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打造一個具有包容性的公共空間？

作者法爾漢·沙曼納尼（Farhan Samanani）是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研究生。

不同的人對基爾伯恩區（Kilburn）有著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覺得這裡是全倫敦最富有生機和活力的地方之一，有的人則認為這裡是全倫敦社區環境最差的地方之一。

基爾伯恩區坐落在倫敦西北部。一百多年來，它一直是多種文化交流匯聚的「大熔爐」。十九世紀晚期和二十世紀早期，愛爾蘭移民和猶太移民率先遷居於此。在這之後，來自加勒比海地區、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以及東歐國家的移民相繼湧入。

如今順著基爾伯恩公路（Kilburn High Road）一路走下去，你很有可能會聽到伊瑪目（清真寺內率領穆斯林做禮拜的人——譯者注）的喊聲和福音派教會牧師的佈道聲。除此之外，其他各種聲音也是不絕於耳：雷鬼音樂節奏感極強的音樂聲，人們匆匆步入快餐店、著急見朋友或者在街角商店取家居用品時帶有各種口音的交談聲...這些聲音讓你彷彿置身世界各地，時刻感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和洗禮。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間，我在基爾伯恩居住了十六個月。作為一名社會人類學家，我主要研究人們如何在文化種族複雜多樣的地區建立社區團體。我拜訪了很多住宅、社區中心和咖啡店，與遇到的人交談，為的就是詳細了解一下基爾伯恩街頭的複雜生活。作家扎迪·史密斯（Zadie Smith）在基爾伯恩長大，因此我把她的小說當成是了解這裡的「指南」。在她筆下，基爾伯恩並不是一個和諧的整體，而是分裂成許多雜亂且不受控制的「小世界」。她在 2012 年出版的小說《西北》（NW）里寫道：

「從抵擋邋遢的購物街到高級公寓再到『一個英國人的家就是他自己的城堡』（an Englishman』s home is his castle，英國諺語，指人們有權在家中自行其是，其他人無權干涉——譯者注）。敞篷的，摺疊軟頂的，飛馳而過的，大聲放著嘻哈音樂的。看著鈔票堆起來。喂喂！探照燈，防盜門，隔離牆，隔離帶，都鐸式的，現代式的，戰後的，戰前的，石頭鳳梨，石頭獅子，石頭老鷹。面朝東方，夢著攝政公園（Regent』s Park），夢著聖約翰森林（St John』s Wood，位於倫敦西北的一個行政區，靠近攝政公園西北部——譯者注）。阿拉伯人，以色列人，俄羅斯人，美國人…餐點免費，英語是他們的第二語言。這裡是學校，他們刺死了校長。這裡是英國蘭的伊斯蘭中心，就在女王紋章酒吧（Queen』s Arms）對面。你要一碗水端平，裁判！」

當基爾伯恩居民在公共空間碰面時，他們經常發生衝突。當地居民的需求、想法以及生活方式差異很大，所以衝突頻發便不是什麼令人驚訝的事情。畢竟因為公共空間而產生矛盾一直以來就是都市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各大城市的公共空間面積急劇下降。與此同時，人們因為爭奪公共空間而產生摩擦的數量也隨之大幅度減少。英國正在關閉大量圖書館；曾經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比如一些東歐國家——譯者注）有不少雄偉的廣場和歷史悠久的林蔭大道，而私有資本正在一步步將它們收入囊中；印度則早就形成將公園和道路出售給開發商的傳統。

二戰後，大量人口開始向城郊遷徙，這拉開了美國公共空間慘遭侵蝕壓縮的大幕。最近一段時間，年輕人和富裕群體再一次將目光投向市中心，然而這並沒有阻擋城市公共空間面積不斷萎縮的腳步。

圖片來自 Kilburn Park

為了能將公共用地拍賣出售，政府找了很多理由。他們宣傳說如今的人們過著越來越私人化的生活，大家對公共資源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建築師和城市規劃專家則大力宣傳公共空間的價值，想要將這些土地保留下來。他們引用了一份研究，稱公共空間能促進城市發展和創新，有利於提升人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數。另外公共空間給了人們結識陌生人的機會，使得城市居民能夠了解多種多樣的文化和人群。

