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也有抗日英雄！有人說這是今年迄今最佳國產片

編者按：

許鞍華的第四部民國故事《明月幾時有》今天（7月1日）上映，之前有公眾號說這就是年度迄今為止最佳國產片，是不是你看了就知道。繼在《黃金時代》以蕭紅的身份去看一個時代的敘述手法之後，表面上看起來，《明月幾時有》似乎又採取了相似的格局：在抗日時期文人撤離港島的大背景下，周迅飾演的東江游擊隊員方姑，以女性的身份，站在了故事表面的中心。

這，非常符合很多人對許鞍華的認知：她擅拍浮城敘事，亦擅女性心理。

《明月幾時有》（2017）

不過，《明月幾時有》卻並非我們所以為的女性視角，也與《黃金時代》大有不同。方姑看起來是第一人物，卻並不是故事的核心。整個《明月幾時有》的故事，其實是在一種「無主角」的散點視角下展開的，人物在發散的視角下落入時代之中，卻又星羅棋布般地露出在歷史之上。

比起在大歷史中留下一磚一瓦的英雄來，方姑更像一個普通人，她與故事中那些文壇巨匠，那些生死須臾的短槍隊員，又或是那些市井平民的際遇命運一起，重疊蓋印成了許鞍華鏡頭下的一卷民國圖景。

《明月幾時有》的故事取材自東江游擊隊的真實歷史，影片開篇就是游擊隊營救香港左翼文人的故事，這段敘事像是一個楔子，把三段故事線中的主要人物都編織到了一起。

一支，是彭于晏飾演的劉黑仔帶領的東江縱隊，營救郭濤和蔣雯麗飾演的茅盾夫婦，他代表了「群體」抗爭的一條線。

另一支，則是霍建華飾演的方姑未婚夫李錦榮，他和春夏飾演的富家小姐一起，代表了與日本人有直接勾連的一條線。

剩下的一條，則是周迅的方姑，她從一個市民的外在者身份，慢慢地進入到「群體」中來，包括方姑的母親，方姑的學生彬仔，在影片的後半部分也一起進入了這一條線中，他們，是從煙火氣中走到歷史中來的一群人。

影片便在這樣的三條線當中來回切換，在其中，還加入了梁家輝飾演的成年彬仔的黑白訪談影像。這造就了《明月幾時有》中一種形似小說敘事般的高級感。

一面是彩色的、正在進行的故事線，我們不知道主人公的命運與走向，也不知道勝利的那一天到底什麼時候到來，歷史是宏大而未定的。

另一面，則是黑白的敘事者，歷史的親歷者對過去娓娓道來，對於他們而言，歷史已經是既定的事實。

這種在未定和既定之間來回搖擺的動態，就構成了《明月幾時有》最為風格化的一部分質感。就好像許鞍華在採訪中說到的那樣，「那些歷史人物當時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歷史人物。」

而影片的片名《明月幾時有》，也在呼應於這種既定和未定。片中，有一個喜愛中國詩詞的日本軍官，李錦榮特意糾正他念錯了《水調歌頭》，不該是 「明月何時有」而應該是「明月幾時有」。

這個點題的段落，除了展示日本進入中國在文化上渺茫的可能性之外，也是在說明一種對於未來的信心。因為「何時」與「幾時」，除了李錦榮解釋的平仄不同外，還有個微妙的差異。

那就是「何時」，其實還有著時間難以確定的含義。而「幾時」，在期待「勝利再見」的港人心中，只不過是對一個確定會到來的時間點，提出的詢問罷了。

而說到選用詩詞點題，這恐怕是許鞍華的個人風格標誌了。她曾經在《一個人的電影》這本書中提到過，她的古詩詞啟蒙，來自幼年在香港和澳門時期祖父的教導，後來祖父回到了廣州，總是給在香港的許鞍華郵寄一些愛國主題的圖書。

許鞍華

「我早期對於中國文化、中國山川風貌的理解，都是在古詩詞里。《男人四十》中飾演國文老師的張學友，《姨媽的後現代生活》中吟誦出《離騷》的周潤發，多多少少或許是許鞍華「自己都沒有想過」的，對傳統中國文化的回望姿態。而在《明月幾時有》中，這種文人式的回望倒是回到了歷史本身，成為了親歷者們在混沌時期對未來的期待。

