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老紅軍是怎麼評價那個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洋欽差」李德的

2010年第46期《三聯生活周刊》刊登了一篇根據中共前最高領導人博古第三子秦鐵口述寫成的文章——《短暫的輝煌——我的父親博古》，文章中除了回憶博古在1931年至1933年那段「短暫的輝煌」，又順帶提到了一下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軍事顧問李德，很有意思。

文章是這樣寫的：對父親的一些歷史評價，很多是和李德聯繫在一起的。我覺得現在的歷史教科書在提到李德時，負面評價居多，甚至將其描述為一無是處的人，也是有失客觀的。

我小時候在延安時還見過李德抱著他的兒子，他是延安僅有的幾張外國面孔之一。李德與父親關係比較密切，他們倆可以不需要翻譯，直接用俄語交談。李德與張聞天、王稼祥會面時，也用俄語交談。他的英語很好，與周恩來交換意見時則直接用英語。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他在1918年應徵入伍，當一名普通列兵，第二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6年被逮捕。1928年，李德從柏林莫阿比監獄越獄，隨後秘密潛入蘇聯，參加蘇聯紅軍。因為作戰英勇，他被提拔為蘇聯紅軍騎兵師參謀長，後進入伏龍芝軍事學院，成為高材生。1932年，他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父親根據他的俄文名字，給他起了個「李德」的中文名。他當時歷經險阻到達中央蘇區，滿腔熱情，想大幹一場，李德對歐洲戰場比較熟悉，但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更對革命的困難估計不足，他讓中國紅軍與國民黨軍「堡壘對堡壘」、「突擊」硬拼，並不適合中國國情。

現在談到李德，只提到他遵義會議之前的事情，而再無其他。其實張國燾搞分裂的時候，李德也是反對的。當時紅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要四方面軍的幹部跟著他們南下，稱隨毛澤東、周恩來北上是逃跑。原本與李特私交不錯的李德，上前拉住其馬頭，不讓他走。身材高大的李德一把將李特拉下馬，兩人動起手來。李特當時指責毛澤東等人：「你們從江西一直逃跑，現在還要逃跑，你們犯了大罪。」李德怕李特難以控制情緒，擔心他鋌而走險，便從身後將他一把抱住。毛澤東說：放開他，讓他走。李德此舉得到了彭德懷的表揚：「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了。」

1939年8月27日早晨，李德在延安的窯洞還沒有起床，張聞天派通訊員叫醒他，遞給他一封信：「速來機場，你飛往莫斯科。」李德後來回憶： 「我急忙穿好衣服，匆匆向李麗蓮(註：李德在中國的第二任妻子)告別，向機場飛奔而去。」原來是周恩來去蘇聯治療臂傷，要他同去。來機場送行的有毛澤東、張聞天等許多人，還有鄧穎超和他們的養女孫維世。李德說：「這時李麗蓮也到機場來了，她希望同我一起去莫斯科。」洛甫說：「李麗蓮沒有到蘇聯的入境簽證。」一旁的周恩來答應到莫斯科後幫助李德爭取一下，李麗蓮最終也沒有去成蘇聯。

李德在華7年，曾為我黨我軍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這一點也是不容抹殺的。當年他獨自一人來參加中國革命，而且是唯一一位自願與中國工農紅軍一起並肩作戰走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的外國人。李德後來回到民主德國，寫了一本回憶錄，叫《中國紀事》，對他與中國領導人與中國革命的曲曲折折、恩恩怨怨，也都有提及。

應該說，秦鐵先生所描述的李德相對還是比較客觀的。不過，對這段歷史不是很了解的人，有些細節，是應該交待清楚的。

其實，李德是個出生在德國的奧地利人，雖然德國、奧地利同文同種，從十世紀到十九世紀都是同一個國家，但19世紀初後就分裂了（二戰期間，德奧有過短暫的合併），所以，李德的國籍其實是奧地利。李德1932年春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後，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與王明關係很好，一度被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派往中國東北收集日軍情報。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1933年9月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軍事顧問。

他在指揮紅軍作戰中推行「左」傾冒險主義的戰略戰術，反對游擊戰，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致失敗。

人們由此將他視為「草包」。

開國上將陳士榘晚年談論起李德，他的看法是：李德其實不是草包，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應徵加入奧匈帝國軍隊時僅僅14歲。『十月革命』後，加入蘇聯紅軍，從士兵做起，由於作戰勇敢，一直升到騎兵團、旅參謀長的職務。後來，又返回德國搞革命。之後又前往伏龍芝軍事學院深造。儘管指揮反圍剿時讓紅軍吃了大虧，長征初期他的指揮也很失敗，但他的課卻講得不錯，有許多新的知識性很強的軍事術語。他用一個德國人的視角讓紅軍將領們領略了現代軍事技術的魅力。應該說，他還是有一套軍事理論的，做教官完全稱職，遺憾的是他沒有意識到好的軍事理論必須與當地軍事實踐結合起來才有生命力。