1961 年，堪稱先驅的城市規劃專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寫道：「從本質上來看，大都市給我們提供了見識多樣性的機會。一般來說，你只有周遊四方才能有這種體驗。換句話說，大都市讓人們有機會領略陌生和新奇的東西。」實際上，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看法就好像兩條並行的車道：有的人覺得它是城市生機的根源，有的人則覺得它是容易引發衝突的無意義空間，還容易成為政府的財政負擔。

部分活動人士認為解決方案就藏在規劃設計圖紙之中：我們要做的就是對城市進行改造重建，從而確保公共空間更具有包容性、吸引力和靈活性，能夠適應人們的各種需求。從紐約的高線公園（High Line）重修到西班牙畢爾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館（Guggenheim Museum）改造，很多城市復興項目的目的和動機都是為了賦予公共空間新的生命力。

這樣的改造重建或多或少能起一點作用，但在基爾伯恩的調研讓我對公共空間所存在問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需要翻新和改變的不是建築，而是我們的習慣。從內心深處來看，我們並沒有真正給予公共空間足夠的重視，也沒有真正認識到它的價值。我們習以為常的覺得公共空間就應該是屬於我們的，享有它是一種權利。換言之，我們沒有經過摩擦、交流和最重要的協商環節就享受了公共空間，因此有些太理所當然。

圖片來自Flickr

公共領域充滿了衝突對抗。在基爾伯恩地方政府擁有的地產上，居民們對一群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聽音樂的年輕男子白眼相待。每個群體的人都想「徵用」公園：有人想組織燒烤活動，老年團體想要鍛煉身體，足球隊想要踢比賽，家庭或者一群朋友想要聚會…每個團體都想優先使用公園的空間，因此便可能爆發衝突。喧鬧的街頭滿是行人。他們密切觀察路上情況，既要避讓推著嬰兒車卻突然停下來和熟人打招呼的母親們，又要躲開推銷電池、鮮花和手提包的熱情過度的街邊攤販。當地人抱怨頻頻，稱公共空間的噪音限制使得當地的集會活動異常壓抑沉悶。可是也有人投訴不止，表示喧鬧的噪音讓自己無法忍受。

仔細觀察這些衝突摩擦，你發現隱藏背後的是不同思維模式之間的「拔河比賽」。人們不僅對公共空間的用途有著不一樣的看法，在公民享有的權利義務這個問題上也有分歧。從自由主義政治秩序的角度來看，「權利」似乎佔據了上風。從法國大革命到美國的《獨立宣言》，民主的發展史就是一個關於受政府保護的個體權利不斷擴張的故事。因此我們不再從社會等級制度的角度理解「公民」的含義，而是投向自由個體理論。在我們看來，自由的個體普遍享有一系列共享社會資源的權利。

城市規劃專家將這一理論適用到實踐當中，呼籲人們尊重「城市的權利」（right to the city）。這個名詞最早由法國哲學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1968年提出。自那以後，「城市的權利」這個理念便受到活動人士、思想家、聯合國家科文組織以及「佔領運動」（Occupy movement，國際性社會政治運動，主要針對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和缺乏真正民主等問題提出抗議——譯者注）的擁護。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大衛·哈維（David Harvey）在2012年出版的《反叛的城市》（Rebel Cities）一書中對這個理念進行了總結：

我們想要怎樣的城市？我們不能單獨討論這個問題，而是應該將其與其他問題聯合起來一同思考：我們想做什麼樣的人？我們想要建立怎樣的社會關係？我們想要如何與自然相處？我們想過什麼樣的日常生活？我們覺得什麼樣的技術才是合理恰當的？我們秉持什麼樣的審美觀？因此，城市的權利遠不止個體或者團體使用城市資源這麼簡單。這是一種讓我們根據內心的渴望來改變和重建城市的權利。