《男人四十》（2002）

關於《明月幾時有》，可探討的部分還有很多，許鞍華是在刻意去做民國戲或者時代戲嗎？如此龐大歷史背景下，多方力量的角力她是如何處理的？影片的政治立場又要如何安放？女性導演的身份是否影響了性別視角？關於這些問題，可能還是親自問問許鞍華比較好。

以下是虹膜對許鞍華的專訪。

採訪者：喬奕思（香港影評人）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旁咖啡館

日期：六月三日早上十一點

虹膜：是什麼時候開始有拍《明月幾時有》的想法呢？

許鞍華：大概四年前，最開始是製作人林炳坤提出拍東江游擊隊這個題材，那時我開始準備蕭紅（《黃金時代》），一聽到很興奮，一是因為香港題材，可以在香港拍戲。二是因為講游擊隊，肯定有些動作。我不理會故事具體怎麼做，就說好。

《黃金時代》（2014）

在拍完《黃金時代》之後，林炳坤提議再找其他人投資。我們就找了博納，說我們要拍東江游擊隊，他們有興趣。之後我們就開始做資料收集，然後找編劇何冀平。我很喜歡她寫的《天下第一樓》《德蘭與慈禧》等舞台劇。她八幾年來了香港，熟悉內地也熟悉香港，所以就決定找她寫。

我們將現有的講游擊隊抗戰的資料都找來，看故事，也看很多口述歷史，最後決定拍兩個故事，一是營救文化人的故事，另外一個是兩母女的故事，女兒是小學教師，阿媽不識字，但幫女兒傳送信息。我們將兩個故事連成一個故事。劉黑仔有自己的一條故事線，我們將他的故事編進主線中。

虹膜：香港東江縱隊的故事有什麼特別地方？

許鞍華：東江縱隊是救文化人。但每個地方的情況都不一樣。東江縱隊游擊隊在香港是破壞敵軍情報，偷消息，只要是對總的目標有利，什麼都會做的。他們的工作與其他游擊隊沒有分別，但紀律稍微更加鬆散，更加隱晦。東江游擊隊的源頭也是共產黨，但在那個時期依然是地下的活動。

虹膜：選擇方蘭這個角色，是一開始的決定嗎？

許鞍華：我一早在跟銀都談的時期，就已經看到這兩個故事了。可能我那時候一看到方蘭的故事就想做。中間雖然看過大概200多個故事，都是有名有姓的，但最後都是選擇當初這兩個故事。

虹膜：方蘭這個教師角色有什麼打動你的地方？

許鞍華：很難解釋方蘭這個故事為何打動我。她的故事很日常，非常沒有英雄感，所做的事就是理所當然地做了，平平無奇就犧牲了，一點都不驚險刺激，但事情就非常真實。

營救者都是販夫走卒，黑社會，但在做這件事時，都義不容辭，也不會問是誰管著游擊隊。他們甚至彼此不認識，憑暗號就完成了這樣的一件事。他們的這種做法很有代表性，代表一般人做事的方法，好像非常不專業。方蘭的母親也不是大義凜然的，也不會想很大的事。

虹膜：一開始我並不了解東江縱隊，但也看過一些簡單的資料，發覺對於東江縱隊的故事還是有一定爭議性的，你與編劇是如何處理題材本身的爭議性的？

許鞍華：我與編劇將這件事虛化了，我們決定不講太多組織的東西，主要是講人物，不會講太多立場，沒有提到黨規，講得越少越好，不需要講那麼多歷史的東西。

因為當時的歷史情況非常錯綜複雜，要拍就是第二部戲了，要搞清楚每個人的身份都很難，當時有重慶政府，南京政府，有共產黨，有日本人，有英國人。但我就想，無論大的政治層面是如何，我想講的是日常的民間生活。

其實我所了解的那時的生活狀況不是衣衫襤褸的，日常的情形不是這樣的。當時日本希望推行大東亞共榮圈，在經濟上利用香港，當成是一個新的殖民地，有很多我們聽說的故事都是他們侵略的初期和尾期，中期那段時間普通人常常覺得肚子很餓，是很窮。

