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藏政策的調整與「麥克馬洪線」的前期策劃——以1911年威廉遜事件為中心

1911年，中國內地發生了辛亥革命，而在西南邊疆，躊躇滿志的英印政府調整侵略步驟，以其官員威廉遜之死事件為借口，直接入侵中國西藏阿波爾地區，開展勘察、測量活動，為1914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出籠做著精心的準備。

國內外學術界已有不少與此有關的研究成果，諸如楊公素、伍昆明、周偉洲、呂昭義、呂一燃、王宏緯、蘭姆(Alastair Lamb)、梅赫拉(Parshotam Mehra)、多蘿西·伍德曼(Dorothy Woodman)、溫迪·帕雷斯(Wendy Palace)等都在自己的著作中程度不同地涉及這一問題。但上述學者對威廉遜之死與英國政策轉變之關係，以及英國在當地進行大量測繪活動與「麥克馬洪線」的前期策劃的聯繫，均涉及不多或者沒有深入論述。本文試圖利用漢、英文文獻資料，對此進行考察，以期有所深入，並請方家指正。

一、背景：1904年英國第二次侵藏後的對藏政策

(一)從「前進」到「不干涉」

1903年至1904年間，英國侵略軍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軍事武器殘忍屠殺使用大刀長矛的西藏人民，引發了世界輿論對印督寇松(Lord George Curzon)、入侵軍首領之一榮赫鵬(Francis Younghusband)等人的批評和責問，而這場入侵也引發了以寇松為首的英印政府和倫敦英國政府之間的激烈矛盾。「眾大臣認為榮赫鵬的行動損害了國家利益」。(11)寇松的「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因此也受到質疑。

1905年11月18日，寇松結束了他印度總督的任職，(12)明托(Lord Minto)接任總督。12月，保守黨在大選中一敗塗地。以坎貝爾·班納爾曼(Campbell Bannerman)為首的自由黨政府在12月4日上台執政，公開表示「英國對西藏不抱任何野心」。(13)格雷(Grey)擔任外交大臣，莫利(John Morley)則成為新一任印度事務大臣。(14)新當選的自由黨極力反對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而是對中國西藏採取了所謂「不干涉政策」(Non－interference Policy)，又稱為「精明無為」(Masterly Inactivity)政策。(15)但是，當清朝的川邊大臣趙爾豐等積極經營西藏南部事務時，英國的態度又有了新的變化。

(二)英國插手喜馬拉雅部族地區事務

英國對山地部族地區的滲透由來已久。在阿薩姆地區，英印政府承襲阿洪王朝向珞巴族等部落交納布沙(Posa)(17)地租的做法。當阿薩姆地區經濟出現迅猛發展勢頭時，實力雄厚的資本家開始要求其政府放棄「不干涉政策」，向北擴張。其中不少投機者業已前往珞巴族居住地區盜伐森林，但也遭到珞巴族的強烈反對。英國政府於1873年制定《孟加拉東部邊境章程》(The Bengal Eastern Frontier Regulation of 1873)，提出一條稱為「內線」(Inner Line)的邊界線，規定：所有英國臣民以及外國居民，在沒有通行證或許可證的情況下不得向北越過「內線」。而「外線」(Outer Line)則是指在「內線」以北幾英里的「山腳沿線」(the line of the foot of the hills)。對於「內線」和「外線」之間的中間地帶(即中國珞巴族居住區)，英國既不收稅，也不設立行政機構。印督明托和印度事務大臣莫利均不願在阿薩姆地區採取積極行動，也不願向北越過「外線」。(18)

1906年11月，西西鋸木廠貿易公司(Sissi Saw Mills and Trading Co. Ltd.)和麥克拉努迪鋸木廠(Meckla Nuddee Saw Mills)兩家阿薩姆木材公司向阿薩姆政府提出修改有關內線的內線章程(Inner Line Regulations)，希望越過內線去砍伐木材。(19)由於珞巴族人對木材公司徵收「森林使用費」，而隨著木材公司砍伐森林數量的增多，費用自然也相應增加。(20)這些公司為了免交「森林使用費」，便提出將「內線」擴大至「外線」。1907年，蘭斯洛特·海爾(Lancelort Hare)擔任阿薩姆副省督，同年9月他向印督明托提出幾條建議：(1)不準山地邊緣部落在內外線之間地區徵收「森林使用費」，否則訴諸武力；(2)允許阿薩姆助理政務官威廉遜(N. Williamson)帶領150名巡警到內外線之間地區向阿波爾人(Abors)(21)徵收人頭稅和戶籍稅，並在阿波爾人居住村落巡遊；(3)取消英國向部落交布沙的辦法，改由威廉遜購置禮物贈給表現良好的部族頭人；(4)將山地部族向南遷移，使之「文明化」。(22)

