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體空間學

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體空間學：

從氣泡到水晶宮

Peter Sloterdijk』s Spherologie:

From Bubbles to Crystal Palace

藍江

[摘要]彼得·斯洛特戴克的球體空間學代表著當代歐洲大陸從生存論角度去探索空間研究的新路徑。斯洛特戴克從子宮的隱喻出發，指明人類作為生命體離不開母體子宮這個球形空間的孕育，即便降生於世，我們仍然需要這種球體空間的保護。於是，從微觀的空間學上，我們製造了氣泡，一個仿造子宮製造出來的面對充滿威脅的世界的保護膜。而在宏觀層面上，我們製造了全球化的神話，這種宏觀和微觀的球面學最終是以泡沫結構的形式體現出來的。而泡沫結構的最佳形式就是水晶宮的神話，水晶宮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最富麗堂皇的象徵，而在斯洛特戴克看來，這個奢華的象徵，仍然與子宮一樣，起到的是將內部和外部隔絕開來的作用，在內部營造出舒適愜意的生存空間，而免疫於危險叢生的外部。

在對空間問題的研究中，國內研究比較多地關心的是立足於城市空間，以及基於平等和正義而進行談到的空間政治學。在這個方面，列斐伏爾、大衛·哈維、卡斯特爾、愛德華·索亞等人對此進行了十分充分和精湛的闡述。但是，另一種空間研究的路數卻不為廣大研究者所熟知，這就是以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戴克為代表的球體空間學，或者稱之為球體政治學。斯洛特戴克在上世紀末獨樹一幟地寫作了三本大部頭的書，他將之命名為《球體》（Sph?ren）三部曲：即氣泡（Blasen）、天體（Globen）、泡沫（Sch?ume））。斯洛特戴克的球體空間學，他對全球化的泡沫式的解讀，以及對水晶宮的資本內部空間的批判，讓我們找到了一條讓批判理論重現鋒芒的道路——即以生存論為根基的空間批判之路。

一、微觀球體空間學：子宮、氣泡與生存技藝

空間、或者說宇宙蒼穹，並不是一個相對於主體的冷冰冰的存在。在一種空間研究的範式中，空間被視為一種可以任由主體進行改造的客觀屬性，也就是說，所謂公平正義的空間是可以按照一種的人的大寫觀念來創造的。希望的空間不過是人類觀念的副產品，這樣，空間如同橡皮泥一樣任由我們的手掌來拿捏。然而，在斯洛特戴克面前，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我們降生於世的時候，我們不可能，也從來不是以一種成熟的個體姿態加入到空間之中，相反，我們在空間中的降生是一種非常具體的情形，即我們都是在母親的子宮中獲得生命，從胚胎到胎兒，並從母親的腹中滑落到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之中。

對於斯洛特戴克來說，母親的子宮（Uterus）一直都是最為重要的隱喻，子宮不僅意味著我們的生命最初誕生的地方，也決定了我們的生命存在與子宮所構築的球體空間的依存關係——胚胎的生命的滋養正是通過臍帶與這個球體空間聯繫在一起的。在很長一段時間，生存論或存在論，更喜歡將處於這個空間的生命體看成一個獨立的存在物，而滋養著生命體，並構成它所處空間的容器（Beh?lter）的母體的子宮。容器是斯洛特戴克很喜歡使用的一個辭彙，它體現出了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在之中」（In-Sein）的概念。在《存在與時間》中，海德格爾就曾指出：

「在之中」說的是什麼？我們首先會把這個詞補足為在「世界」之中，並傾向於把這個「在之中」領會為「在……之中」。這個用於稱謂著這樣一種存在者的存在方式——這種存在者在另一個存在者之中……它們作為擺在世界「之內」的物，都具有現成存在的存在方式。在某個現成東西「之中」現成存在，在某種確定的處所關係的意義上同某種具有相同存在方式的東西共同現成存在。

因此，那個構成為我們的生命寓居於其中的容器，成為了我們「在之中」的現成存在，這個現存存在，不是一種與我們分割的存在物，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個「在之中」具有存在論上的根本性聯繫，亦即，我們的「在之中」構成了我們降生於世的根本性的存在方式。在這一點上，斯洛特戴克與海德格爾時一致的。