我們也看過很多相片，並不是街上很多難民，也不是餓到死那樣。這樣令我與編劇在創作時感覺有一點不同，認為這部電影不是諜戰片，或者是一般的抗戰片。

虹膜：那時的文化人的處境是怎樣的？

許鞍華：他們的處境很好笑。我們拍得很好笑，但小範圍試映的時候沒有什麼人笑，覺得很莊嚴。我自己看就覺得很好笑。很多文人的戲份都剪了。

當時很多文化人要逃走，當時救了很多，八百多人，也有很多人留了下來，比如戴望舒等等，可能做漢奸，或者是做其他事。普通人的生活就餓，但文化人有生命危險，尤其是在初期，要儘快撤走。

虹膜：故事中的普通人與文化人在處理上有沒有什麼分別？

許鞍華：我沒有分歷史人物與現在的人物，或者是文化人與普通人。文化人也就是普通人，只不過職業不同，只不過是斯文一點而已。那些歷史人物當時他們不知道自己是歷史人物。我們不是幾十年之後仰慕這班人，而是要拍當時的感覺和情景。這群不善於活動的文化人，要逃亡就比較辛苦。

虹膜：那時普通人已經肚子餓，還要保護文化人，給他們吃的，保證他們的生命安全？

許鞍華：所以普通人才偉大。很多普通人是粉絲，是文化青年，聽到文化人有危險，就覺得要保護他們。有些人就是因為黨，或者是紀律，要做這樣一件事，於是就做了。

虹膜：選擇周迅做方蘭這個角色，一開始就決定了用周迅還是後來的決定？

許鞍華：最早的時候，我考慮方蘭這個角色是想找香港演員來做的，但是香港沒有一個形象比較適合的女演員，後來資方主動提出要找周迅，因為這部戲投資比較大。在香港找一個能飾演方蘭的演員，氣質又合適的，都很難找，即使不講卡士的大小。

虹膜：周迅與方蘭這個角色之間什麼地方最契合？

許鞍華：方蘭這個角色其實是由演員的特色和氣質來做的，就好像《黃金時代》一樣，我們沒有決定人物的性格，演員覺得自己想怎麼做就怎麼做，根據他們自己的理解。

虹膜：這個劇本交給周迅之後，沒有特別為她的演出修改一些什麼嗎？

許鞍華：沒有，就是讓她看這個劇本。我之前沒有與周迅合作過。她自己演出來了之後，我覺得okay，她可能覺得怎麼導演沒有要求呢，這麼奇怪？我覺得你表演到位了，沒有什麼問題。

周迅在電影的後半部分，方蘭的母親被抓了之後的那些戲，她做得很准，情緒上落都做得很充分。她的情緒爆發已經很好了。

虹膜：方蘭這個角色有愛情戲嗎？

許鞍華：平淡的愛情戲。沒有正式去描述愛情線，他們的感情是通過營救來發展的，中間如果有就有，我覺得這樣是很好的，不需要特別去講愛情故事。

虹膜：這部戲的製作成本是多少？

許鞍華：去掉幾個主要演員的片酬，純製作費是五千萬。整部戲中市區的戲我們去了廣州老城開平。香港戲份就在香港沙羅島、元洲仔拍的，一些舊的殖民地變成了博物館，我們找了很多新界的地方，比如南生圍等等。

虹膜：電影在七月一日上，是一開始就有這樣的檔期安排嗎？

許鞍華：一開始不是的，拍到一半的時候，博納的於冬說想七月一日上映，我覺得沒有問題。後來又去上海電影節，我也覺得沒問題。我認為在七月一日上映也是對的，因為電影是講述香港這個地方的人投入抗戰，幫香港這個地方做很多事，有代表性。

製片方說《明月幾時有》作為主旋律片，他們投資這麼多錢要收回，我覺得這樣也合理。我拍的時候，不是想著要死sell。如果是說一些鼓勵人、正面的message，《天水圍的日與夜》《桃姐》，也是主旋律，不是講社會上很負面的東西，所以我認為無所謂。

《明月幾時有》很難拍，因為這麼大的歷史題材，又不像比如說《阿爾及爾之戰》，有些人支持這方，有些人支持那一方，有爭議性的事，就可以拍。但日本人已經蓋棺定論是錯的，那怎麼拍呢？所以說，每個題材都有它的地雷。

《阿爾及爾之戰》（1966）

虹膜：在你的作品中，人與地方的關係非常密切，比如說桃姐與護老院，貴姐與天水圍，《明月幾時有》有沒有特彆強調是香港的故事？

許鞍華：我沒有正式去想人與地方的關係，也沒想過歌頌土地。但location很重要的，為故事提供很多戲份。可能正是因為如此，就講了人與地方的關係。看回去，地點給我的電影提供了實感、氣氛和美感，可能這樣就是講了土地的故事。

