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錯進行時，也是兄弟登山

司法糾錯的案例見得多了，人們對案情難免有似曾相識的錯覺，事實上，每一個申訴進行中的個案，涉案當事人所經歷的都不盡相同，苦辣心酸、各有體驗。據《民主與法制》雜誌報道，山西臨汾范國田被殺案上演「羅生門」，同一個被害人、兩處致命傷，兩名被告分別被認定砍了死者一斧子，但被告人服刑期間的駐地檢察官卻認為，兩處致命傷「較為符合一人用同一兇器所傷」，並為在押人員李成政尋找律師代為申訴。

「一案兩凶」不稀奇，但要論證「都在後背部且近平行走向」的兩處致命傷是兩個人分別所為，則應有嚴格的證據要求，不能僅靠被告人供述以及一些證人證言。李成政在范國田被殺案中經歷省高院兩次發回、市中院建議補偵，足見案情之複雜，但在相關疑點並未得到解釋的前提下，終審以死緩落判是否有違「疑罪從無」的嫌疑。具體個案檢方已經啟動複查，法院業已立案審查律師提交的申訴文件，值得注意的是在臨汾范國田被殺案的疑點被發現、當事人申訴過程中，可以看到駐地檢察官以及律師的及時介入。

「我們這裡有個正在服刑的犯人，一直在喊冤」，這名被多位監獄駐地檢察官提到的在押服刑人員李成政「多次自殺自殘並且拒絕減刑」、「多次向駐監獄檢察室反映、喊冤」，因而引起駐地檢察人員的注意，並核查相關案情。不僅如此，檢察官還試圖為在押人員尋求律師幫助，這一系列在司法糾錯進行中的作為，是本案得到輿論關注的看點之一。

糾錯進行時，意味著具體個案的定論尚未被推翻，各方如何對待一宗尚無法被稱之為「冤案」的生效判決，無論是作為制度化監督的駐地檢察，還是頗受一些非議的社會輿論，面對案件疑點盡職核查，梳理個案過程客觀呈現，檢察監督以及輿論監督可謂都是在盡本分。呈現到公眾面前的個案疑點，總有口供為王，常見當事人有遭刑訊逼供的申訴，按日前頒行的非法證據排除新規，很多案子是可以作為判例嚴格審視的。不少已經糾正的冤假錯案在歸因時往往被歸咎於時間，以及某種歷史的局限，但此番李成政案，距今並不十分久遠，案發是在本世紀初，案件幾經退回，直到當事人入獄服刑也只不過是幾年前……冤假錯案可能依然存在於當下，制度演進是否因此看到落實的空間所在？

在生效判決中發現案件疑點進而啟動糾錯、複查程序，是難能可貴的各方努力，包括駐地檢察官對在押人員情況的了解以及認真核查，包括律師對案情的重新分析以及輿論的關注。隨著防範和糾正錯案判例的日漸增多，糾錯已經從典型案例逐漸成為一種司法自我修正的常態，糾錯常態化，防範的努力和制度激活便不應當錯失。新出台的排非新規在細化非法證據之所指，此前一度可能不被認為(或存在模糊空間)是刑訊逼供的行為越來越不被制度所容忍，看守所立法被熱議，刑事案件當事人在偵查羈押期間的處境為各界所關切。

檢察監督在強化，派駐特定機構的檢察人員觸角在延展，從看守所、監獄到派出所，對偵查行為的制度緊盯事實證明有益無害。糾錯也好，防範也罷，都是各方合力推動的目標，不啻為一個「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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