不僅停止交納「森林使用費」和布沙，反而要徵收人頭稅和戶籍稅，顯現出英國對內外線之間的珞巴族的強取豪奪。印督明托贊同徵收人頭稅，但印度事務大臣莫利擔心該計劃違反1907年的英俄協議，沒有批准該計劃，只同意停付「森林使用費」。(23)

二、威廉遜之死：從「不干涉」到「前進」

(一)諾埃爾·威廉遜之死

英國兼并阿薩姆地區之後，英印政府軍政官員、歐洲探險家及傳教士等多次竄入僜人(24)地區及察隅(25)邊境地區活動。後來，英印政府新設薩地亞(Sadiya)政治助理官員以協助處理邊境事務，其第一任政治助理官尼達姆(J. F. Needham)繼續越過內線，經僜人居住區到緬甸北部活動。

1905年，年輕而野心勃勃的諾埃爾·威廉遜接替退休的尼達姆，擔任助理政治官，他堅決反對英印政府執行的不干涉政策，希望通過深入探索山地部族地區而改變局面。(26)1907年12月至1908年1月，威廉遜溯洛希特河(Lohit River)而上，到距離我國西藏察隅35公里的地方進行考察，執行所謂蘭斯洛特計劃，返回後提交報告建議：英國向米什米方向擴張，在當地建立警崗，將該地區納入英國統轄範圍之內；發展薩地亞與米什米人的貿易，開通向西藏東北的商路。(27)

1908年3月，威廉遜再次越過「外線」，進入珞巴族居住區，抵達帕西加特(Pasighat)，後又向西南行至列杜姆(Ledum)，再至西永河(Singyong River)對岸的迪季木爾(Dijmur)。此次探險歷時一年，1909年2月他因患急性肺炎而返回印度。1909年3月，威廉遜再次來到珞巴族居住的卡邦村(Kebang)。1909年末至1910年初，他穿越米什米人居住區行至察隅；1910年1月，再度來到察隅河谷，抵達瓦弄。

英人在中國邊界頻繁的活動引起了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28)的注意，他令管帶程鳳翔(29)進佔桑昂曲宗，(30)一方面配合北路川軍入藏，另一方面設法阻止英國蠶食中國領土。1909年11月29日程鳳翔接到命令後，自札宜出發，1910年元旦進入桑昂曲宗，2月11日抵達桑昂。得知英人在察隅活動，趙爾豐即命程鳳翔派兵南下察隅。程風翔抵達察隅後，雷厲風行地推行改革，採取了充實邊防、設置界碑等措施，以鞏固邊防。(31)

得知趙爾豐屬部在察隅的經營措施，蘭斯洛特·海爾立刻報告印督明托，並建議英國政府，最好的辦法是宣布所有米什米人為英國臣民，並逆洛希特河而上，直至佔領瓦弄(Walong)的領土。(32)接受這種觀點的印督明托在1910年10月建議印度事務部：解決阿薩姆問題的最佳辦法是通過「越過外線」向西藏方向推進，從而「獲得緩衝區」。(33)但不久他退休，而由參與過制定1907年英俄協議的哈定(Lord Hardinge)繼任印督，越線計劃被擱置。(34)

威廉遜卻不顧上級的反對，「在沒有獲得任何正式批文的情況下，無所畏懼，一意孤行」。(35)威廉遜的僕人卡多基(Katoki)就在寫信給妻子的信中說道：「已經抵達帕吉哈特(Pangighat)。這裡的卡邦(Kebang)阿波爾人不允許我們繼續前進。威廉遜先生堅持要進入村莊。我想我們可能再也回不來了。」(36)

在1911年1月初，威廉遜和格雷戈森醫生(Dr. Gregorson)一行出發。(37)他們沿著洛希特河走，目的是「儘可能準確地查證中國人究竟在日馬附近做了些什麼」。(38)2月4日，他們抵達曼尼克萊(Menilkrai)，在此附近，威廉遜發現了趙爾豐派人所立界碑。3月22日，他們抵達卡邦村，越過底杭河(Dihang，又譯作底項、迪杭、迪漢、德亨河等)，(39)來到阿波爾人居住地西辛(Sissin)，在此一些腳夫生病了。威廉遜當即決定由一位米里人(Miri)帶著他寫給英國駐帕西加特(Pasighat)官員的信，將其中三位病情嚴重的尼泊爾腳夫送到帕西加特，而格雷戈森醫生和其他病人留在西辛，他本人則繼續前往空辛村(Komsing)。然而就在此時，威廉遜一行被當地阿波爾人所殺。(40)

對於威廉遜一行被殺的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認為是米里人錯誤地向阿波爾人解釋威廉遜所寫信件，從而引發阿波爾人的憤怒；(41)另一種說法則是威廉遜因口糧和酒被偷而與阿波爾人產生紛爭，最終被殺。(42)無論是何種理由，隱藏在背後的實質，則是長期以來積壓在阿波爾人心頭的怒火和仇恨：英國人不僅偷盜伐木，甚至取消布沙、停付「森林使用費」，還逼迫他們交納各種苛捐雜稅(人頭稅和戶籍稅)。威廉遜被殺事件看似頗具偶然性，實則具有一定必然性。威廉遜之死是中國珞巴族分支阿波爾人對英國長期侵略壓迫的強烈反抗，表現了他們不畏強權、勇於鬥爭的精神。