然而，我們究竟在「什麼」之中，或者說，我們究竟降生於何處？斯洛特戴克與海德格爾產生了較大的分歧。對於海德格爾來說，上面的那段文字不僅在時間上指明了此在在世界中的降生，也指明了此在在空間中的降生，即此在是被拋入到這個世界之中的，用海德格爾的術語來說，就是「被拋入這個世界」（in-die-Welt-Geworfen-Sein）。這個世界，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是一個敞開（offen）的世界，而此在在與這個世界的調諧關係中，建構其自己的生存之道。斯洛特戴克否定了海德格爾的這個傾向，在他看來，此在並不是一開始就被拋入這個世界的，相反，此在只有在母體的分娩過程中，才次生性地接觸到這個世界，存在者第一次來到這個世界的場所是子宮，一個球形的容器，而不是世界。子宮的特點是封閉性（Schlie?ung），而不是敞開。子宮以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來孕育和滋養生命的存在者。實際上，我們已經感覺道，海德格爾的「被拋入這個世界」已經被斯洛特戴克改寫為另一種形式：即「降生於球體之中」（Sein- in-den-Sph?ren）

於是，子宮構成了生命體的一個獨特的共存形式，這是生命存在最為親緣的存在形式，在子宮中，羊水、胎盤、臍帶、以及未出生的胎兒構成了一個完美的共同體，這個處於子宮保護之下的共同體被斯洛特戴克稱之為內部（Innere）。這個內部，對於生命體來說，是一個舒適的空間，它不僅為之提供足夠的養分，同時，內部與外部（Au?en）的分隔，使得生命體可以對外部的一切威脅免疫（Immunit?t）。因此，在斯洛特戴克這裡，內部代表著一種舒適化，即讓生命體可以在適宜的氛圍中成長的球體空間，它隔絕了外部的種種威脅，讓生命可以在最為嫻靜的環境中生長。

但是這種生命成長的原初的和諧很快會被一種自然的生理過程所打破。母體的分娩運動使得那個原初孕育生命的子宮發生畸變，羊水的破裂讓原初的生命和諧，生命運動到達了其最為關鍵的關節所在，斯洛特戴克寫道：

通過兩端封閉的與十分親緣的球體空間的正式過程，我們經歷了現象學式歷險，如今我們通過一個關口，進入到更為狹窄的重力和妊娠的中心處。從這裡開始，親緣性更近似於一種將我們在母體內部的空間同外部的公共世界隔絕開來的屏障。如果我們雙眼與子宮的出口遭遇了，……而對新的親緣環境的察覺，讓之進入到對其進行批判的階段。

顯然，在斯洛特戴克看來，胎兒從母體的子宮中滑落出來的一幕是悲劇性的一幕，從一個溫暖而適切的球體中滑落到一個處處充滿著風險的世界中來。這樣，在生命體生存境遇從子宮向世界轉換的那一幕，我們看到一種世界觀的對比。在這裡，我們再一次看到了斯洛特戴克與海德格爾的區別。即對於海德格爾來說，我們被拋的原點就是這個世界，這個讓我們寓居於其中的世界，世界本身就是我們存在的場所。而斯洛特戴克在此在和世界之間加入了一個中介，也即是說，存在者始終是從溫柔的母體子宮中滑落的，在降生那一刻，存在者就擁有了一個根本的二分：

母體/子宮（溫暖舒適的）大地/世界（存在風險的）

那麼，既然我們原生性的場所是母體，是那個孕育了舒適羊水環境子宮球體，那麼這個世界就絕對地被置於一個悲涼凄慘的另一端，與母體的溫柔形成了絕對地對照。換句話說，秉承了尼采筆下西勒諾斯精神的斯洛特戴克，堅決將人從母體的降生，看成一場悲劇。這一點，在他接受漢斯-于爾根·海因里希（Hans-Jürgen Heinrichs）時談到了他與法籍羅馬尼亞裔思想家齊奧朗（Cioran）之間的共鳴。斯洛特戴克說：「對現代人來說，降生不可避免地代表著一場災難。埃米爾·齊奧朗很清楚地在他的《誕生的麻煩》一書中寫道——對我們來說，最糟糕的事情，總是在於過去，因為最麻煩的並不是我們所恐懼的死亡：而是我們滑落到降生的災難之中。」在這裡，斯洛特戴克與齊奧朗的產生了一種共鳴，以這種共鳴為基礎，他提出了一個獨特的概念——否定性婦科學（negativen Gyn?kologie）。在斯洛特戴克看來，既然母體中的球體空間是一種理想的存在，人的降生勢必就是一場悲劇。關鍵是，一旦人降生，意味著原生性的理想的球體空間的徹底失去。我們永遠不可能還原到母體的腹中，繼續作為胎兒而存在，這樣，人的降生的婦科學，變成了一種對人而言具有消極的否定性的婦科學。斯洛特戴克解釋道：「我用了一個極富爭議性的標題『否定性婦科學』，在這裡，我解釋了為什麼人類總是在同母體空間的關係中採用了一個決定性的立場。我在文中提到的是從這樣的觀念出發的，母親不能首先看成一個人，而是看成一個場所，一個空間形式，一個帶有免疫性功能的空間結構——並作為與之共鳴的空間。」說得更確切些，人類的生命，最初的在世的立場，是子宮的球體空間中確立的，而原初母體空間喪失，並沒有讓生命體自覺地取消這種原初的立世態度，而是在降生於世後得以保留下來，成為生命體在面對世界那一刻直接採用的原初立場。

