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講述：日本文豪大江健三郎的魯迅情結

最新 07-05

九局按：大江健三郎是日本文豪、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對中國和中國文學有著極其深厚和特殊的情感，對於中國文學的豐碑之一魯迅尤為傾情。

今天，九局請到大江健三郎在中國的重要譯者、大江先生的好友、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許金龍為我們獨家撰文，講述日本文豪少為人知的魯迅情結。

「父親教我茴字的四種寫法」

大江先生曾回憶，自己的確是從少兒時期、大致是從十來歲開始閱讀魯迅作品的，尤其喜歡《社戲》，故事中充滿童趣，因而自己特別喜歡。讓自己最痛苦的小說莫過於《葯》了。他回憶說，叔叔當年在中國東北做些小生意，回日本時就來探望我母親和我們孩子，在家裡做了東北大饅頭當晚餐。吃完晚飯，叔叔問起自己最近在讀什麼書，聽說讀了魯迅的《葯》，叔叔便惡作劇地說道：你知道什麼是饅頭嗎？今天晚上你吃的就是饅頭，就是《葯》里那種沾血的饅頭。自己一聽就吐了起來，拚命地嘔吐，心臟感到劇烈絞痛，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那種生理性絞痛，好像自己吃了那血饅頭一般。直至半個多世紀後，大江先生還極為清晰地記得這段往事，邊說邊用雙手作出用力擰毛巾的模樣，表示心臟的劇烈絞痛。

當然，這並不是少年大江第一次知道魯迅其名其小說。據大江先生之後回憶，他與魯迅文學的邂逅是在1944年11月一個特殊的日子。大江先生說，那是父親在世的最後一天，自己陪坐在父親身邊和父親聊天，便聽父親說起中國有個叫魯迅的大作家非常了不起。自己由此知道，父母曾於整整十年前的1934年經由上海去了北京，住在東安市場附近，小旅店老闆娘的丈夫與父親閑聊時得知眼前這個日本人喜歡閱讀魯迅作品，還曾讀過《孔乙己》，便將作品裡「『茴』字的四種寫法」教給了父親。就在這父親在世的最後一天，大江先生聽父親介紹了魯迅這位「中國大作家」和小說《孔乙己》，父親還隨手用火鉤在火盆的餘燼上一一寫下四個不同的「茴」字。

*大江健三郎在魯迅故居

2009年1月19日，大江先生在北京大學講演時，進一步講述了在魯迅文學的影響下寫出自己第一篇小說《奇妙的工作》時的情景：

我回到了四國的森林裡，把登有這篇小說的報紙拿給母親看。我相信母親一定會為此感到高興的。然而，母親卻是萬分失望：「你說要去東京上大學的時候，我讓你好好讀讀魯迅老師《故鄉》里的最後那段話，你還把它抄在筆記本上了。我隱約覺得你要走文學的道路，再也不會回到這座森林裡來了。但我還是希望你能成為像魯迅老師那樣的小說家，能寫出像《故鄉》的結尾那樣美麗的文章來。你這算是怎麼回事？怎麼連一片希望的碎片都沒有？」

就這樣，「在魯迅作品的直接影響下」，大江健三郎這位學生作家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誠如大江本人於2000年9月29日在北京所言：「很小的時候，我就從母親那裡接受了中國文學的影響。可以說，我的血管里流淌著中國文學的血液，我的身上有著中國文學的遺傳基因。沒有魯迅、郁達夫等中國作家及其文學作品，就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的存在。」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2006年9月10日上午，大江先生赴北大附中演講。路途中，大江先生或是局促不安地不停搓手，或是向左側身、雙手用力緊握車門扶手。我與大江先生交往多年，多見老先生或爽朗、或開心、或沉思、或憂慮、或憤怒等表情，卻從不曾目睹先生如此緊張、局促的神態，便在身旁勸慰說：「您今天面對的聽眾是十三至十九歲的孩子，不必如此緊張。」然而，先生的回答卻是這樣的：「我在這一生中作過很多場講演，包括在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之際所作的講演，我都沒有緊張過。可這次面對中國孩子們所作的講演，是我人生中最為重要的講演，我無法控制住自己的緊張情緒……」