我很少主題先行，主題先行我就不知道該怎麼拍了。都是故事、景、人，讓我覺得想拍。天水圍也是先看到景，然後才想到的故事。

《天水圍的日與夜》（2008）

虹膜：你在香港生活的時間最長，平時會不會特別留意這個城市的日常？

許鞍華：其實很諷刺的，我一直讀到大學，都沒想過留在香港的。我小時候讀聖保羅中學，是修女學校，日日在學校，上課學英文，去教堂，與修女一起，讀英文書，回到家就講廣東話。但我腦子裡想的東西，都是英國公學裡的鬼故事、英國小說，完全不知道本地的生活是怎樣的。

許鞍華

我生活在北角，有時會和媽媽去筲箕灣街市。我很少過海到九龍，有空的時候就去會銅鑼灣的大戲院看西片，完全不知道香港社會是怎樣的。讀大學在港大，讀三年碩士，就更加封閉了，不怎麼跟同學交往，而是自己看戲。同學應該比我好一些，沒有我這麼封閉。那個時候沒有電視，一味看書。

第一次拍電視就是去拍《奇趣錄》，去拍民間古靈精怪的東西，拍什麼齊天大聖上山。那次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社會，做了一點研究，就開始拍，就好像到全香港受一次教育。拍CID時，其實不知道CID是什麼，但我不敢問，擔心露出馬腳，後來才知道是便衣警察。

許鞍華

之後寫劇本，後來拍電影，變成了一個政治導演，說關懷社會。有人問我，你的政見？我只好說，不好意思。我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我覺得我們拍電影、做文學，只是作為一個媒體，要盡量客觀，保留批判性。

盡量準確反映出來，讓觀眾自己去找答案，而不是告訴觀眾怎麼去做，不是去聖堂一般，讓人學一些金科玉律，我認為文學與電影的作用不是這樣的。我最反對的是告訴別人怎麼做。

許鞍華（左）與霍建華

這十年，我接受訪問時，有人說：「講幾句話，教一下年輕人吧。」我簡直要發火，我說：「你們不要這樣問可以嗎，我不一定奉旨要去教訓人的，不是年紀大，就要教人。」他們會說：「我們尊敬你。」其實我不需要你尊敬。

虹膜：如何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狀態？

許鞍華：我會通過一些事情找到一些令自己平靜開心的方法。其實是難的，因為常常會遇到很多困難，要解決，要面對。需要一些Discipline（紀律），讓自己recover（平復）得快一點，有一些spiritual resources（精神上的支持）, 會好一點的。

這樣是好還是不好呢？我不知道好不好，覺得自己太好的時候就不好。感覺好的是，過得一天就是一天，就會讓自己不要想那麼多。以前我罵人，我會想著我會不會得罪了人，沒辦法拍戲，我沒飯吃了之類的事。現在就不會這樣想了。

許鞍華（左）與彭于晏

虹膜：你與內地、香港的編劇都合作過，你觀察他們工作上各有什麼特點？

許鞍華：香港編劇與導演聊得多一些。大陸編劇大多數都覺得劇本是自己的作品多一點，喜歡寫出完整的劇本，不是那麼喜歡一部分一部分拿出來討論，這一點是比較明顯的。香港的編劇就會聊得多一點，分階段，找資料，坐下聊，寫故事，然後寫分場。

在內地比較少有分場，說了一個故事，關注些什麼，就會開始寫劇本了。而且我不喜歡編劇跟組的，這樣會給我心理壓力，雖然編劇其實沒有想這樣做。有時編劇可以跟，有時不跟，我其實是不需要的，有什麼事就打電話問。

虹膜：你一直有讀書的習慣，最近讀了什麼書？

許鞍華：最近讀邱妙津的《鱷魚手記》，很喜歡，以前已經讀過一遍了，現在再讀。我讀到葉芝的詩《1916年的復活節》時候，也很受觸動。

詩人講自己所遇見過的人，開頭的時候說「I have met them at close of day, Coming with vivid faces」（在黃昏時我曾見過他們，走來一張張生動的臉），結尾是「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一種可怕的美已經誕生）。

這首詩對我拍《明月幾時有》也有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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