原初的子宮幫助生命體構成了一種幻像般的理想，這種理想勢必會將在降生後突然出現的世界視為威脅。這樣，世界從我們降生開始，就是一種危險的象徵，它時時刻刻刺激著我們，為我們帶來各種無法預測的危險，甚至最終讓我們致命。這一切就是否定性婦科學的真意所在，我們的降生是負面的，是否定性的，是對我們原生性生存境遇的否定。也正因為如此，從我們降生那一刻起，我們被迫肩負著讓自己在這種惡劣的世界境遇中生存的使命。斯洛特戴克很創造性的將我們面對作為外在威脅的世界時候的生存行動稱之為生存的技藝（Akrobatik），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在這裡所使用的並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技術（Technik），而是九死一生的雷同於玩雜技的Akrobatik，其中凸顯出來的是我們，作為生命存在，面對世界時生存的艱辛。正如《詩經》的那句話：「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在面對世界的時候，每每行進一步，都存在著風險，我們的倖存，我們的成長，都在無數的擠壓和裂縫中艱難的爬行。

的確，法國現象學和存在主義也注意到了這種在世生存論的艱辛。與帶有樂觀氣質的薩特不同，莫里斯·梅洛-龐蒂和米歇爾·亨利（Michel Henry）將我們的身體和肉身的情感作為我們抗爭與生存在世的最後的依靠。米歇爾·亨利指出：「必須要十分清晰地看到，我們的身體的直接經驗呈現給我們的僅僅是它本身……通過這種方式，我們的身體起初就是一個認識，我們的身體就是一種力量。」與這種退居到以我們的身體作為在世存在的最後防線的現象學態度不同，斯洛特戴克從一開始對身體作為在世存在的依存性和保障性就持有懷疑態度，他說道：「人作為一個活生生的存在物，生活在不勻稱圓形的身體的邊緣——這個身體既不是母親的身體，也不是一個容器，甚至它不提供任何保護。事實上，這種以身體作為在世存在的立足點，犯了一個錯誤，即身體，即便在我們的認識中，還不足以強大到讓我們獲得免除外在威脅的能力。因此，需要在身體的姿態之上，尋找另一外一種生存論態度，而斯洛特戴克給出的結論是氣泡（Blasen），一種在我們降生之後，將我們身體包裹起來的東西。也正是在這個氣泡的基礎上，斯洛特戴克解構了梅洛-龐蒂和米歇爾·亨利的身體現象學，以他獨特的氣泡生存論闡釋了我們立足於世的基本立場。

什麼是氣泡？氣泡不純粹是一種隱喻，它是我們在世界上生存的想像性建構。在這裡，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拉康的想像界和象徵界構成的幻象。實際上，斯洛特戴克也將這種幻象視為必然的生存路徑。不過，他的解釋方式卻是獨樹一幟的。在斯洛特戴克看來，我們從母體的降生，雖然意味著對原初安逸的球體空間的失去，但是我們可以參照母體，塑造一種人造的球體空間來，讓這個獨特的球體空間為我們提供面對世界諸多危險的庇護。也正是這種建構行為，讓我們獲得了一種生存的技藝。這樣，從《球體》三部曲的第一部開始，就開宗明義地指出，從人的生存論而言，在世存在就是空間性的。也就是說，我們面對世界，從來不是直接面對的，而是要打造一定的空間，一個球體的空間，將自己包裹起來。這種包裹有兩層意義：首先，包裹營造出重新返回母體的假象，從而試圖重新獲得一種愜意的感覺，其次，這種包裹重新塑造了在我們降生於世時業已喪失的內部與外部之分，重新打造了一個內部，從而將外部分離開來，並讓內部對外部進行免疫。因此，氣泡成為了斯洛特戴克來形容這種重新塑造一種子宮式幻象的最理想的隱喻，氣泡是我們重新塑造內部與外部之分的產品，同時也是我們在世存在的基本立場。這種氣泡，是球體的，也是空間性的存在，每一個在世存在的生命體，都以自己的方式打造著自己的氣泡，每一個文明也以自己的方式生產著氣泡。因此，氣泡成為了斯洛特戴克的微觀球體學，也是他空間生存論的原初的出發點。