為了過上有意義的生活，我們每個人都要能夠使用城市的公共資源。這就包括供人鍛煉的公園，提供水源的管線，帶走污水的排水系統以及開拓視野的圖書館和博物館。不過，我們每個人對這些公共資源的需求又有所不同。老年人和殘疾人對公共交通有著特殊要求；獨自回家的女性尤其需要工作情況良好的路燈；活動人士需要場地來舉辦集會和抗議活動。為了協調這些差別很大且時常變化的需求，人們不止有權利使用公共資源，更有權利根據自己的需求對其進行改造。換句話說，對於認同「城市的權利」理念的思想家而言，理想的城市環境應該能經常性的根據市民需求而變化。

圖片來自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為了讓城市公共空間更具有包容性，人們進行了一系列努力。紐約中央公園建於十九世紀中期。對於紐約這樣一個擁擠而不平等的城市而言，中央公園存在意義就是為窮人和富人提供一樣的服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倫敦，女權主義城市規劃專家成立了「婦女設計服務組織」（Women』s Design Service），旨在免費為被地產投機商和「重建計劃」盯上的社區提供專業的規劃設計諮詢。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的維也納，市議會開始考慮老年人和有孩子家庭對公共空間的特殊需求。因此他們為確保家長能夠方便的推著嬰兒車前行而拓寬道路，增加街道照明設備數量，修建更便於特殊群體使用的十字路口和台階。幾乎世界上的每個城市都出現了一系列類似的行為。無論行動規模大小，它們都引起人們對權利的關注。從垃圾桶到可供行人步行的街道，從增加本地零售商數量到確保綠地數量不減，人們對努力影響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是，細心謹慎的規劃依舊無法解決城市生活的部分困境。在基爾伯恩，年輕人佔領公共空間後經常擠走其他人。無論公共空間面積、投資和規劃目的如何，部分我採訪過的基爾伯恩居民始終認為某些廣場和公園是危險且令人墮落的場所。嘻哈音樂震耳欲聾，淫蕩叫聲不絕於耳，大喊大叫隨處可見，年輕人目不轉睛的頂著路過的行人，路邊堆砌成山的廢舊酒瓶，帶著兜帽的人晃來晃去…這一切都讓很多人想起公共空間歷史上那段血腥的黑幫暴力歷史。這樣的整體氛圍讓很多居民對公共空間留下了不好的印象：這種地方能躲開就盡量躲開。

圖片來自Erect Architecture

通常情況下，人們的想法是正確的：我和經常在公共空間閑逛的孩子們聊了很久，發現他們覺得獨佔公共空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這能讓他們覺得自己力量強大，很有控制力。他們的學業早已荒廢，而父母也不怎麼關心孩子的前途。警察更是對他們充滿歧視，在他們還是孩子的時候就把他們當作犯罪分子來對待。一方面令人沮喪的老師告訴他們未來一片黯淡，另一方面富有的外來者不斷湧入自己的街區。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對某些東西擁有控制權才會讓人覺得寬慰安心。

基爾伯恩格蘭傑公園（Grange Park）是另一個衝突頻發的地點。每年，數百人都聚集在這裡慶祝開齋節（Eid al Fitr）。開齋節是伊斯蘭教的重要節日，目的在於慶祝齋月（Ramadan）的結束。穿著 polo 衫和 T 恤的男人與其他穿著阿拉伯服裝的男人交談；女人則與鄰居和朋友走在一起；小孩子守在媽媽身邊，急切地想要一塊糖或者想讓媽媽同意自己去充氣城堡和滑梯上玩耍。公園為大量人群的集會提供了場地。通常而言，其他場館都很難在開齋節這天滿足穆斯林群體的集會需求。但是，其他人則對此頗有抱怨。他們認為大肆慶祝的穆斯林將其他人擠出公園，或多或少有點將公共公園「私有化」。人們有一種自己並不受歡迎的感覺。與此同時，伊斯蘭教信徒則小心謹慎的躲避著其他居民的狗。根據伊斯蘭教傳統，狗可能會影響到他們的「清潔狀態」，使他們不能順利完成期待前的「小凈」。看到穆斯林緊張的反應後，當地居民不禁產生懷疑，認為女人乃至所有非穆斯林最終都會被剝奪進入公園的權利。人們之中總是流傳著一個故事：多年之前，某人的朋友因為這樣或那樣的原因而被公園拒之門外。