(二)英國的回應

在英國人眼中，富有悲劇性的威廉遜之死，(43)正成為英國從「不干涉」到「前進」政策轉變的最佳借口。(44)英印總督哈定立刻改變政策，同意明托先前的主張，在1911年6月29日致電英國印度事務大臣，建議派遣一支遠征隊，以便「懲罰」殺死威廉遜等的中國西藏珞巴族人。同時，英國趁機組織幾支測繪隊，深入門隅、珞瑜和察隅地區測量，為將來侵佔中國領土做好前期準備。(45)倫敦的印度事務部很快批准了英印政府的這個建議，克魯勛爵(Lord Grewe)在1911年7月21日致電英印政府：「我贊成按你們建議的路線對阿波爾人採取懲罰。」(46)

英軍的「遠征軍」兵分三路：阿波爾遠征軍(Abor Expedition)、米什米使團(Mishmi Mission)和米里使團(Miri Mission)。

1.阿波爾遠征軍

阿波爾遠征軍的任務有五個：第一，懲罰阿波爾人。他們獲得命令，「阿波爾遠征軍應在1911年10月出發，抓拿殺害威廉遜的兇手，將其繩之以法；並要好好教訓這一地區的部族，讓他們永遠銘記此事」。(47)第二，儘可能多地拜訪底杭河和香河(Dihang－Siang)(48)兩岸的阿波爾村莊，讓這些部族百姓了解到他們此時處在英國的寬鬆政治控制下。(49)第三，證明雅魯藏布江和布拉馬普特拉河是同一條河，且與底杭河—香河相連。(50)第四，勸說或驅逐在已承認的「中藏」邊界南邊的中國人，令其撤到北邊。(51)第五，獲得劃定新邊界的信息。(52)在「中藏」邊界與不丹到米什米(Mishmi)地區(53)之間的邊界上儘快確立一條合理而具戰略性的邊界線，這應當是英印當局的主要目標。雖然和威廉遜事件沒有絲毫關係，此支遠征軍卻沿著迪邦河(Dibang River)與洛希特河(Lohit River)深入到米什米地區，並沿著蘇班西里(Subansiri)河深入到米里地區進行調查。(54)可見，醉翁之意不在酒。

阿波爾遠征軍由少將漢密爾頓·鮑威爾(Major－General Hamilton Bower)擔任總指揮，拉欽普專員本丁克(Bentinck)和警察部隊的鄧達斯(W. C. M. Dundas)擔任助理政治教官。阿波爾遠征軍共計1000多名士兵，(55)一路燒殺劫掠。珞巴族人民奮起反抗，用簡陋的大刀長矛和毒箭對付侵略者，但最終未能阻擋入侵的英軍。

這支英軍按原計劃在1912年1月開始測量和探查工作。他們沿著迪杭河谷北進，經潘吉、空辛、里烏(Riu)、葉克(Yeke)、西蒙(Simong)等村子，到達了距離「麥克馬洪線」30英里的辛金(Singing)附近。(56)

2.米什米使團

米什米使團的任務包括：第一，前往葉普河(Yepak River)，「為了以一種準確無誤的方式表明印度和西藏之間的邊界」，在中國樹立的界旗旁邊豎起一個堆石界標。(57)第二，儘力探索洛希特河谷以西地區，最終確定通向迪邦河上游的邊界。第三，打算修建一條從洛希特河到葉普河的小路。第四，要將現在英國領土上的中國官員「禮貌地」驅逐出去。(58)

米什米使團的行動由薩地亞助理政務官鄧達斯負責率領，又分為兩支分隊。一支分隊打算沿著洛希特河向管帶程鳳翔在葉普河附近插界旗的地方前進，另一支分隊，包括貝利(F. M. Bailey)在內，主要任務是探索洛希特與迪杭河至香河之間的迪邦河谷(the basins of Dibang)和西塞里河(Sisseri River)。(59)他們最後了解到，中國在迪杭河上游第一個藏人居住的阿連波(Alenpo)村駐有400名士兵。鄧達斯還派人探察了德賴河(Delei River)。德賴河是察隅河的支流，大約距離薩地亞90英里的流程。他們在此遇見了米什米頭人馬扎農(Mazanon)，向他們講述了「張大老爺」(Chang Ta Lao－yeh)(60)給當地人發放護照的經過。(61)米什米使團及時向英印政府彙報了這一情況，稱：「中國官員召集米什米人開會，宣布他們是中國臣民，要服從中國命令。還發給他們每人一張用趙爾豐名義頒發的、有漢藏兩種文字表明是中國臣民的身份文書。哈德卡斯特爾上尉(Captain Hardcastle)收集到15份這種護照文書。」(62)