二、宏觀球體空間學：大航海時代的天體擴張

氣泡的隱喻並不能完全代表斯洛特戴克的整個的球體空間學的規劃。或者說，微觀球體學代表的是球體空間學的出發點，而不是終點。即我們在世存在的最終目的不是畫地為牢，作繭自縛。我們並不是簡單地打造一個舒適愜意的氣泡為生存目的的。在這裡面，還存在著一個更為廣闊的維度，一個宏大敘事的維度。這個維度，幫助我們去設想現代世界是如何將自己的旗幟插遍全球的。

《球體II》正好是從古希臘幾何學家和哲學家對天體（Globen）的理解開始的，在那裡，西方世界開始了最原初的宇宙論啟蒙。在歐幾里得和亞里士多德那裡，我們生活的世界和天上的蒼穹都被視為球體，當然，在那個時代，地球作為球體的論說，還無法得到經驗事實的論爭（大航海時代的明證出現在近兩千多年之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斯洛特戴克認為，在這個時期，已經誕生了最初的「全球化」（Globalisierung）。實際上，斯洛特戴克的「全球化」概念不能與當代經濟和文化領域發生的全球化概念相提並論，在斯洛特戴克這裡，「全球化」更多的是一種將世界設想為圓球形，並將這種圓球形的想像用之於世界的努力。實際上，我們可以這樣來理解斯洛特戴克的「全球化」，全球化首先是一種關於世界的想像，然後，我們將這種想像放大，形成了對一整個世界的描繪。

這是一種球體式的形而上學的宏大敘事，從最早的古希臘七賢開始，將地球設想為個「神聖的球體」，而這個球體代表了巴門尼德哲學的整體性和完美性的隱喻，希臘七賢為這個完美的「神聖球體」命名了一個十分美好的名字——sphaira，而這個古希臘語正是球體一詞的詞源所在。同樣，在柏拉圖的《會飲》中，席間諧劇家阿里斯托芬所講的那個完美的人也是球體的，這種完美的球體型的人，飄蕩到了天上（有點類似於《球體I》中氣泡的隱喻），被天神將之砍成兩半，從一個完美的球體的存在，變成了一個不完美的殘缺的存在。因此，對於人的存在而言，最終的目的就是去恢復那個以球體為象徵的完美存在。在這個意義上，斯洛特戴克完全把這種球體的隱喻看成從母體子宮的球體延伸而來的形而上學，而追求球體空間的存在則是人類面對這個世界的特殊使命。這樣，作為sphaira的完美的球體，從西方文明誕生之初，就紮根於其信仰之中，成為西方式形而上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儘管歷史上將大航海時代的誕生歸因於異教（伊斯蘭教）在東方的興起。但是，在斯洛特戴克看來，這次航海還有更加形而上學的動因。從一個不完美的世界向一個完全的球體世界進發的想像性規劃。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斯洛特戴克說道：「在新時代，不再是形而上學的思想家們，而是地理學家和航海學家們接過描繪我們世界的形象的任務。他們的使命就是用圖像的方式來呈現終極完美的球體。對於已經失去外圍包裹的人類來說，所有圓形的大型天體中只有自己的地球還有意義。」在這種動機的激勵下，從已經被天體照亮的不完整的歐洲出發，跨越大洋，最終以零碎的方式將那個球體的理想一點點的實現。這是一個與實在論視角反向的一個過程，也就是說，並不是因為地球是圓形的，我們在地理大發現中發現了它，而是相反，我們首先假定了一個圓球形的天體，然後讓我們那種零碎積累起來的經驗，在這個想像的框架中一點點的拼貼起來。這有點像沒有原圖的拼圖遊戲，我們在拼下每一個碎片時，都是在一種預先的想像性架構中完成的，儘管個別經歷會對想像性架構做出部分修改，但是，總體上並沒有摧毀整個想像性架構。