如果從權利的角度分析，這樣的衝突便會將我們逼入絕境。衝突的雙方都能找到有利的說辭，證明使用公園對自己具有重要意義。雖然他們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最終呈現「互斥」狀態，但這些權利本質上卻是「平等」的。也就是說，任何一方都沒有義務因為另一方的需求而犧牲自己的利益。穆斯林有權在公共空間舉辦慶祝活動和進行祈禱，遛狗的人也有權在公共空間帶著愛犬散步。無論是公園、運動場還是其他類型場地，只要它是公共空間，我們就有權進入。

我們不能做出完全公平的評判，也不能說任何一方享有高於其他人的權利。如此一來，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爭奪經常演化成一場大吵大鬧的爭執。在爭執中佔據上風的一方「獲得勝利」，其他人則不得不悄然散去。年輕人將音樂開的震天響，不停打量著公園裡的過路者；警察將流浪漢從巴士站牌或者遮雨棚等「避難所」里趕出去。惱怒的本地居民聯合請願，抗議清真寺、教堂大鐘或者社區中心發出的吵鬧聲。其他感覺被排擠和拋棄的人則試圖找到自己的私人空間，於是他們搬去其他街區，想要在公園好好享受一杯咖啡。他們還試圖融入封閉的社交圈子和網路空間，為的就是找到歸屬感。簡而言之，如果我們將公共空間簡單理解成某種保證我們權利的東西，那它們最終就會變成私人空間的二流替代品。

位於倫敦市中心的海德公園是一塊向所有人開放的公共空間。平日里，無論什麼人都可以在這裡享受一份寧靜。圖片版權：Peter Dench/Getty

但是，我們還能從另一個角度看待城市公共空間——不是從權利的角度，而是從信任的角度。在 1958 年出版的《人類處境》（The Human Condition）一書里，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提出人們的矛盾無法避免。但是我們卻可以小心的利用這種矛盾，進而將其當作各方達成一致的工具。她在描寫古希臘城邦時說：「要做參與政治的城邦公民，那就要通過言語辯論和有理有據的演講來進行決策。人們絕不會用暴力解決問題。」她覺得任何一種政治問題都有很多種可能的解決方案。不過，最公平的解決之道需要照顧到最廣泛群體的利益和感受。為了做到這一點，人們必須在公共場合中與其他人接觸：他們要將自己的生活、恐懼和價值觀暴露給別人，更多參與到不同的事情之中。只有這樣，他們才能從別人的角度看待問題。阿倫特表示：「讓別人傾聽到自己的聲音具有重大意義，這意味著每個人都能從不同角度理解周圍人的感受。」如此一來，我們便能理解世界的多樣性，也能根據這種多樣性來調整自己的觀點和認知。

阿倫特提出的公共生活模型實現起來難度很大，因為它要求人們抑制自我滿足的慾望：在這個模型中，每個人都不再生來就享有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只有找到與其他人和睦共處的途經之後，使用公共空間的權利才會重新回到人們手中。這對人們至少提出了兩點要求：第一，我們要克服共同障礙去了解他人——也就是說我們需要解決語言障礙，學會利用肢體動作傳遞示好的信號；第二，堅信其他人也會付出同樣的努力來理解和包容我們的需求。隨著時間的發展，我們會發現相互包容其實具有可行性。如此一來，我們的信念便會越來越堅定。不過這種和睦相處模式的開啟過程就好像一場賭博，因為各方都要做出行動且充滿信任。我們要相信自己能夠學會理解他人，也要相信其他人會試著理解我們。

