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紀初，他可能是第一個認識西方的中國人

作者簡介：

雷立柏（Leopold Leeb)，教授、古典語文學家。 1967 年生於奧地利， 1985 年進入大學學習哲學、宗教學及基督教神學。 1988 年至 1991 年在台北輔仁大學學習漢語和中國哲學。 1995 年在奧地利取得碩士學位後來到北京，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博士班，師從湯一介先生和陳來先生，於 1999 年獲得博士學位。 1999 年到 2004 年1月在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所進行翻譯和研究，並開始教授拉丁語、古希臘語和古希伯來語。 2004 年 2 月至今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開設「拉丁語基礎」「古希臘語基礎」「拉丁語文學史」「古希臘語文學史」「歐洲中世紀文學史」「古希伯來語」等課程。

書籍摘錄：

序言 一個世界公民

孫郁

我剛到人大文學院工作的時候，許多人告訴我，我們這裡有位外教雷立柏老師，是名洋雷鋒，大家都喜歡他。後來漸漸熟悉了，知道他在教拉丁語，業餘時間指導了許多學生。他在圈內圈外很有人緣，隨他讀書的本校生不必說了，校外來聽課的也很多。因了他的存在，古典學有了可以支撐的基礎，這些年拉丁語的普及，他的功勞大矣。

與雷立柏接觸多了，沒有感到他是一個外國人，彼此的交流無絲毫的障礙。楊慧林老師跟我介紹了他許多故事，每每有迷人之處，有時感覺像童話里的片段。雷立柏從遙遠的奧地利來，且把北京當成自己的家，人們對他的好奇和喜愛，都與其特殊的人生選擇有關。後來聽他聊天，發現其知識譜系豐富，許多陌生的領域讓人生出敬意。他的學識我所解者只有一二，余者覺得深似海洋，氣象之大非吾輩能言。有了他的出現，才知道其背後銜接的傳統多麼重要。我們單一的思維維度，可以借其目光，得以自然的伸展。這樣的工作他不來做，我們的教育自然會有許多盲區。

在這一本書里，看得出他對於北京的熱愛，其思考的文化的沿革，也有我們國人沒有的眼光。比如他把北京比作靈都，彷彿猶太人對於耶路撒冷的描述，自有其深意於此。他還說北京是東方的羅馬，在不同數據和印象里給了我們環視自己故土的另類視角。書中對於北京歷史與格局的凝視，都在世界眼光里，有我們看不到的存在。總覺得他在什麼地方有京派的意味，但又無京派的沉悶，精神在遼遠的地方出沒，給我們驚喜的地方多多。因了他的言說，忽然想起明代以來西方學人與國人的互動，他自己就延伸了利瑪竇等人的傳統，也讓我們看到了今天文化進化里重要的內驅力。我覺得他身上有著我們常人沒有的東西，如果只把他僅僅看成知識的傳授者，那就過於簡單了。

雷立柏，來自：pmovie

雷立柏自稱自己是世界公民，故對於文化的領會有自己的寬度與深度。看他對於孔子、老子以及《聖經》、古希臘文本的領會，舒朗自然而又有奇氣於此。他以為在單一語言里不能理解北京，自然，也非能夠把握世界的歷史。所以，在多種文明裡看人類的現在與未來，就會站在一個高高的地方，思想的澄明和審美的快慰自然也流出。我們現代以來重要的思想者，都是在世界文化範圍里思考問題的。坦率說，能夠自如地進行這樣思考的人，在今天不是很多。在英語獨佔鰲頭的時候，我們可能也因之忽略了文化的本源。人類文明源頭的存在倘不被一再的思考，我們可能只在流行的文化里思維，失去的原本的內動力。而雷立柏做的工作，恰在這個人們陌生的領域。

在雷立柏的自敘里，我看到了許多新奇的景觀。他的一些思考，和晚清、民國的學人很像，獨立的精神瀰漫在字裡行間。他研究的幾門語言對於我們而言都很冷門，拉丁語、古希臘語、古希伯來語，這些對於國人多是遙遠的存在。在他看來，了解西方，這幾門語言殊為重要。因為那裡有文明源頭的光澤，凡沐浴於此者，思想自然會在通達的路上。這和認知中國必須了解先秦文化一樣，屬於古代文明的一部分，也是根本性的存在。他意識里的中國文明，也有古老的基因的延續，在幾千年的變遷里也有了是開放、明亮的存在，僅僅在一種思維里考察問題，大概不得要領。所以，他是把中國古代有意味的存在和西方古典有意味的存在連接起來的人。而他本人對於五四新文化人思想的呼應，都看出其精神的原色。

明代以來，中國學界與域外學人的互動的歷史，我們記載的不多。但那互動改寫了我們的文化路向。許多詞語的使用，概念的出現，都與此種互動有關。在這個互動里，西方發現了中國，中國也認識了西方。近三十年的開放，加大了這種互動。雷立柏自己意識到所做的工作，是三四百年前前人勞作的繼續，他自己的使命感，我們中國人未必意識到其間的深度。