當越來越多的碎片化的經歷被拼貼到這個整全的空間想像的時候，天體空間，一個巨大的母體以其最為成熟的形態出現了，這就是圓形地球儀的出現。世界經驗的積累最終就是為了完善這樣一種想像，即一種天體的圖像。「發現的目的是把握：製圖學體現出了其世界歷史的作用。圖像是保障被發現物的最普遍的方法，只要它們被登記到『地球儀』上，並作為取證了的發現物而存在。」地球儀的出現，是海德格爾的「世界圖像」的完成，同時意味著一種宏觀的球體學以西方式形而上學基底的成型。海德格爾在《世界圖像的時代》一文中就曾指出：「現代的基本進程乃是對作為圖像的世界的征服的過程。在這裡，圖像一詞意味著，表象著的製造之構圖。在這種製造中，人為一種地位而鬥爭，力求在其中成為那種給予一切存在者以尺度和準繩的存在者。」在這一點上，斯洛特戴克與海德格爾保持了高度一致。也就是說，海德格爾設想的一種現代以圖像為基礎的構造，正是斯洛特戴克試圖通過「全球化」概念表達出來的東西。「全球化」在這裡，並不是世界之間的聯繫和交往的密切性的描述，相反，這裡的「全球化」意味著西方式形而上學的完成，一種宏觀球體空間學的成型。

同時，必須注意的是，這種宏觀球體空間學同樣是以生存論的方式展開的。我們何以要去展開整個球形的圖像世界，是因為我們要建造一個可以讓我們在世存在的基本生存空間，即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地位鬥爭」。斯洛特戴克談到了降生於世的生命體脫離了一種具體母體的滋養環境，必須納入到一個全新的氣泡中來獲得自己的生存論立場。而宏觀球體空間將微觀球體空間嵌入其中，並提供了給微觀的氣泡以基本的立場和態度。

三、泡沫性結構：水晶宮及其背面

實際上，在談完微觀球體學和宏觀球體學之後，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是，微觀球體氣泡與宏觀球體天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天體是否是一種絕對凌駕於氣泡之上的超越性存在，也就是說，假定了一個宏觀的大寫的神（天體）成為所有氣泡的樣板，抑或，天體構成了一種架構，讓所有的氣泡按照一定的格式來實現其天體的球體架構。這正是斯洛特戴克的《球體III》要解決的問題，斯洛特戴克對最後一部給出的副標題是泡沫（Sch?ume）。泡沫的含義有兩個，其一，泡沫是由諸多氣泡構成的，是氣泡的集合體；其二，作為宏觀整體的天體不是其他，正是泡沫。當然，對於天體空間而言，出來氣泡的泡沫之外，讓氣泡得以生存的氛圍。斯洛特戴克指出：

我們所理解的「社會」，是微觀球體（情侶，家庭，公司，社團）以不同形態的增殖，這些微觀球體彼此相鄰，彷彿一大堆泡沫中的泡泡一樣，它們一個緊貼著一個形成一種構造，我們事實上沒有可能單獨接近其中一個泡泡，或者把兩個泡泡相互分開。

在以往對社會與個體之間關係的理解中，往往存在兩種不同方式的解讀，一種將社會絕對地凌駕於個體之上，構成一種超越性的實體存在，另一種立足於個體，將社會看成一種虛構和需要打破的限制。現代社會理論雖然不再在這兩種傾向上二擇其一，也避免了在社會的結構上理解為一種等級制或科層制的結構，但是，它們仍然喜歡將社會看成一種個體與個體之間的關係的構成。在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中，人在社會生活中的存在就是從社會關係（如交往關係，生產關係）角度來闡發的。即便在今天，社會學仍然寄望於這種社會關係網路的理論構成，如斯洛特戴克的同胞，尼古拉·盧曼（NicolasLuhmann）的社會理論的理解，就是設定了一種建立在個體社會關係之上的社會系統。相反，斯洛特戴克對於社會結構的描述表現出其大膽的想像。個體營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氣泡，並且以這種適切於自身的氣泡去面對整個社會，我們也存在著多種多樣的氣泡，這些氣泡在社會場域中相遇，並彼此錯綜複雜的結合在一起。但是，這種氣泡結合的關係，不能理解為人與人之間線性聯繫的網路關係。這是因為，在兩個氣泡之間，共享著同一層薄膜。這層脆弱的薄膜決定了當一個氣泡破滅的時候，另一個氣泡勢必難以善存。這樣，整個泡沫型社會結構完全是以這種薄膜的共享為基礎的，每一個氣泡同時與其他氣泡隔絕開來，但是，共享性的薄膜的存在，使得氣泡與氣泡之間形成了一種生存論上的依存關係。