3.米里使團

米里使團的任務是在蘇班西里河及其分支進行考察，由科爾伍德(G. C. Kerwood)帶領，目的是「同當地部族建立友好關係，調查探索該地區，以獲得印度與西藏－中國地區之間進行令人滿意劃界的信息」。(63)

科爾伍德帶領的米里分隊來到蘇班西里河附近，和阿波爾遠征隊一樣，在1911年至1912年間並沒有抵達中國西藏，儘管他們抵達了蘇班西里河卡姆拉支流(Kamla tributary)附近的塔里村(village of Tali)，而且看到了當地人同西藏人之間頗為活躍的貿易往來(藏鹽換取當地的皮革和大米)，但米里使團並沒能越過塔里村，因為當地村民對英人懷有極大的敵對情緒。他們認為，雖然塔里村充斥著西藏生產的貨物，如銅鈴、念珠、劍等，但西藏並沒有對該地發生直接的政治影響，藏人從未到達如此之南。(64)

據英印檔案記載，1912年7月11日夜，當科爾伍德一行在塔里村宿營之時，遭到了珞巴族人的偷襲，一些英軍被殺死。由此，直到11月，英軍仍然寸步難行。12月，當英軍企圖再次前進時，又遭遇惡劣天氣，不少士兵患病，無法前進，只能撤回印度。(65)

(三)阿波爾遠征產生的影響

英國政府和英印政府在1911年9月悍然發動了武裝侵略中國西藏東南地區的戰爭，這是自1903年至1904年英國第二次大規模武裝侵藏戰爭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66)此次戰爭由一次偶然事件引起，但卻成為英國對藏戰略轉變的一個重要契機。英印政府和倫敦英國政府之間罕見地達成了意見統一，抓住機會越過所謂「外線」，企圖製造一條「新外線」(下文將會詳細述及)，從而將英國的戰略邊界線繼續向北推移。因此，可以說，威廉遜事件引發的「阿波爾遠征」，象徵著英國對藏政策由「精明無為」(或曰「不干涉」)政策轉向「前進」政策。英印政府的「遠征」行動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謂的「懲罰」實際包含著更大的陰謀，那就是藉此遠征阿波爾人的機會進行地理測量、策劃領土擴張。

然而，阿波爾遠征不僅引起了中國政府的反對，也遭到英國議會不少議員的譴責。不少英國議員認為，此次遠征破壞了1858年法案第55條內容。為了避免尷尬，印度事務部在編寫《阿波爾藍皮書》(Abor Blue Book)的時候，「儘可能消除其國際因素」，盡量不告訴媒體有關阿波爾遠征事宜，甚至對米里使團和米什米使團的行動嚴格保密。(67)

三、威廉遜之死與「麥克馬洪線」的策劃

從英印政府和倫敦之間的往來公文不難發現，在威廉遜死後，英國打算充分利用這一「偶然事件」，一勞永逸地解決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之間的「邊界」問題，也即所謂的「新外線」，而這條「新外線」正是「麥克馬洪線」的前期策劃，或「麥克馬洪線」的前身。

(一)英印政策強硬：強化英國的影響，為劃定「麥克馬洪線」埋下伏筆

英印政府和英國政府向來分歧很多，但這次面對威廉遜一行被殺，倫敦對英印政府的強硬政策也表示完全支持。英國學者蘭姆對此有如下評價：

英印政府苦苦堅持針對中國在西藏地位問題的立場，拒絕放棄他們認為哪怕是最小的英國利益；然而，一旦談判地點從印度轉到北京，他們的觀點就被徹底忽略了。對於明托總督的顧問而言，英國在倫敦的外交部對印度邊界安全造成的威脅簡直不亞於俄國。英印政府絕不會忘記1905—1906年的教訓。當1910—1912年爆發西藏邊界危機時，新一輪的英中談判似乎即將開始，而此時的英印政府勇敢地控制著事態發展，令印度最重要的利益不至於再次遭受倫敦的英國外交部和英國駐北京公使館的蹂躪。如果英印政府沒有這麼做，那麼1914年的西姆拉條約必然會截然不同，而麥克馬洪線或許永遠都不可能被劃定。(68)

此處所言「勇敢地控制著事態發展」，指的正是在英印政府強硬的政策驅動下，阿波爾遠征軍打著為威廉遜之死復仇的旗號，「在阿波爾部族地區樹立我們的軍事權威……這是最為重要的一點，我們一定要利用這次遠征的機會在當地展開大量調查和測量，以便儘可能獲得制定中印邊界線的必要信息」。(69)

《喜馬拉雅三角》(Himalayan Triangle)一書作者也說：

幾乎無法避免的是，這些探險隊在當地的活動必然要求建立軍事崗哨，開闢路線，這就令這些邊疆官員不可避免地面對中國的挑戰。中國勢力緊逼的迫切感令阿薩姆行政長官十分擔心……阿波爾遠征軍和米里使團都沒有在這一地區發現中國人影響的絲毫蹤跡。只有在阿波爾地區最北邊發現了西藏影響的徵兆。(70)