即將進入會堂前，他又一次停下腳步急迫地對我說道：「許先生，我還是覺得緊張，這種狀態是無法面對孩子們發表講演的，請你與校長先生商量一下，是否可以幫我找一間空閑的房間，讓我獨自在那房間里待上一會兒，冷靜一會兒，我需要整理一下思緒……」康健校長聽了我的轉述後為難地表示，師生們此刻都在會堂里等待先生講演，臨近的教室和辦公室全都鎖了起來，只有學生們使用的衛生間沒鎖門。大江先即刻讓我領他去衛生間。雖說空無一人的衛生間里還算清潔，只是那氣味確實比較刺鼻，未及我上前勸說，大江先生便示意讓我離開，以便讓他獨自待上一會兒，冷靜一會兒……不記得在門外等待了三分鐘還是五分鐘抑或更長時間，只聽見門軸聲響，大江先生快步走出門來，精神抖擻地對我說道：「我做好準備了，現在我們進入會場吧！」話音未落，便率先向入口走去，在學生們極為熱烈的掌聲中大步登上講台，絲毫不見先前的緊張、局促和不安。在介紹了自己從少兒時期以來學習魯迅文學的體會之後，老作家直率地告訴學生們：

你們是年輕的中國人，較之於過去，較之於當下的現在，你們在未來將要生活得更為長久。我回到東京後打算對其進行講演的那些年輕的日本人，也是屬於同一個未來的人們。與我這樣的老人不同，你們必須一直朝向未來生活下去。假如那個未來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那麼，在那個未來世界裡必須承受最大苦難的，只能是年輕的你們。因此，你們必須在當下的現在創造出明亮、生動、確實體現出人的尊嚴的未來。

我憧憬著這一切，確信這個憧憬將得以實現。為了把這個憧憬和確信告訴北京的年輕人以及東京的年輕人，便把這尊老邁之軀運到北京來了。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已然七十一歲的日本小說家，要把自己現在仍然堅信魯迅那些話語的心情傳達給你們。

惟有北京的你們這些年輕人與東京的那些年輕人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和解，並在此基礎上展開友好合作之時，魯迅的這些話語才能成為現實。請大家現在就來創造那個未來！

*大江健三郎在北大附中與學生和本文作者合影

最後，老作家要求在座的學生們與他共同背誦魯迅《故鄉》最後一段話語以結束這次講演。於是，上千名中學生們稚嫩嗓音的漢語與老作家蒼老語音的日語交匯成一段富有節奏感的巨大聲響在會堂里久久迴響——

我想：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魯迅先生，請救救我！」

大江先生2009年1月來華交流訪問。1月16日下午，我們在首都機場一接到大江先生，他就急切地表示：由於目前已陷入抑鬱乃至悲傷的狀態，無法將當前正在創作的長篇小說《水死》續寫下去，想要到北京去找許金龍先生和陳眾議先生，找莫言先生和鐵凝先生等老朋友們相聚，到北京後還要去魯迅博物館汲取力量，這樣才能振作起來，繼續把《水死》寫下去……