斯洛特戴克的以薄膜共享共存為基礎的泡沫性結構，由於彼此共存，雖然兩個氣泡之間是隔離的，但由於薄膜的共享使得它們不純粹是一種依賴於抽象的超越性的先定和諧來確保其共存關係的存在者，而是一種純粹的氣泡與氣泡之間的共存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斯洛特戴克的泡沫式社會結構提供了一種極為獨特的對於這個世界的描繪，即處於這個泡沫性結構中的每一個氣泡，處於一種相互隔絕的境遇之中（每一個生命體都生活在自己構想的氣泡之中），但是在實質上，薄膜的共享讓它們又不得不處於一種共存關係之中，對於這種泡沫式結構，斯洛特戴克發明了一個新詞：共存式隔離（Ko-isoliert）。

這樣，我們進一步可以反思斯洛特戴克在《球體II》中的全球化觀念，全球化不僅僅是宏觀球體的全球化，也是微觀球體的全球化，氣泡的無限增殖，泡沫變得越來越龐大，本身就是這種全球化運作的結果。或者說，宏觀上的全球化事實上是以微觀氣泡的無限增殖來實現的，全球化就是泡沫的增加，是一種構成泡沫薄膜的機制的複製與增多。在泡沫中，在構成泡沫的薄膜亦即薄膜所包含的空氣氛圍中，已經醞釀出一種最適宜於生命體的存在狀態，一種類似於子宮中生命體的恬靜的狀態。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們可以說，子宮的內部環境（羊水、胚胎、胎盤、臍帶的共存狀態）被複製成泡沫的存在狀態，泡沫的擴展是舒適性的擴張，也就是說，泡沫所構成的微觀球體和宏觀球體的共同全球化運動實質上就是為孕育在其中的生命力的良好舒適環境的狀態。

或許，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斯洛特戴克堅持將水晶宮看成全球化的典範。倫敦的水晶宮是1851年倫敦世界博覽會的產物。世界博覽會的出現本身就是資本全球化的一個具體體現，在空間上，資本的全球化以博覽會的形式將全球各異的各具特色的商品彙聚在一個空間之中——這個空間就是水晶宮。同時，水晶宮也代表著當時英倫三島建築設計理念的最高水平。水晶宮的設計者約瑟夫·帕克斯頓（JosephPaxton）將溫室效應的觀念有效的應用到建築設計上來，這樣水晶宮的內部空間成為了一種溫暖美好的象徵，它代表著資本主義世界最好的憧憬和想像，「一個恆溫的奢華外殼，裡面四季如春。這裡無論白天黑夜都只閃爍著友善的陽光，所有人都和平共處，相互理解。」水晶宮就是一個巨大的泡沫，一種資本全球化最理想的象徵，它是最人道主義的氛圍在全世界的流淌，最終將這種水晶宮的方案傳遞到世界的每一個毛細血管之中。

看起來，這是一種極富浪漫色彩的畫卷。當然，這種畫卷在不列顛帝國的艦船將米字旗插滿全世界的時候，倫敦的水晶宮將這種畫卷以濃縮空間式的方式表達出來。水晶宮是一個壓縮了的英倫帝國的夢想，是日不落帝國輝煌的見證。但是，它僅僅是一個帝國的見證，在其宣稱它是世界歷史的前進的舵手時，實際上醞釀了另一種危險，即為了全球化將其他的世界都碾壓在水晶宮的透明底座之下。在一次訪談中，斯洛特戴克明顯表達了對這種水晶宮式的全球化理想的不屑。他說道：「我相信全球哲學時代已經過時了，只有在形而上學的時代，哲學才是全球的。形而上學意味著將某些人都變成世界公民。這意味著世界上的居民成為一個整體，……但是世界大同主義意味著某些人成為了這個世界上的超中心的觀察者。」實際上，斯洛特戴克否定了這種全球化的整全性，也就是說，這種全球化從來不是真正的地理學層面和物質層面的全球化，而是一種以水晶宮式想像構成的泡沫的全球化。這種全球化旨在世界範圍內建造起水晶宮，但是實際上，這種水晶宮的創造必然會製造出它的反面，即水晶宮的外部，一種相對於溫暖內部的黑暗的外部。