可見，英國完全是利用此次為威廉遜復仇的機會，將勢力滲透擴展到中國珞巴族分支阿波爾人居住區；英軍調查中國西藏在這些地區統治的情況，目的正是為了將自己的力量滲透到這些地區。而英國遠征軍此行的確達到了目的，他們借口遠征復仇，實則竭力在當地確立英國的影響，從而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打下基礎。

(二)所謂的「老外線」與「新外線」

「外線」是指在「內線」以北幾英里的「山腳沿線」。儘管「內線」並不是邊界線，但英國人一般將其視為印度領土的有效邊界。(71)而英人視為真正的國際邊界(international boundary)，又稱為外線，在某些地區如德讓(Darrang)則容易被「內線」所混淆。(72)蘭姆認為，外線的劃定並非基於阿薩姆人和山地部族之間的民族劃分。許多山地部族長期或季節性地遷徙到外線以南生活。外線不過是遵循著山腳沿線的便利地理情況劃定，它就像「自山谷而起的一面牆」(like a wall from the valley)。(73)

20世紀初，貝爾針對阿薩姆部族地區提出了建議，認為：「當前，英國應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將其影響擴展到英印與中國之間的山地深處，並儘可能與各個部族締結條約。如，英國和不丹簽訂的條約就是一個模板。一旦將部族地區置於英國保護之下，英印政府至少擁有合法權力抵抗中國向該部族地區的滲透，而當前英國並沒有這樣的權力。即便簽訂了條約，這些部族地區的安全也還依賴於英國是否保持警惕。」(74)貝爾建議，這些山地部族居住區應至少分成兩個邊界區，每一地區派出一位英國軍官進行特殊監視，並直接隸屬於英國中央政府。

在貝爾此番建議下，1910年10月，印度總督明托向印度事務部提出解決阿薩姆問題最好的辦法是「通過向外線擴張而獲得一個緩衝區」，即劃定一條「新外線」(the New Outer Line)。他認為：

從楔形地帶東部的達旺地區之西藏領土部分，沿著英國邊界奧達古利(Odalguri)以北，在東北方向處於東經94度北緯29度處，由此向東南方向直至察隅河(Zayul Chu)，最東接近日馬地區；由此再穿越察隅河至察隅河—伊洛瓦底江分流處，之後沿著分流處直至伊洛瓦底江—薩爾翁江(我國怒江——譯者)的分界線。據悉，這一地區的部族是最獨立的，而其中一些部族已經置於我們(指英國——譯者)的影響之下。(75)

根據1914年非法的「麥克馬洪線」可知，以上的邊界劃分幾乎類似於「麥克馬洪線」，可以稱之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的前期策劃。蘭姆認為：「老內線(the Old Inner Line)仍然標誌著英國的行政邊界。老外線(the Old Outer Line)則繼續象徵著英國政治官員在此地遊歷的有效邊界。而最終，新的北部邊界(指新外線)則在中國絕不允許外來勢力落腳的地方劃定了一處無主之地。」(76)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所謂的老內線、老外線、新外線，不過是英印當局玩弄的文字遊戲，是為自己劃定的一種「靈活變通」的界限，也是為自己滲透、侵略別國領土尋找借口，和「麥克馬洪線」一樣，中國從未在任何時候承認過這些非法的邊界線。

(三)「新外線」約等於「麥克馬洪線」

亨利·麥克馬洪(Arthur Henty Mcmahon)對阿波爾遠征隊出發前的考察活動多次耳提面命。他曾告知鮑威爾：

要在印度和西藏之間劃定一條恰當的邊界；但是，在沒有向英印政府彙報的情況下，不得劃定任何邊界；除非西藏和中國的領土既定邊界與上述提到的邊界線基本相符合，而遵循如此顯著的地理特徵對於劃定一條令人滿意的、清晰明確的戰略性邊界至關重要。(77)

麥克馬洪爵士還補充道：

如果在考察過程中遇到中國官員或軍隊，應當儘力與之維持友好關係。然而，如果是在中藏既定邊界一邊的部族領地上遇到中國官員和軍隊，英方應請其撤離至中藏既定邊界內，如果有必要，則可以使用武力迫使其撤離。(78)

而哈定也一再提到：「我們認為這條線(即指新外線)必須是我們的主要目標，我們應將阿薩姆已有的『外線』大力向前推進。」(79)

多蘿西·伍德曼認為：「1911—1912年英國在阿薩姆喜馬拉雅地區的活動在不知不覺中擴展了印度帝國的邊界。」(80)蘭姆坦言：「新邊界(指新外線)與其說是英國主權在北部的盡頭，不如說它表明了中國主權在南部的極限。」(81)這僅表明一般英國學者對此問題的看法，我們無法苟同。根據英印借口威廉遜之死進行報復的阿波爾遠征軍和其他兩支「使團」的考察測量劃界的結果可知，「新外線」比起「麥克馬洪線」，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82)

