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彈是我的恩人：美軍戰俘四十三年後重回日本，心中百感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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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 ）是列斯特·坦尼博士花費50年時間查閱大量檔案，向親友和戰友徵集資料，結合自己冒著生命危險在戰俘營中偷偷寫下的日記寫成的有關巴丹死亡行軍的珍貴回憶錄。巴丹死亡行軍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中確認的、與南京大屠殺並列的日軍戰爭暴行。

《活著回家：巴丹死亡行軍親歷記》（作者 ：（美國）列斯特·坦尼 譯者：范國平），重慶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接上一篇《美國人也以成敗論英雄：看不到任何歡迎美軍戰俘歸來的標語或橫幅》，上一篇主要講述了坦尼終於回到了自己的家裡，但他卻十分的沮喪。戰友們大部分喪生異國，家園已物是人非，而未來也前途未卜。但儘管如此，在接受到家人的祝福與歡迎時，坦尼依然百感交集。本篇講述坦尼接受曾經接待過的日本留學生邀請，前往日本參加婚禮。

自從我回到美國後，數十年間，少說也有幾百個人問過我同一個問題：我是怎麼活著回來的。我猜他們真正想知道的是，是不是我們這些活著回來的戰俘，身體要比別人好一些，生活態度要比別人積極一些，生活方式是不是有些特別。我們能活下來的最重要的因素或許是運氣——總是在正確的時間位於正確的地點，沒有出現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我的運氣一向不壞，壞的時候也能化險為夷。不管運氣有多好，我都努力做好自己。我有積極的生活態度，我仍然懷抱夢想，我總是給自己樹立目標，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我才能活下來。

歸國戰俘車隊

人們也經常問我，我現在怎樣看待日本。現在已經快到2017年，離我作為戰俘的那段屈辱歲月，已經70多年了。我痛恨那些毆打我的日本人，我要控訴巴丹死亡行軍途中的那些劊子手。他們全都是沒有人性的野蠻人！我對他們的恨不是空穴來風，我有充分的理由。我那時沒有，現在也沒有痛恨整個日本民族。

1988年，我有機會重訪日本，對於我這樣的背景的人來說，這是一次特別的體驗。1968年，當時我和妻子住在聖地亞哥，接待了一個日本留學生，他叫田坂。我們同意他周末住我們家。他一住，就是95天。這個外向的男孩，成了我們全家的親密朋友、「准家庭成員」。第一次見面的時候，我用日語跟他打招呼。他微笑著，問我從哪學的。我告訴他，二戰期間我在日本戰俘營里待了差不多4年時間。他的臉變得灰白。不過他很快調整過來，微笑著對我的太太說道：「別跟他學日語，他說的是日本髒話，跟煤礦里那些沒教養的人學的。您能告訴我，今晚我睡哪？」

他回日本之後，我們一直保持聯繫，20年間我們經常通信。1988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田坂的越洋電話。他邀請我們去日本參加婚禮。我們立刻答應了。

歸國戰俘

歸國戰俘

於是，因為一件大喜事，我又來到了日本，這個日軍殺戮我的朋友，折磨我的地方，我作為奴工在暗無天日的礦井中度過了3年半的時間。慘痛的回憶和複雜的情緒像潮水一樣向我湧來。我的太太很擔心我會失態，因為不知道日本人將怎樣對待我。不過我們的疑慮很快打消了。新郎官親自到機場接機，見面的第一句話就是：「歡迎來到日本，我的美國爸爸媽媽。」

田坂打車把我們送到賓館，他早就為我們訂好了的。第二天一早，他帶著他的母親和新娘，來接我們去婚禮現場。婚禮上所有的人——他們一家、新娘的一家，都不說英語。他的母親大約4英尺6英寸高，她恭敬地向我們鞠躬，並送給我們一個裝滿禮物的大禮包。田坂幫她的母親翻譯：「謝謝你們對我兒子的熱情招待，並把他當作家裡人。」我也向她鞠躬，用日語說：「您這樣說真是太客氣了。」我真是高興壞了，我發覺我可以不帶任何恨意和日本人交流，也沒有任何想報復的慾望。

神道教的結婚典禮晚些時候舉行，我們夫妻是唯一被邀請的白種人。我們感到非常榮幸，因為只有至親才可以參加這個儀式。合影留念之後，我們又被帶到賓館的舞廳，參加宴會。大約有85位客人在場，差不多70位男士，只有我們倆不是亞洲人。宴會進行過程中，田坂請我致辭。我

