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有順：這是一個需要付出代價來生存的時代

文化 07-29

如同一個作家對過去失去了記憶，對未來失去了想像，會將存在帶進暗昧之中一樣，作家對現在若失去了憤怒，則會將存在帶進軟弱之中。by-謝有順

寫作的勇氣

文 | 謝有順

一

這是一個需要付出代價來生存的時代。我們正在被這個時代粉碎，感覺到處是慾望碎片和喘息聲。一些人沒入了虛無主義的深淵；一些人正在用性或者其他感官享樂來麻醉自己；還有一些人，像福克納在《喧嘩與騷動》一書的結尾所說的那樣——「他們在苦熬」！

苦熬，這需要多大勇氣啊！

誰在苦熬？誰來安慰苦熬者？這需要有勇氣者站出來追問。在我的閱讀記憶中，海明威、加繆、福克納等人都是苦熬者。他們不像卡夫卡那麼絕望，他們對人還存在著微弱的信心，所以，在他們筆下出現了西西弗斯（《西西弗斯的神話》）、黑人（《熊》）、本德侖一家（《我彌留之際》）、老人（《老人與海》）等受難英雄。這種在苦熬中建立起來的生命自信（魯迅也有這種生命自信的思想），使他們的作品充滿殉難的光輝，感人至深。

福克納一再表達「人是不可摧毀的」這一思想，他的《我彌留之際》就是一個關於人類忍受能力的原始寓言，裡面探查了生活中一些有永恆意義的話題，如莊嚴地承擔下諾言的後果，終止了受挫的一生的死亡，人的光榮、忠誠與背叛，家庭的驕傲等。

為了挺住絕望，福克納在寫作中表現出了巨大的勇氣。

如果絕望是我們所不要的，在苦熬中受難似乎是惟一的道路了，只有它，能夠保持人和藝術的某種高貴性。這種我稱之為苦熬（受難）的文學在中國還是相當罕見的。中國作家的寫作中還很難找到福克納那種內心的堅韌，向苦難進發的勇氣，以及拒絕在俗常事物中受安慰的堅決。

與某種虛假的樂觀主義比起來，我更願意親近受難這種精神形式，只有經過了受難的生命才是輝煌的。如果省略了受難的過程，連幸福、自由和高尚都可能是廉價的，因為真正感人的幸福、自由和高尚從來都是有代價的。讓我們回憶一下福克納的那句話吧：他們在苦熬！

（米開朗基羅《耶穌受難》）

苦熬不是血腥的戰鬥，不是以惡抗惡，以牙還牙，它實際上就是受難。受難來自生存中的不幸、殘缺和死亡的威脅。一個作家向這些事物挺進到何種程度，就可以看出他在寫作上有多大的勇氣和信心。

有誰在為生存的尊嚴而挺進？有誰來告訴我們，不幸、殘缺和死亡在何種程度上是有意義的？是因為它們的自我完成還是因為它們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對精神慰藉的籲求？真正有勇氣的作家不應轉離苦難去親近一種淺表的、樂觀的生活，而應回到內心，回到對苦難的承擔。

二

文學至少要讓人類明白兩個事實：一是發現人類的缺陷和不完美（它其實更多的是哲學家在做這件事），二是這種缺陷和不完美所帶來的苦難是人類所無法承受的。

在這個事實面前，大部分作家都退後了，他們情願被腐朽的經驗蛀空也不願回到受難的立場上來，因為這需要苦熬和受難的勇氣。只有像約伯（見《舊約·約伯記》）那樣的人物，在深淵中呼告，在爐灰中讚美，不斷前行的人，最終才成能成為真正的受難英雄。

（約伯向神傾述）

從這個角度上說，我覺得，當代作家面臨的困難不是知識的困難、智慧的困難，也不是才華上的困難，而是心靈的困難，即一個作家不知該如何定位自己的心靈，不知如何在寫作中使心靈變得有質量。

基於這種曖昧的立場，寫作者似乎並不關心自己的寫作是否與時代的中心問題發生關係，他們把小說演變成對日常生活秘密的窺視，或某種語言修習；把理論變成一些乾枯的辭彙，或規則的推演。我還在一些作家的作品讀到這樣的生存感嘆：上班太遠的煩惱，人民幣貶值的恐懼，豆腐餿掉了的悶氣，鄉下親戚來找的尷尬等。這些在小問題上斤斤計較的作家，他們的心靈是非常可疑的。

我把這樣的寫作稱之為是人格的虛化。

人格的虛化在中國是有傳統的，要麼是被自然崇拜虛化，要麼是被君王崇拜虛化，所以在中國的道、禪思想里，虛無便為人生的最高境界。現在看來，這種人格的虛化使中國文學一直在兩種困境里打轉：一是在虛無中逍遙，文風縹緲；二是充滿過於實在的物質主義氣息（如過度津津樂道於一個人的穿著打扮或一桌酒菜的色香味等），真正超越的精神現實一直無法出現。這點在古典文學中相當明顯。屈原關於「天」的追問所表現出來的勇氣與精神超越性，後來幾乎中斷了，如果沒有《紅樓夢》作總結，中國古典文學史是很難寫的。