根據英屬印度總參謀部1912年6月的「東北邊疆備忘錄」可知，其部分文本取自PEF1910/14，認為達旺是不丹和山地部族之間的「危險的楔形地區」，總參謀部建議將整個達旺地區，包括錯那，都劃歸到英屬印度轄區。(83)這遠比1914年「麥克馬洪線」提出的邊界線激進。

蘭姆認為：「麥克馬洪線是自榮赫鵬使團1904年離開之後開始醞釀發展的，並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04—1911年，中國統治了西藏，填補了自榮赫鵬離開拉薩後西藏的權力真空。第二階段，在1912年早期，中國革命(即辛亥革命)導致中國在拉薩統治的崩潰，又一次製造了權力真空。英印政府竭盡全力利用這個機會，在此過程中獲得了麥克馬洪線這條邊界線。」(84)蘭姆對當時中國中央政府管理西藏的評價並非事實，但是有關英印政府趁辛亥革命發生後西藏地方的亂局，炮製旨在劫掠中國領土的「麥克馬洪線」的分析，卻頗為中肯。

綜上所述，當1913—1914年英國執行「前進」政策，策動旨在分裂中國的「西姆拉會議」時，麥克馬洪與倫欽夏扎在秘密換文中拋出所謂的「麥克馬洪線」，它絕非一蹴而就，而是英印政府對我國珞瑜、察隅地區大量而充分的考察之後，經過英印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哈定、貝爾、麥克馬洪等人精心策劃、細密準備而提出的。英印政府竭力利用威廉遜之死為借口，採取強硬的「前進」政策，趁中國發生辛亥革命、中央政府無暇顧及之機，派軍深入中國山地部族地區，強行測量，設崗駐軍，令英印在該地的存在成為既成事實，且強行劃定一條非法的「新外線」，用具體的行動為非法的「麥克馬洪線」之出籠做好鋪墊。

注釋：

楊公素：《中國反對外國侵略干涉西藏地方鬥爭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

伍昆明主編：《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鷺江出版社2006年版。

周偉洲：《英國、俄國與西藏》，中國藏學出版社2000年版。

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年版。

呂一燃：《中國近代邊界史》(上下卷)，四川出版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王宏緯：《中印關係研究》，中國藏學出版社1998年版。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London: Hertingfordbury, Roxford Books, 1989.

Parshotam Mehra, The North-Eastern frontier: A Documentary Study of the Internecine Rivalry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1979-1980; 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 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1947, London: Macmillan, 1974.

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London: Barrie and Rockliff, the Cresset Press, 1969.

Wendy Palac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1922,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5.

(11)Peter Fleming, Bayonets to Lhasa, the First Full Account of the British Invasion of Tibet in 1904, London: Rupert Hart-Davis, 1961, pp. 278-279；［英］彼德·費萊明著，向紅茄、胡岩譯：《刺刀指向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68頁。

(12)寇松返回英國後，發現自己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1907年，他被選為牛津大學校長(Chancellor of Oxford)，1908年被選為愛爾蘭貴族代表(representative peer for Ireland)。直到1919至1924年，寇松返回政壇，出任英國政府外交大臣(Foreign Secretary)。1925年3月20日，寇松在倫敦去世，享年66歲。

(13)［英］A·藍姆著、民通譯：《中印邊境》，世界知識出版社1966年版，第127頁。

(14)Premen Addy, Tibet on the Imperial Chessboard, the Making of British Policy Towards Lhasa, 1899-1925, Delhi: Sangam Books, 1985, pp. 167-168.

(15)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pp. 56-67。有關英國的中亞政策，可參考朱新光：《英帝國對中亞外交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該書系統分析了「精明無為」政策、「前進」政策、「勢力均衡」政策和「干涉」政策。

(16)緬甸舊王朝。

(17)又作波薩、布薩等，指山地部落(如珞巴人)向平原地區收稅的權利。

(18)Frederic A. Greenhut II, The Tibetan Frontiers Question, from Curzon to the Colombo Conference: An Unresolved Factor in Indo-Sinic Relations, New Delhi: S. Chand & Company Ltd., 1982, p. 26. 所謂「內線」(Inner Line) 和「外線」(Outer Line),參見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Volume II: Hardinge, McMahon and the Simla Conferen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6, pp. 312-314。

(19)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India China and Tibet, 1904-1914, Volume II, p. 325.

(20)H.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Gauhati: Assam, 1981, p. 148.

(21)珞巴族的一個分支。門隅以東為珞瑜地區，英印一般不使用珞巴族這一總稱，而只提及珞巴族的分支，他們將從東向西居住在珞瑜地區的珞巴族稱為阿卡人(Akas)、達夫拉人(Daphlas)、阿波爾人(Abors)和米里人(Miffs，又作米日人、米瑞人)。Alastair Lamb, Tibet, China & India 1914-1950: 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 chapter 13.