當大江先生髮現眾議和我為這種意外變化而吃驚的表情後，便放慢語速仔細告訴我們，之所以無法繼續寫作《水死》，是遇到了三個讓自己陷入悲傷、自責和抑鬱的意外情況。

其一，是市民和平運動組織九條會發起人之一、日本著名文藝評論家加藤周一先生於2008年12月7日去世，大江先生痛失一位可以傾心信賴和倚重的師友。

其二，則是2008年12月底，他的老友小澤征爾為平安夜音樂會指揮完畢後，歸途中帶著現場刻錄的CD到家裡來播放給兒子大江光聽，希望能夠聽到光的點評。大江光有先天的智力缺陷，但卻有極好的樂感，誰知這次久久不願說話的光在父母催促之下，竟然說出一句表示「無聊」「無趣」的詞語，使小澤先生陷入了苦惱，及至晚些時候大江先生帶著光去醫院體檢，這才得知兒子的一節胸椎骨摔成了三瓣，從而回想起前些日子光曾在院子里不慎摔了一跤。這種骨折相當疼痛，可是兒子是先天智力缺陷，自小就不會說表示疼痛的詞語而以表示無聊的詞代用之，自己作為父親卻未能及時發現這一切，因而感到非常痛心，更感到強烈自責。

至於第三個意外則比較直接，是因為寫作《水死》所需要參考的重要文獻意外缺失，因而《水死》幾乎已經無法再寫下去了。在這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之下，自己想到了魯迅，想到要來北京向魯迅先生尋求力量……

到達北京的翌日凌晨，大江先生很早就睜開了睡眼，站在國際飯店臨街的窗前看著樓下的長安街。橙黃色街燈照耀下的長安街空空蕩蕩，遙遠而黑暗的天際卻染上些微棕黃，然後便是粉色的紅暈，再後來，只見太陽的頂部躍然而出，將天際的棕黃和粉色一概染為紅艷艷的深紅。怔怔地面對著華北大平原剛剛探出頂部的這輪朝陽，大江先生神思恍惚地突然出聲說道：「魯迅先生，請救救我！」當回過神來意識到自己的話語及其語義時，大江先生不禁打了個寒噤，渾身皮膚起了一層雞皮疙瘩。當天傍晚，他在對莫言和鐵凝這兩位老朋友說起此事時表示：「……在眺望太陽這一過程中，我情不自禁地祈禱著：魯迅先生，請救救我！至於能否得到魯迅先生的救助，我還不知道。」

懷著這種忐忑不安的心情，大江先生來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位於阜成門內的魯迅博物館。面對魯迅先生的大理石坐像，老作家不禁淚流滿面……其後在孫郁館長、陳眾議所長等人陪同下參觀魯迅先生的書簡手稿時，大江先生戴上手套接過從塑料封套里取出的第一份手稿默默地低頭觀看，但是很快便將手稿仔細放回封套內，不肯接過孫郁館長遞來的第二份手稿，獨自默默低垂著腦袋快步走出了手稿庫。

*大江健三郎觀看魯迅手稿

當天深夜1點30分，住在大江先生隔壁的我的房門下塞入一封信函，用「北京國際飯店」的信紙擬就的內文里有這樣一段文字：「……我要為自己在魯迅博物館裡顯現出的『怪異』行為而道歉。在觀看魯迅信函之時（雖然得到手套，雙手儘管戴上了手套），我也只是捧著信紙的兩側，並沒有觸碰其他地方。我認為自己沒有那個資格。在觀看信函時，淚水滲了出來，我擔心滴落在為我從塑料封套里取出的信紙上，便只看了為我從盒子里取出的那兩頁，沒有再看其他信函。請代我向孫郁先生表示歉意。」在後來向我講述當時的情景時，大江先生表示淚水完全模糊了雙眼，根本無法看清信紙上的文字，既擔心抬頭後會被發現流淚而引發大家為其擔憂，又擔心低頭時淚水若滴落在信紙上將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如果繼續看下去，自己一定會痛哭流涕，只好狠下心來辜負孫郁先生的美意……

在回飯店的汽車上，大江先生嘶啞著嗓音告訴我：許先生，請你放心，剛才我在魯迅博物館裡已經對魯迅先生作了保證，保證自己不再沉淪下去，我要振作起來，把《水死》繼續寫下去。而且，我也確實從魯迅先生那裡汲取了力量，回國後確實能夠把《水死》寫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