現存的多維二元結構不僅導致了不同群體之間利益的差別，還可能會引起外來人與本地人、城市人與農村人等不同群體之間深刻的社會排斥，這些都成為社會矛盾的潛在誘因。

多維二元結構問題亟需解決

踐行共享發展的新發展理念，就要破除存在我國社會的多維二元結構問題，這是切實增進人民福祉的現實路徑選擇。

新發展理念雖好，但是其落地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由於三十多年一些政策安排和制度設計累計的疊加效應，有些結構性問題難以一時解決。最典型的是，多維二元結構業已形成的利益格局的調整成為全面深化改革最難啃的一個硬骨頭。但是，如果不調整，任由目前的格局演化下去，必然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突出，並進而引發新的階級矛盾和對抗。2017年初有關部門公布的基尼係數為0.467，這一數字是對當前我國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化最有力的證明。這還只是收入差距，如果將財富差距考慮進去的話，數字可能會更大。根據有關機構的研究結論，我國居民的財產基尼係數在0.7以上，這更表明兩極分化的問題必須引起警覺。

我國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個有目共睹的事實：一方面，一個龐大的社會群體無力改變現狀，需要扶助才能擺脫貧困，勞動不再成為致富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一個財富積累到相當量級的群體，其財富增加的速度是遠遠超出人們想像的。而政府部門還沒有針對性地制定實施特別的稅收調節機制（例如贈與稅、房產稅等），相反，目前的稅收反倒具有工薪稅的特點，使得那些靠工資（勞動收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社會群體產生明顯的相對剝奪感。

踐行共享發展理念，增進人民福祉，必須採取實實在在的重大舉措，破解上述多維二元結構性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8期第3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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