(22)H.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pp. 148-149.

(23)H.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pp. 149-150.

(24)僜人即國外稱呼的米什米人(Mishmi，又作密西米人)。參見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第75頁。

(25)時稱雜瑜。雜瑜在漢文文獻有多種寫法，趙爾豐在雜瑜設縣之後，將其定名為察隅。

(26)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26.

(27)Parshotam Mehra, The McMahon Line and after: A Study of the Triangular Contest on India s North-eastern Frontier Between Britain, China and Tibet, 1904-1947, p. 91.

(28)趙爾豐(1845—1911)，字季和，祖籍襄平(今遼寧省遼陽市)，清漢軍正藍旗人，光緒二十九年任四川總督。時敘永廳哥老會挾制官府，趙爾豐捕殺數千人，遂有「趙屠戶」之名。三十四年二月庚申，賞趙爾豐尚書銜，為駐藏辦事大臣，仍兼邊務大臣。參見吳豐培、曾國慶編撰：《清代駐藏大臣傳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4—282頁。

(29)程鳳翔，字梧剛，湖南人，原為趙爾豐之廚師，因勇猛善戰頗受趙之青睞，任為管帶。1910年率軍深入察隅地區，及時阻止了英帝對這一地區的侵略。參見任乃強：《任乃強藏學文集》(上冊)，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34頁。

(30)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頁。

(31)吳豐培編：《趙爾豐川邊奏牘》，第494頁。

(32)參見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26；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第87頁。

(33)威廉遜此行包括：威廉遜、醫生格雷戈森、1名武裝巡警、苦力管理拉爾·巴哈都爾、衛隊若干人、35名尼泊爾腳夫、4名米里人。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4.

(33)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36.

(3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37-340.

(35)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0.

(36)Amar Kaur Jasbir Singh, Himalayan Triangl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 s Relations with Tibet, 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88, p. 56.

(37)威廉遜此行包括：威廉遜、醫生格雷戈森、1名武裝巡裝、苦力管理拉爾·巴哈都爾、衛隊若干人、35名尼泊爾腳夫、4名米里人。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4.

(38)PEF 1910/13, Williamson s Diary, January and February 1911。轉引自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1. 有關威廉遜此行的目的，Alastair Lamb在The McMahon Line一書中提到：「調查西藏與阿薩姆之間、從日馬到薩地亞的路線是他的此行阿波爾的主要目的之一」(p. 343)；此外，「探究西藏在此地統治的範圍，中國是否在該地區取得了任何進展」也是他的目的之一；他「希望各部族將他的出現理解為大英帝國權力的象徵，並希望這些部族最終能歸於英國保護之下」(p. 344)。

(39)中外相關圖書中對「Dihang」即雅魯藏布江下游段的譯法分別為：底杭大峽谷(徐近之編著：《青藏自然地理資料》，科學出版社1960年版)；底杭峽(《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德亨河(［英］F·M·貝利著、春雨譯《無護照西藏之行》，西藏社科院資料情報研究所1983年內部編印)；底杭峽(《中國地圖冊》，地圖出版社1983年版)；底杭峽(《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版)；大拐彎峽谷(《中華人民共和國地圖集》，地圖出版社1984年版)；底杭峽(《中華人民共和國分省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1990年版)；雅魯藏布江峽(《北京青年報·壯士四月要遠行》1997年4月2日)。參見武振華：《世界最大峽谷應命名「雅魯藏布峽」》，《中國測繪》1997年第5期；房建昌：《雅魯藏布江大拐彎峽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稱的由來及歷史地理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

(40)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44-345.

(41)持有這種觀點的代表人物是戰地記者安格斯·漢密爾頓(Angus Hamilton)。他在代表作In Abor Jungles, Being an Account of the Abor Expedition the Mishmi Mission and the Miri Mission (London, Eveleigh Nash, 1912)中持有此觀點。對此觀點表示贊同的有F·M·貝利(貝利著、春雨譯：《無護照西藏之行》第13頁)和Alastair Lamb(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44－345)。貝利在其著作中這樣提到：「漢密爾頓的書極不尋常，他寫此書是簽了合同的。但他到現場才知道討伐隊不允許記者相隨。因此他不得不用廢話充斥其書，以迎合出版商的需要。儘管如此，他對威廉遜和格雷戈森之死的記述要比目前流行的其他解釋更加可靠。」(F·M·貝利著、春雨譯：《無護照西藏之行》，第219—220頁)

