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境內地勢西高東低，自中部向北、東、南三面傾斜，全省地貌可概括分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四種基本類型，高原山地居多，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說，是全國唯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

春秋以前，貴州為荊州西南裔，屬於"荊楚"或"南蠻"的一部分。戰國後期，夜郎國逐步發展成為西南地區的大國之一（夜郎國大部分疆域在今貴州境內）。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在夜郎地區修築"五尺道"，並在部分地方設郡縣、置官吏。西漢武帝在夜郎地區繼續推行郡縣制，同時開闢了從四川南部經貴州西部平夷（今畢節）至江（北盤江）、南到番禺（今廣州）的通道。公元前25年，夜郎國滅，郡縣制在夜郎地區最後確立。

明朝永樂十一年（公元1413年）設置貴州承宣布政使，正式建製為省，以貴州為省名。廢思州宣慰司與思南宣慰司，保留水東土司與水西土司，同屬貴州布政司管轄。明末，貴州布政司領貴州宣慰司及貴陽、安順、平越3軍民府並都勻、黎平、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7府。

走進貴州，就好象走進了山之國，幾乎找不到大一點的平整土地。貴州又象一個大公園，到處懸崖峭壁，峽谷川流，氣魄雄偉。世界著名的黃果樹大瀑布，氣勢磅礴，宏大壯觀。貴州人傑地靈，誕生了許多影響深遠的偉大人物，有在此悟道的大儒王陽明，更有媲美王陽明的一代帝師孫應鰲。

孫應鰲（1527-1586），字山甫，號淮海，溢文恭，明朝貴州清平衛（今凱里）人。著名朝廷大臣、學者、詩人、教育家和貴州教育的先驅。自幼聰穎，好學上進，喜讀詩文，善作文章。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公元1546年）舉人，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科給事中，出為江西按察司僉事，遷陝西提學副使，晉四川右參政，擢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後為朝廷大理卿，戶部右侍郎，又改禮部，充經筵講官，掌國子監祭酒事（即全國最高教育行政長官兼全國最高學府校長），後任刑部右侍郎，南京工部尚書等。他當官勤於體察民情，善於調查研究，知識淵博，曾提出"勤學、勵政、親賢、遠奸"等事，受到皇帝的重視和採納。

萬曆三年(1575年)，孫應鰲四十八歲時，升遷為戶部右侍郎，不久又改禮部，掌國子監祭酒，成為第一位在朝廷擔任最高教育行政長官的貴州人。他全力整頓國子監，使其出現了「嚴監視、勤考課」的新局面。萬曆四年(1575年)，神宗皇帝御駕國子監，孫應鰲進講《尚書·無逸篇》，成為貴州開省以來第一位給皇帝講課的教授。他借周公對成王的告誡，委婉也勸諫神宗不要貪圖享樂，要體察民間疾苦，勤於政務，愛護百姓，以圖中興。孫應鰲闡述精闢，入情致理，使得神宗皇帝大悅，破例命坐、賜茶，次日又賜大紅紵羅衣料各一套，隨後御書「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字幅，懸掛於文華殿作鑒戒。

孫應鰲是明朝中央的名臣大儒，是貴州開省以來最有影響的易學專家、哲學家、文學家、思想家、教育家和詩人，被《黔詩紀略》譽為「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

他是明朝的名臣大儒，是在王陽明學說思想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理學家，為明代四大理學家之一。孫氏學說的中心思想是"求仁"，他進出"無欲"、"無欲就是天理"，以"無欲"達到"求仁"的目的，繼承了王陽明學說思想，是貴州省古代第一位哲學家。

孫應鰲先生是王陽明學派的卓越再傳弟子(徐樾為大弟子)，心學研究十分有成，學識非常淵博。回到清平以後，眾生傾慕孫先生的非凡學識，紛紛前往孫庭求學問教。孫先生為滿足大家的要求，遂建立學孔書院以居學徒，建立平旦草堂以接待文人墨客，研書論學，並著有《平旦草堂詠懷》。與當時江西的羅汝芳、四川的趙貞吉、湖北的耿定理一起被時人贊為心學四大名士。

他是著名的詩人。《黔詩紀略》收其詩有457首，編為四卷。時逢奸臣嚴嵩當權，對他橫加迫害。他的詩對官場的勾心鬥角和仕途的艱險有所諷喻，部分詩揭露了政治黑暗，反映了民間的疾苦。詩風平易自然，有些作品有民歌風味。他的《學孔精舍詩鈔》是流傳至今貴州最早的一部詩集。《黔詩紀略》稱譽他是"貴州開省以來人物冠"。

他是著名的教育家，一生重視教育，曾幾度從事教育工作，任陝西提學副使時，作《諭陝西官師諸生檄文》16條，詳細闡明了他的教育主經和為學之道。任國子監祭酒兼經筵講官時，銳意改革，為國家培養了有真才實學的人才。50歲辭職回家後。在家鄉清平建學孔子院，向家鄉青年講學，為發展貴州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

他還是書法家，大小兼能，特擅楷、行。其書法以歐陽詢為基礎。參柳公權筆意，端莊嚴勁，亦如其人。楷書《諭陝西官師諸生檄》，現在西安碑林。福泉有《分守新鎮道題名碑記》。一生著宏富，主要有《學孔精舍詩鈔》、《學孔精舍匯稿》、《淮海易讀》、《春秋節要》、《左粹題評》、《四書近語》、《律呂分解發明》、《論學會編》、《教秦語錄》、《教秦總錄》、《教秦緒言》、《雍諭》、《幽心瑤草》、《道林先生粹言》、《庄義要刪》、《督學文集》、《歸來漫興》等，均由明清學者刊行於世。

由於淮海先生去世以後，傳業無人，加上朝廷對貴州境內的少數民族、農民反叛的征討連年不斷，使其文籍、詩文、詩稿遺失、銷毀不計其數，因而黃宗羲在寫《明儒學案》時，可能未見到孫應鰲的有關論著、文章書籍，故未予之立傳。可幸的是，清道光、咸豐年間，經莫友芝、莫詳芝兄弟等人的整理搜集，終於使孫應鰲文集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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