有些基爾伯恩的居民已經接受了阿倫特提出的理念。南希（化名）人生中大部分時間都住在基爾伯恩，父母分別來自愛爾蘭和英國。她有著白色的頭髮和銳利的藍色眼睛，是一個喜怒哀樂都掛在臉上的人。退休之後，南希就參加了幾個當地的社區組織。聽了鄰居對在開齋節時使用公園的抱怨之後，南希有了另一個想法。她覺得本地居民沒有受到他們所說的那種排擠。相反，他們在心中自己排擠自己。換言之，本地居民在和穆斯林產生真正衝突摩擦之前就已經產生了歧視和敵意。為了驗證自己的想法，她決定牽著自己捲毛比雄犬辛巴去公園參加開齋節慶典。她想知道穆斯林究竟會如何對待她。

幾天之後，我在南希家中採訪了她。她因為自己的成功而喜氣洋洋。慶祝節日的穆斯林盛情歡迎她加入慶典，對辛巴也是稱讚有加。南希則與穆斯林有好的交流，討論了他們多彩的衣服和時髦的頭巾。其實，南希對自己的經歷並不感到驚訝：她在基爾伯恩的生活經歷讓她明白一個道理——幾乎所有人和所有地方身上都有值得我們探索和挖掘的東西。對她而言，居住在基爾伯恩意味著包容。她說：「我們不逃避，而是主動接納包容一切。」

為了讓南希融入慶典活動，穆斯林們也收起了自己的偏見。他們沒有把她當成破壞自己「清潔狀態」的潛在威脅，而是信任南希能夠牽好自己的狗。在接觸過程中，他們發現南希是一個非常體貼周到且小心謹慎的人。南希也沒有帶著敵意進入公園，而是認為自己會受到歡迎。事實證明，穆斯林們的確對她招待有加。最初雙方可能對彼此使用公園的權利都有所排斥，但到了最後，大家都包容對方的存在。在這個過程中，每一方都理解對方的需求，能夠顧及到對方的感受。與此同時，他們也沒有放棄自己的利益和理念。

這樣的信任也能解決年輕人在公共空間做出令人感覺危險舉動的「問題」。我居住的高層建築外有一個團體，他們經常聚集在一塊通向大樓入口的場地里踢足球，居民經常把這些孩子當成違背社會公德的年輕一代，認為他們充滿威脅。的確，年輕人踢球時會把音樂開得很大，咒罵聲也是不絕於耳。居民都很擔心足球會飛過來砸到自己頭上。但是當我加入他們之後，我發現局面開始向另一個方向發展。年輕人依舊大聲說著髒話，但也會自我諷刺和做著鬼臉。很快，一切就變成充滿自嘲的幽默。雖然他們看起來是佔據了通向大門的公共空間，但只要有人走進場地，孩子們就會盡量採用短傳來進行配合，而不是採用可能踢到行人的大腳長傳。更有意思的是，他們還會為穿過場地的人讓出一條通道。從遠處來看，他們的足球比賽的確非常吵鬧，也讓過路的行人不得不加快步伐。不過對於那些相信孩子們的路過者而言，這群孩子還是比較懂事的。他們知道為別人讓路，能夠在使用公共空間時顧忌他人的需求。

公共資源自己不會魔法一般的孕育出和諧和包容。相反，它們創造了人們之間的相互依賴。我們對公共資源的使用頻率越高，生活就越複雜多彩。但是如果我們缺乏對其他人的信任，公共空間便無法發揮它本來的作用。如果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才能體現價值，那我們越是不信任他人，公共空間消失的就越快。最終，所有公共空間都會淪為維護主張最激進團體的「私人領地」，而其他人只能悄然退散。這樣一來，我們便失去了與他人交流的機會，也忽略了人們在爭執過程中依舊可以找到共同觀點的事實。

我們一直想要打造更加公平包容的城市。但是，我們基本上都是在爭取個人權利。如今我們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將所有人不同的需求整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更具有凝聚力的整體。理解相互信賴的好處，對彼此多一份信任，這種做法不會限制我們的自由。相反，它還能讓我們享有更多的自由。在這個過程里，我們學會如何與他人共處。

翻譯 糖醋冰紅茶

題圖來自Wikimedia Comm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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