(42)這一種說法是巴普雅利根據「阿波爾遠征軍」助理政治教官本丁克(H. W. Bentinck)給上級的報告所述：威廉遜一行由於一些口糧和酒被阿波爾腳夫偷了，威脅要回去懲罰他們。結果阿波爾召開村民大會，決定將威廉遜一行幹掉(H. 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p. 168)。本丁克所撰寫的文章《阿波爾遠征：地理成果》(發表在《英國地理雜誌》1913年2月，43卷，第99頁)卻持有另一種看法，即威廉遜一行被殺的原因是「由於一個信使的愚蠢和空辛、羅同村年輕人的衝動而促成的」，這與他給上級報告的完全不同，轉而贊同戰地記者安格斯·漢密爾頓的看法。本丁克持有兩種觀點的做法令人深思。筆者推測，由於英國官方說法，即「阿波爾遠征軍」新聞報告人普爾少校(Major Poole)所持有觀點是第一種觀點，故漢密爾頓以及本丁克等人在公開發表的著作或刊物上都須與英官方保持一致，而本丁克在給上級彙報中(內部資料)則是第二種觀點，故第二種觀點的可信度或略高一些。

(43)有關威廉遜之死，英國和印度有很多報道，報紙上多赫然寫著：The Abor Massacre, the Massacre in Assam, Treacherous Abors, Frontier Tragedy. Indian Officials Murdered. Act of Savages(參見http://trove. nla. gov. au/newspaper)。可知英印輿論在拚命為英國出兵遠征阿波爾造勢。

(44)溫迪·帕雷斯持有不同觀點，認為儘管威廉遜一行遇害事件性質嚴重，但發生在阿薩姆喜馬拉雅的事件僅僅是1911年英國對藏政策發生轉變的原因之一。出現在緬甸邊界小村莊皮瑪(Pienma)的問題才是影響英國對整個印度態度的關鍵所在。參見Wendy Palace, 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 1900-1922, p. 75。

(45)英國《外交部檔案》，全宗535號，第14卷，第52頁。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下卷)第621—631頁對此問題有所論述。

(46)英國《外交部檔案》，全宗535號，第14卷，第54頁。

(47)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 Volume II, p. 348.

(48)Siang又譯作「西昂」。參見房建昌：《雅魯藏布江大拐彎峽谷至下游底杭河名稱的由來及歷史地理考察》，《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4期。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將其譯作「香河」，參見該書下卷第627頁。

(49)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3.

(50)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3.

(51)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3.

(52)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 Volume II, p. 353.

(53)米什米一詞有多種譯法。呂昭義：《英帝國與中國西南邊疆(1911—1947)》一書中使用「密西米」譯法。［英］阿拉斯太爾·藍姆著、民通譯《中印邊境》一書中，譯為密閃密人即米什米人(第117頁)。伍昆明在《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一書中仍用「米什米人」，參見該書第325頁。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也將其稱為「米什米」，參見該書下卷第628頁。本文採用「米什米」這一譯法。

(5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9.

(55)包括部分廓爾喀兵，第32錫克先鋒隊，1個孟加拉工兵連，及從納迦(Naga)、盧賽(Lushai)、拉欽普和達卡撤回的軍事警察營等軍事力量，幾千名納迦搬運工(Naga porters)。H. 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p. 173.

(56)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4。

(57)最終並沒有豎起堆石界標。

(58)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13-354.

(59)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53-354.

(60)程鳳翔派出的哨長張紹武，當地人將其尊稱為張大老爺。呂一燃也提及「趙爾豐的川邊軍隊一漢官Chang Ta Lao－yeh」，參見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下卷)，第615頁。

(61)據記載，趙爾豐曾批示「外人豎旗之後，因查詢居民業已……領有護照，即將旗幟拔去。茲由本大臣隨批發下護照千張」。參見《程鳳翔稟復洋人插旗拔旗情形》，《清末川滇邊務檔案史料》中冊，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604頁。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56-357.

(62)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7.

(63)PEF 1910/13, India to G. C. Kerwood, 5 October 1911. 轉引自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4。

(6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55.

(65)L/P&S/11/19, P908/12,Miri Mission; FSE, 1912; November, Nos. 599-600; Kerwood, Report on Miri Mission. H. K. Barpujari, Problems of the Hill Tribes: North-East Frontier, 1873-1962, p. 176.

(66)參見伍昆明主編：《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第324頁。

(67)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61.

(68)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 pp. 54-55.

(69)Amar Kaur Jasbir Singh, Himalayan Triangl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 s Relations with Tibet, 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 p. 56.

(70)Amar Kaur Jasbir Singh, Himalayan Triangle, A Historical Survey of British India s Relations with Tibet, Sikkim and Bhutan, 1765-1950, pp. 56-57.

(71)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13.

(72)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13.

(73)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15.

(7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35-336.

(75)PEF 1910/13, Minto to Morley, 23 October 1910. 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336-337.

(76)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9.

(77)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p. 145.

(78)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p. 145.

(79)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p. 146.

(80)Dorothy Woodman, Himalayan Frontiers: A Political Review of British, Chinese, Indian and Russian Rivalries, p. 146.

(81)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 349.

(82)參見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所附地圖便可知。

(83)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I, pp. 352-353.

(84)Alastair Lamb, The McMahon Line, Volume I, 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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