陳士榘還說，1933年10月，李德以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的名義，滿懷抱復和理想，通過種種險阻，幾經輾轉，踏上蘇區這片土地。但共產國際並沒有給李德『一錘定音』的權力，是王明、博古過於信任李德，毛澤東的游擊戰思想當時又被排斥，所以，陣地戰變成紅軍的主要戰鬥手段。這是李德沒有結合中國的國情而硬要套用歐洲革命的經驗，以至造成中國革命的重大損失。」

楊尚昆在晚年的回憶錄中披露了一段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彭德懷訓斥李德的細節：

廣昌戰鬥剛停，博古和李德決定由前方返回瑞金。行前，電話通知彭德懷和我，馬上去臨時指揮部。一見面，李德便問：你們是怎麼組織火力的？又是怎麼進行短促突擊的？這時，彭總按捺不住心中鬱積的怒氣。他先反問：我們沒有重炮，沒有足夠的彈藥，拿什麼來組織火力？敵機輪番轟炸，敵軍龜縮在碉堡里，怎麼也引不出來，我們多次突擊都不成功，一天犧牲上千同志，你了解嗎？他越說越激動，擔任口譯工作的伍修權只能把彭說話的要點譯出來。

彭總說：廣昌失守並非偶然。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沒有打過一次痛快仗。先是分兵作戰，消極防禦。我軍疲於奔命，東面堵，西面奪，但消滅不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指揮又過於集權，不給前方指揮員一點兒機斷權。每個連隊、每門迫擊炮甚至機關槍的位置，都在你們的作戰圖上規定，我們只能機械執行。你們是圖上作業的戰術家，怎能不瞎指揮！

彭總又說：廣昌戰鬥，集中兵力和敵人拼消耗，敵人的武器裝備有外來援助，紅軍只能靠繳獲。可是幾個月來，部隊一點繳獲也沒有，靠吃老本，打一天，少一天。這樣拼消耗，我們拼得起嗎？

剛正不阿的彭德懷同志，難以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有些急不擇言，但意見都是中肯的，坦率的。我試圖緩和一點氣氛，也不可能。他接著說：「一三軍團在贛閩奮戰七八年，才打出這塊根據地，容易嗎？可是在你們指揮下，喪師失地，損兵折將。三軍團這次要是聽了你們的話，用多兵堆集守廣昌，那就全完了！」他非常動情地說：「你們至今還不認賬，真是『崽賣爺田心不痛』！」也許是伍修權覺得這句話過於尖銳了，沒有全部翻譯過去。彭總看到李德沒有強烈的反應，就意識到了，要我重新翻譯。我如實地翻譯了一遍。「封建，封建！」李德咆哮起來，「你是報復，因為你對撤銷你軍委副主席不滿意。」

「現在是研究怎樣才能戰勝敵人，」德懷同志鄙視李德說：「我根本沒有想那些事，你卑鄙……」

遵義會議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李德心中不服。他常常抱怨說：「我本來是作為你們的軍事顧問，提提意見而已，是你們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

可是，有後來出現的一個個勝利面前，使李德漸漸地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態度轉變。同時也對自己由於錯誤指揮所造成的紅軍慘重傷亡有了深深的自責，痛痛快快地承認了自己那一套不適用於中國的教條主義錯誤。

他坦蕩地說：「我終於明白了，中國同志比我更了解他們在本國進行革命戰爭的正確的戰略戰術，我沒有根據中國的地理形勢、中國特有的作戰傳統進行指揮。」

陳士榘在回憶中也談到，在紅軍大學的李德已經全沒有當年的狂妄，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存在，講課中他舉了好多紅軍作戰的成功例子，以這些戰例作為教學的參考。

陳士榘因此由衷地稱讚說：「一個曾經指揮紅軍千軍萬馬、實際權力一度比毛澤東、周恩來還高的共產國際軍事顧問，在被削掉了兵權、並受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後還能保持如此平和的心態，卻也是難能可貴。當時相當多的紅軍學員對李德都產生了新的看法，覺得他是一個可敬的德國布爾什維克。」