我們回到了子宮內部和外部的二元辯證法。這個二元劃分是理解斯洛特戴克球體三部曲的關鍵所在。也就是說，在水晶宮式的全球化想像擴展開來的時候，他們忘卻了，水晶宮作為子宮的替代品是需要一個外部的，一個黑暗，充滿危機和無序的外部。在斯洛特戴克寫作水晶宮時，他是將之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中黑暗的地下室相提並論的。在有金碧輝煌水晶宮存在的地方，就應該有作為與水晶宮相對立的外部空間的存在——地下室。黑暗污濁的地下室並不是先於水晶宮而存在的，或者說，在建造水晶宮的同時，也建造出污濁的地下室，一個被水晶宮排斥在外的絕對的外部。這樣，斯洛特戴克提出了自己的資本主義批判：

使用全球化這個概念，實際上指的是在貧困的世界海洋上漂浮著的一個移動的，有著興奮的舒適感的人造大陸。儘管佔主導地位的肯定話語總喜歡喚起一種表象，似乎世界體系究其本質包含了一切。事實上卻正好相反，出於經濟以及系統的強制性原因。排他性正是水晶宮這類項目本身所固有的性質。一切自我溺愛的、在穩定的奢侈和長期供應過剩的基礎上構建起來的向心結構都是一個挑戰概率的人造生成物。它的存在必須要以一個可被壓迫，並且暫時或多或少的可以忽視的外部為前提——當然還要包括被幾乎所有行動者當成全球垃圾場的大氣圈。。

無論當代新自由主義怎麼來粉飾他們的水晶宮的神話，無論他們所宣揚的程序正義或協商政治如何形成了一個多元文化主義的全球氛圍，斯洛特戴克點睛之處在於，水晶宮打理的再好，其理論結構看起來多麼合理，毋庸爭辯，但終歸要落實到一點，這個漂亮的水晶宮在空間上一定需要一個外部作為其前提。在我們談論水晶宮的時候，一定會有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談的地下室，在大航海時代將文明的光芒推向到為開闢的大陸和島嶼上的時候，就會滋生出與整個大航海時代的夢想並存的外部——海盜的世界。在今天，我們也可以說，當全球新自由主義宣布歷史終結，認為多元文化主義的資本主義架構成為人類的最終的唯一可能的合理建構的時候，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和恐怖主義成為了他們的夢魘。外部，一個絕對的外部，成為了全球化理想的孿生兄弟，在我們光明的世界上，總是隱藏著他黑暗的影子。齊澤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吸納了斯洛特戴克的思考，在他的《暴力》一書中，他幾乎用著與斯洛特戴克一樣的語言論述著今天的全球化：「我們面對的並不是尚未完成的全球化計劃，而是真實的全球化辯證法：人的分隔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現實。這種發達國家的新種族主義，在某方面比舊式種族主義更為殘忍……我們的幻象內容則全是有關圍牆另一邊的故事：他們居住在另一個世界、一個空白區域。這個世界為我們提供一個屏幕，一個投射我們的恐懼、焦慮和秘密慾望的屏幕。『無所不奸，無所不搶的主體』就在圍牆那一邊。」或許胡安·索蘭納（Juan Solanas）導演的《逆世界》（UpsideDown）很好地表達了斯洛特戴克這個內部與外部的二元孿生的辯證世界的構成，一個奢華繁榮的上層世界是以一個污濁凄涼的下層世界為基礎的。