猶豫了片刻，覺得在這種場合用從看守和礦工那學來的日語發言，不是很禮貌。不過我還是用日語說的。我知道，我的日語很不完美，但是在場的嘉賓們能夠感受到我的態度。我說，是時候忘記過去，關注將來了，我們可以開始新的一天。我最後用日語說道：「你們是我的朋友，我很高興，這非常好。」所有的來賓都站起來鼓掌。掌聲經久不息，我聽到很多人在說：「講得太好了。」這讓我意識到，我和日本人都能視彼此為朋友，儘管我們在二戰當中有過不愉快的經歷。

日本神道教結婚典禮

晚間，新郎新娘邀請我們以及他們的青年朋友去夜總會玩。我們先去了一家夜總會，喝酒、跳舞、唱卡拉OK，大約兩個小時後，我們又換了一家。青年們聽說了我在二戰當中的經歷，都想讓我說點什麼。在此之前，我很開心，我跟他們講起了很多田坂在美國的故事。我給他們講了幫田坂理髮的趣聞。田坂說他現在簡直不敢想像，他當時會允許一個在日本戰俘營里待過的美國戰俘，揪著他的長頭髮，把鋒利的剪刀架在他的脖子上。青年們聽完後，哈哈大笑，全都站起來鼓掌，一個勁地說：「太有意思了！」次日，新婚夫婦邀請我們參加他們的蜜月旅行。這讓我們感到非常意外，但是我和太太還是和他們一起去了。我們用了兩周時間開車漫遊日本，住傳統的日式酒店，我們感覺就像王室成員。每天晚上，我們都洗「鴛鴦浴」，夫婦們都有各自的浴間。我們先往身上打上肥皂，然後到浴盆里沖洗乾淨。在此之後，我們可以進入澡盆，全身浸泡在華氏107度的熱水中。大約15分鐘後，我們擦乾身體，穿上浴袍，回到卧房。田坂和新娘會來到我們房裡，給我們做日式按摩，他給我做，他太太給我太太做。

在我們穿越了整個日本之後，這次令人難忘的蜜月旅行結束了。其間我每天都要求支付房費、餐費和汽油費，田坂總是說：「以後再說吧。」在我們分手之前，我再一次試圖和他分擔費用。田坂拒絕了，他一分錢也不要。他說，這次旅行只不過是為了感謝我在美國對他的照顧。從某種程度上講，我的戰爭創傷和關於這些創傷的記憶真正地開始消失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經常被人問到的：我怎樣看待美國對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我只能說，戰爭的悲劇，不僅僅是士兵的喪生，往往還有很多無辜的平民成為受難者。儘管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想發動戰爭，但是他們的確生活在一種戰爭體制之下。原子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覺得，再在煤礦里工作一段時間，我就活不下去了。最重要的一點，美國和日本的研究者們都認同的一點，如果戰爭繼續下去，美日雙方至少還要有100萬人死於非命。原子彈終結了這場可能演化為持久戰的殘酷戰爭。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美國使用原子彈，對於當時世界上的絕大多數民眾來說，是一件好事。

過去的這麼些年，我對日本沒有什麼敵意，但是當我把自己的記錄整理起來，把思想的一個個殘片串聯起來，創作底稿時，感覺到仇恨又一次次向我襲來。我寫的越多，修復的記憶就越多，我不止一次淚流滿面地從夢中驚醒。我經常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雖然我沒有用多長時間就意識到，我並不是仇恨所有的日本人民，我仇恨的只是那些剝奪我的尊嚴和健康的人。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也得益於在作為戰俘時受到的歷練。生活態度積極，確立不同階段可實現的人生目標，覺得對於一件事情了解不夠，就努力地去了解它，這些都是我在戰俘生涯當中養成的習慣。作為一個經濟學家，在商界摸爬滾打了一輩子，我仍然期待新的一天，我仍然為明天制定了新的計劃。

1945年2月19日，當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解放菲律賓時，對媒體發表了以下評論：

巴丹半島和克雷吉多要塞守衛戰，締造了今天的成功。它們是盟軍外線防禦的堡壘。我確信，這場偉大的保衛戰將被載入史冊。巴丹半島和克雷吉多島的將士們長期的浴血奮戰，給盟軍爭取了寶貴的時間，得以加強太平洋的防務。如果他們沒有堅守那麼長的時間，澳大利亞一定會淪入日本手中，並導致可怕的連鎖反應。

我們今天的勝利同樣屬於那些曾經在巴丹半島和克雷吉多島拋頭顱、灑熱血的勇士。他們的英勇和犧牲，必須得到承認。他們拖住了日本人，其戰略意義在今天非常明顯。巴丹的守衛者們克服了可怕的障礙，歷史上沒有一支軍隊能夠比他們更好地完成了任務。巴丹保衛戰是一場偉大的勝利。

我舉雙手贊成上述觀點，並用它來驅逐長久以來使我絕望的魔鬼。我靠自己活到現在，我曾經投降，但我從來沒有背叛過我的祖國。

編輯：張玲瑜 軍官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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