孫郁，來自：人大官網

因為雷立柏，我們知道了許多湮滅的故事，比如第一個寫歐洲遊記的中國人樊守義，他的《身見錄》有我們今人不解的要義；第一個留學歐洲的中國人鄭瑪諾，帶來許多認知世界的新眼光；書中還涉及最早留學域外的北京人，以及最早的西文圖書館，深藏於時光里的人與事，跳動著歷史的脈息。這些鮮被注視的遺存，其實改寫了精神的路向，我們的詞語與概念的建立，在這個過程里完成的。他特別關注遊走於世界各地的人們，也為中國人沒有深深關注這些歷史深深遺憾。我注意到他追問北京為何沒有早期留學生的博物館，那些故事可能對於這個城市更為重要。我們對於自己的城市的認識不會有類似的意識，看到他這樣的追問，作為曾經做過文物保護工作的人，我有著一種慚愧的感覺。

這種對於城市特殊的讀解，在我來說第一次遇到。我在大量關於北京城記憶的書里，沒有看到這樣的敘述。以讀城的方法讀史，是他給我們的震動。他眼裡的北京，一直有著世俗之外的高遠的精神坐標，那些飄動于思想空間的永恆之星，指示著舊都的靈魂。倘若我們不能從這樣的視角審視北京，將會遺漏最為重要的東西。那些默默從事翻譯、對話的學人和思想者，流動著歷史深處的熱能，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識到城市的這一存在的價值，在雷立柏的書中，我們看到了一個多種語境的北京，一個集疊著人類智慧的北京。在愚昧與文明中，在挫折與成長中，北京帶給人們的不僅僅是漢文明的歷史，而是世界文化融匯的一部分。而雷立柏的價值，也恰在這交融的過程中。

閱讀他的書，我深深地被其文字所感動，雷立柏的文字刻著他的忘我精神，這是我們常人缺失的境界。他捨棄了凡世的欲求，將一切燃燒在文明的構建里，把大半生的經歷獻給中國，獻給北京。對於一個外國人而言，乃一種大愛的精神，說他有一種殉道意識也不為過的。在談到「中西思想橋樑」的鼻祖白晉的時候，他自認是他的學生，他的門徒，接續的恰是前人的使命。這個世界公民給北京帶來的溫度，傳遞在許多領域。文化的進化，需要無數默默獻身的人，利瑪竇、鑒真都是這樣的楷模。我在雷立柏身上看到了古人的遺風，北京因為有這樣的人的存在，便有了更為厚重的色彩。

來自：亞馬遜

中國人關於義大利的最早報告

北京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認識西方的世界？馬可·波羅的遊記開拓了歐洲人的視野，使他們意識到，在遠東有一個偉大的國家，有很多大城市。然而，第一個寫《歐洲遊記》的中國人是誰？他的名字是樊守義（1682—1753），山西平陽人，早年與外國傳教士有聯繫，並於 1707 年隨義大利耶穌會士艾遜爵（Provana，1662—1720）前往歐洲，曾在義大利都靈（Torino）求學，也去過羅馬和義大利北部的很多其他城市。他於 1709 年加入耶穌會， 1717 年被祝聖司鐸，後從葡萄牙里斯本乘船歸國，但陪同他的艾神父在途中去世。 1720 年樊守義在廣州將其在西洋的歷年見聞寫成報告，送給兩廣總督楊琳，並將葡萄牙國王所給的護身票（該票持有者受國王保護）及書信一封交給清朝官府。同年7月楊琳派人護送樊守義進京， 9 月樊神父在熱河（承德）面見康熙帝，還將他的報告交給康熙，書名《身見錄》。

《身見錄》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雖然只是一份不超過 4000 字的 14 頁手稿。耐人尋味的是，這麼重要的小冊子在中國並沒有發表。直至 20 世紀， 1937 年歷史學院家閻宗臨（1904—1978）在梵蒂岡圖書館發現它，並於 1941 年在國內將它發表在桂林《掃蕩報》的《文史地副刊》上。然而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人知道樊守義和他的《身見錄》。 2015 年，北京學生關於歐洲的知識要遠遠超過歐洲青年關於中國的知識，無數的西方著作被譯成漢語，但很少有漢語著作被譯成英語、法語、義大利語、德語。知識的傳播方向為什麼是「單向的」，而不是「雙向的」？中國的傳統中難道沒有值得全世界的人學習的東西？

樊守義這樣描述他去往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年八月初，始抵大西洋波爾多嘞爾國（Portugalia），進海口，多有築防守炮台，凡洋物至此，則發號炮查明報知有司，方許入。行五里，即見京城，城有大河一道，從內地出流於海，停泊洋船三四百。是日也，余登岸，居耶穌會院，修士乍見，殷勤如故，即送安頓，銀器俱全。視風景，壯麗可觀，允稱富國，無物不備。」當康熙在熱河看到這段文字時，他會有什麼感受呢？這裡有一名中國人，他說到葡萄牙後見那些外國人而能「乍見，殷勤如故」，這怎麼可能？當然是因為樊守義有溝通的能力，他的拉丁語肯定很好，而在漫長的航海旅途中，他又有很多機會和他的義大利夥伴說拉丁語。康熙帝如果讀到「洋船三四百」的文字，就應該意識到海上貿易在當時已經有多麼重要，而中國也應該在這方面做一些探索，放棄閉關鎖國的政策。