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斯洛特戴克可以指責本雅明的「拱廊計劃」並沒有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的實質，本雅明只是試圖在沉溺於消費世界的眾生中看到扭曲和異化的人的變型，巴黎繁華的商業拱廊街成為這種變形人的最佳聚集地，他試圖在盲從於消費的人們的面龐中解讀出資本主義異化的密碼。斯洛特戴克批判道：「本雅明指出拱廊街的象徵受到了現實主義的，甚至是庸俗的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啟發，即在絢麗的商品世界表面下，隱藏著一個近乎於不愉快的，甚至時常是絕望的勞動世界。資本主義的世界關係中究其本質是一個地獄，而居住在裡面的都是該死的傢伙。這些傢伙被詛咒，政治上很遺憾地不可能學到任何東西，在這樣心理的影響下，本雅明的理論扭曲了。」[16]斯洛特戴克的意思是，本雅明只是在一個安逸舒適的內部去尋找資本主義的不合理，而在日益健全的水晶宮模式中，那種被本雅明以拾荒的方式找到資本主義的瑕疵最終都會趨於無形。真正的資本主義批判不在於資本的內部，而是在與資本所構築的球面的外部。本雅明在根本上找錯了方向，他出入於巴黎的笙歌艷舞的場所，看到巴黎作為歐洲首都最為繁華的一面，並試圖在這種縱慾狂歡的眾生相下找到炸裂資本主義的可能性，本雅明的失敗在於，他根本沒有降生在一個可以批判資本主義的空間之中，他自己就在資本的內部，不可能從內部批判內部，資本的內部製造了迷幻劑和羊水，最終讓所有降生於這個空間中的生命體（包括本雅明自己在內）都醉倒在這個巨大的子宮之中。

同樣搞錯方向的還有哈特和奈格里，在讓他們聲名鵲起的《帝國》中，他們提出了一種不斷吞噬外部，讓外部變成內部的帝國體制。在哈特和奈格里的描述中，帝國是一隻貪婪的蛆蟲，它貪得無厭地吞噬著它的外部，直至將整個地球吞噬掉。哈特和奈格里的全球化是一種食物學的全球化，其標準是吃，吃到沒有可吃的外部為止。一旦沒有外部，「地球的空間即將封閉，而資本的帝國主義擴張面臨著自身的極限。」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帝國最終會變得只有內部，沒有外部。但是，斯洛特戴克否定了他們的想像。他警告說，兩位幼稚的作者只知道吃的運動，卻忘卻了帝國蛆蟲的排泄運動，帝國蛆蟲不僅僅製造著外部變成內部的過程，也製造著內部變成外部的過程。而後一個過程卻在很大程度上被哈特和奈格里忽略了，試想想吧，當大航海時代興起的時候，那些被排泄，淪為外部的海盜可不是處於加勒比海或者美洲大陸上的土著人，橫行於加勒比海令人聞風喪膽的海盜黑鬍子愛德華·蒂奇（EdwardTeach）擁有著純正的英格蘭血統。斯洛特戴克說道：「我相信奈格里和哈特成為了新自由主義宣傳的犧牲品，他們真的相信了資本主義是一個包容性的系統，這並不是真相。『資本的內部』是一個球體空間，很明顯，它是一個運行的漂浮著的空間，事實上，我們能夠在世界上某個地方感覺到它，在某些地方，我們能花我們的信用卡，而另一些地方不行。這裡包含了四分之一的人，四分之一的地方，但排除了四分之三。無論誰在裡面，誰都過得舒適愜意，無論誰在外面，誰都是一個問題。」這樣，帝國已經佔據了全球，在斯洛特戴克看來，完全是一種無知的想像，一種毫無外部的全球空間從來沒有存在過，而任何一種「全球化」的愜意的空間——由於其在幾何上的球體構成——必然是以排斥外部為前提的。

斯洛特戴克的球體三部曲，以及作為三部曲延伸的《資本的內部》一書，完成了一種恢弘的現代的「全球化」的史詩性的描繪，但是這種描繪是用一種極度誇張的比喻手法完成的。當有人問他，為什麼這麼做的時候，斯洛特戴克指出，面對新自由主義的霸權話語，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提供另一種更好的理論，另一種關於世界更好的描述，我的批判的志向已經在我的書中展開，我應用了各種各樣的語言遊戲，而偏偏不採用全球化所使用的那種語言方式」。這是斯洛特戴克式的反抗，這種從球體空間學出發的宏大敘事，將當代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以一種頗為怪異，但同時更有助於我們理解的方式表達出來，內部與外部的隔離，子宮與外部世界的分隔，資本的內部，全球化的想像與那些被作為嘔吐物和排泄物排斥出去的外部之間的區分，都源於一種西方式的形而上學，即球體學的形而上學。球體空間學之所以在西方形而上學中佔據一個中心地位，正是在於，球體的內部的成立永恆是以一個充滿風險，造成威脅的外部為前提的，西方思想史和現代化的歷程都是內部與外部的關係史，直到今天都概莫能外。這是世界的子宮式的運動，當子宮變成水晶宮的時候，也是外部與內部的張力最為緊張的時候，最奢華的生活往往與最赤貧的世界成為一對不能彼此消滅的孿生兄弟，彼此在各自的背面共生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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