李德還在軍事課堂上對廣大學員豎起大拇指說：「我聽了毛澤東的講課。他很偉大，中國紅軍也很偉大！」

李德不僅在思想上佩服毛澤東，現實的鬥爭也使他站在了正確路線一邊。

秦鐵所提到的「李德捉李特」的故事，是很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

1935年9月10日，張國燾企圖武力阻止中央紅軍北上，迫使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縱隊連夜緊急轉移。紅軍大學教育長、原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帶著紅四方面軍政委陳昌浩的一隊騎馬趕來，大聲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原四方面軍的同志都隨張國燾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

這個李特脾氣暴躁，動輒就罵人，還時不時揮舞一把大左輪手槍。李德在蘇聯學習時和他相識，私交不錯，平時兩個見面了都用俄語交談。李德看李特這麼囂張，上前直接就把將李特拽下馬，不許他胡說，要拉他去見毛澤東。李德已經認準了毛澤東就是中共「獨一無二和無可爭議的領袖」，堅決擁護毛的北上方針。李特心虛，連說「不去，不去見毛澤東」。

就在兩人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毛澤東來了。

毛澤東走到李德和李特跟前，大聲地說：「怎麼？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家人不認自家人了？紅一方面軍也好，紅四方面軍也好，都姓紅嘛！一家人為什麼要打架呢？大家省點力氣去打敵人吧！」

毛澤東的一席話，大家立刻安靜了。

毛澤東又說：「現在不願意北上也可以，以後我們還會在一起的嘛。捆綁不成夫妻，誰願意走，就放他走吧。」這樣，李特帶了一些願意南下的人走了，李德則隨毛澤東和中央縱隊繼續北上。

李德斗李特的事傳開，紅軍指戰員都對李德的態度有了明顯轉變，紛紛向他豎起大拇指。

在延安，李德和延安魯藝音樂系助教李麗蓮結成了良緣。

這個李麗蓮曾在上海「天一」影業公司當演員，在《社會之花》、《夢裡乾坤》等影片中扮演過角色，身材頎長，俏麗動人。

兩人經常一起跳舞、散步和買菜，形影不離。他們相約在中國生活一輩子。

然而，1939年秋天，周恩來不慎從馬上摔了下來，胳膊骨折，造成重傷。限於延安的醫療條件，中央決定讓周恩來去蘇聯療傷。而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要求李德回蘇聯述職，於是，李德也被批准同機前往。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長達7年的中國之行，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李德到蘇聯後受到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的審查。

1939年12月，負責組織審查的是共產國際監委會主席佛羅林，德國人。審查依據材料是中共中央陸續送達的文件報告、情況彙報和李德在中國寫的檢討，並召集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以及正在莫斯科的對情況比較了解的周恩來、任弼時、毛澤民、劉亞樓等同志參加會議。

李德首先作檢查，，臉發白，身子冒虛汗，承認自己給中國革命造成巨大損失。

佛羅林問李德為什麼這麼緊張。李德回答：「到中國當顧問，又不是我要去的，搞成那樣更不是我有意的。造成那麼大損失，怎麼能都讓我負責呢？他們中國的事，我本來就弄不懂，一開始我就說過，以後也一直說，我只是顧問，對於我的建議，你們可以聽，也可以不聽嘛！你們自己的事情，怎麼能全推給我呢？搞壞了事就都罵我，我簡直成了內奸反革命了……」

共產國際監委會最後對李德做出的處理決定是：

錯誤，免予處分。其理由是：李德的錯誤在於不了解中國的情況，出了一些錯誤的主意。李德無權對中國黨的事務作出決定。中國共產黨是一個獨立的黨，對於李德的意見可以採納，也可以不採納。李德的錯誤意見被採納，這個責任應由中共中央負責。

但從此以後，共產國際沒有再重用李德。他被分配到蘇聯外文出版社工作，恢復原來的名字——奧托?布勞恩，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翻譯了馬、恩、列、斯著作和《茹爾賓的一家》、《遠離莫斯科的地方》等文學名著，成為一名出色的翻譯家，受到蘇聯及德國人民的好評。1949年後李德回東德定居，繼續從事編譯和文學創作，併當選為東德作家協會第一書記。

1964年5月，中蘇論戰期間，李德在東德《新德意志報》上向中共發難，並在《地平線》周刊上陸續刊載長篇回憶文章《從上海到延安》，1973年結集出版為《中國紀事（1932～1939）》。

一年後，《新德意志報》登載了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發布的一則訃告：「奧托?布勞恩同志於1974年8月15日逝世，終年74歲。」

李德的夫人在建國後任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和對外聯絡部部長。1965年4月病逝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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