也許樊守義在這方面向皇帝提出過自己的一些看法吧。樊守義的《身見錄》還介紹了羅馬的噴泉和義大利的水力機械，比如水力鋸：「不用人力，其輪自轉，作就緣線，旁著二人，可抵五六百人之工；其一有巨木，欲為板者，不用人力，乃制之水中，其鋸自能推收其木，又用一繩，自能伸縮相湊，便成為板矣。」遺憾的是，關於「機械化」的信息無法在中國傳播開來，無論是早期的發明家鄧玉函（Schreck）和王徵（1571—1644）的《遠西奇器圖說》還是樊守義的描述，都沒能推動中國人發明和使用類似的機械和工具。

樊守義的記憶力非常好，他不僅能記住那麼多歐洲地名，而且為很多城市發明了自己的漢譯名！他從葡萄牙「起程東行，過意大里亞國（Italia）、地中海、南望亞非利加（Africa），北眺大西洋，程途一月，風阻馬斯尼亞國（Bosnia），有城如波爾多嘞爾亞國者，忘其名矣。又一地，人皆安分不炫富貴，愛清雅，惟喜亭囿，大率如是。兩朋後乃至意大里亞國界，曾入一國，宮城宮室，悉以石造，多天主堂，產阿里伐果（Oliva）、榛子樹，風土溫和，最為豐厚；有耶穌會院，無論內之規模，見其外貌莊重，已令人景羨矣。余於此留住一日，因大舟難進，易小舟行，二月下旬，至蛇奴劃國（Genoa），其屬國名格爾西加者（Corsica），風土無非富足，亦產阿里伐果，可造油。至都司格納（Toscana）諸侯之國里務爾諾府（Livorno），城雖不大，然堅固齊整可觀，風土人情豐厚。余於此始行陸程，至比撒府（Pisa），乃古府也，猶有古時宮殿寶塔遺址，周城水繞。又至西捺府（Siena），有總學，招四方弟子學習格物窮理（物理學）。有耶穌會院，余居數日而後行，往教化王之國，其京都名羅瑪府（Roma），乃古來總都，城圍百里，教王居焉。城門暮夜不閉，余至此二日，見教王，承優先，命閱宮殿內外房宇，幾萬所，高大奇異，尤難擬議羅瑪府城內學宮：一乃熱爾瑪尼亞國（Germania）公侯子弟之學宮；一乃厄肋西亞（Alesia，即法國地區）國世家子弟之學宮王公家築園於城外三十里。有城名夫辣斯加的（Frascati），如園囿、水法、水琴、水風、種種異奇。又有城名底伏里（Tivoli），亦去府城三十里，類如此，雖西洋亦素著名園者也，居羅馬五月，乃至熱爾瑪尼亞（Germania）之屬國挪波里國（Napoli），中路經各所，富足無比。在羅馬起程，回至都斯噶納國（Toscana）都城，名福樂冷濟亞府（Florentia = Firenze），內宮殿露台，堂殿學宮，修道會院，略與羅馬府相同」。後來他還提到「波羅尼亞大府」（Bologna）、「莫得納」（Modena）、「巴爾瑪大府」（Parma）、「彌辣諾大府」（Milano）、「撒索尼亞及波祿尼亞」（Saxonia, Polonia）、「都利諾都城」（Turino）等。

利瑪竇，來自：維基百科

從利瑪竇以來，外國地名的漢譯就是令人頭痛的事。樊守義在他的小冊子中對Toscana採用了兩種不同的譯法，即「都司格納」和「都斯噶納」，也用了不同的名字譯「葡萄牙」，即「波爾都爾國」「波爾多嘞爾國」「波爾多嘞爾亞國者」。在利瑪竇於1602年發行的《坤輿萬國全圖》上，「大西洋」「意大里亞」和「羅瑪」與樊守義的名稱是一致的，不過利氏將 Portugal 譯為「波爾杜瓦爾」，將 Germania 譯為「入爾馬尼亞」，將 Napoli 譯為「那波里」。

直到今天，外國人名和地名的漢譯仍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也是一個受害者，因為當我翻譯《古代教會史》時，就遇到了很多有兩三個漢語譯名的地名和人名，這令人非常不滿： Antiochia 為什麼同時被譯為「安提阿」「安提約基亞」和「安條克」？顯然，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辦法就是多用 ABC ，少用漢字。北京自古以來是多語言、多文字的京都，為什麼一直到今天仍然抵制 ABC 呢？什麼時候能統一 Gregorius 的「額我略」「格列高利」和「貴格利」？從知識傳播的角度來看，漢字的譯名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障礙，因為只要用漢字，中國人就永遠都不會意識到「那波里」「挪波里」「那布勒斯」都來自Nea-polis（希臘語：nea＝新，polis＝城市），而「那波里」是「新城」的意思；而「拿破崙」這個名字的來源也是這個地名——「新城」。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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