中國作家的寫作所抵達的價值層面，最高的也不過是君王、國家、民族、倫理所代表的中間價值系統（屈原、李賀、曹雪芹除外），它離終極價值（天、道、神）還有很長的路途。杜甫是中間價值的熱愛者，而眾人所推崇的李白也更多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虛化的自我，他的狂放與超脫更多是對現存制度不滿之後的一種逃遁。

虛化的自我是一個人間神話，它並不提供有關終極實在的任何消息。

三

真實的、有勇氣的寫作起源於對人類此時此地的存在境遇的熱烈關懷，並堅持用自己的心靈說出對這個世界的感受和判詞。中國是一個擁有巨大的痛苦消解機制的國度，任何痛苦的、沉重的經驗一進入到這個機制里，就會迅速地被消解，輕化，從而進到空無的境界里。這種消解機制所帶來的麻木性，使得作家與現實之間的關係常常是輕鬆的、閑適的、遊戲的，缺乏緊張的衝突。

這種將痛苦消解、輕化或者遺忘的姿態，使得作家一進到寫作中，就採取人格虛化的辦法，迴避心靈與現實的正面相遇，從而把心靈的壓力減輕到最低限度。作家的勇氣在這裡蕩然無存。

因此，如何拒絕逍遙，克服虛無主義，是體現寫作勇氣的兩個主要方面。

五四時期因著西方文化傳統的衝擊，誕生了一批堅強的精神勇士，他們對苦難的關懷（如郁達夫）和對存在閉抑性的覺察（如魯迅），表明他們不再是一個東方的逍遙主義者，而是以徹底的存在主義者的面影出現。在那個黑暗的年代，魯迅等人用自己的心靈堅持了與存在的衝突，並在這種衝突中證明了自己的良知與勇氣。

因著勇氣，魯迅在外面的險惡與內心的苦楚中，說出了一代人的呻吟、憤怒與希望；可是，現在的一大批作家，在頹廢的經驗與生存的殘酷性面前，在慾望的席捲下，他們的作品不再體現勇氣與良知，而是充滿了精神軟弱帶來的屈服性，使當代人的精神被奴役在荒誕的現實和虛無的精神之中。作家不再是現實的抗爭者，而是成了被現實奴役的人。他們會在毫無意義的日常生活場景面前忍氣吞聲。

這種被奴役的原因在於，作家對現在的境遇失去了憤怒（這恰好是魯迅最為可貴的品格）。如同一個作家對過去失去了記憶，對未來失去了想像，會將存在帶進暗昧之中一樣，作家對現在若失去了憤怒，則會將存在帶進軟弱之中。憤怒，就是對現在的存在境遇表示不滿，是一種拒絕與現實和解的姿態。在憤怒中，我們將看到現實的局限、苦難以及它所包含的內在危險性，由此，心靈就渴望向終極攀援，渴望存在的幸福出現來平息這種怒氣，這也是卡夫卡一貫表達的立場。

當下，有一批作家與生活中的日常性和物質主義思想建立起了親密、曖昧的關係，以致在作品中取消了批判性和理想品格，我想，由此而派生出來的文學必定是軟弱的文學，沒有勇氣的文學，存在在他們的作品中完全趨於沉默的文學。時間將拋棄這些軟弱的文學。

在我們這個生存如此嚴峻的時代，我們不需要軟弱的、被奴役的文學，我們需要的是與面前的不幸抗爭的勇氣和受難精神。勇氣也就是心靈的不屈服，心靈能堅持一種高尚的品質。

誰能夠在不幸中站在高尚的一邊，誰就是有勇氣者。余華談到長篇小說的寫作時說，作家在現實面前可以謊話連篇，滿不在乎，可以自私、無聊和沾沾自喜；可是在寫作中，作家則必須是真誠的，嚴肅的，滿懷同情與憐憫之心的，必須具備高尚的品質。余華的意思不是鼓勵作家變得虛假和做作，而是要求作家對待寫作要比對待生活多十倍的真誠，使寫作儘可能多地傳達出自我高貴和尊嚴的一面。進入作品中的永遠只能是高貴的心靈，而不是其他，只有這樣，作家所描繪的精神現實才能從他庸常的生活有效地分離出來。

對於那些沒有心靈質量的寫作，福克納曾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詞中形容道：「他所描繪的不是愛情而是肉慾，他所記述的失敗里不會有人失去任何有價值的東西，他所描繪的勝利中也沒有希望，更沒有同情和憐憫。他的悲哀，缺乏普遍的基礎，留不下絲毫痕迹。他所描述的不是人類的心靈，而是人類的內分泌物。」福克納說得對，就現在我們的寫作情形而言，「內分泌物」的成分確實太多了，高尚的東西顯得太少。而且，這種「內分泌物」，如果沒有勇氣，作家要離開避開它，也是相當艱難的，一不小心，甚至還有被它淹沒的危險。

因此，我們要常常提醒自己，寫作不是用智慧來證明一些生活的經驗和遭遇，而是用作家內心的勇氣去證明存在的不幸、殘缺和死亡的意義，以及人裡面還可能有的良知和希望。

— END —

編輯︱詩人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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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小說十論》

謝有順著

山東文藝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