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主義」到底是誰提出來的？

楊天石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多年來，人們一直認為，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發動事變，蔣介石下令「不抵抗」，眾口一詞，幾成鐵案。前些年，張學良在接受唐德剛的口述歷史訪問時，特別聲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蔣介石無關。這樣，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就向前推進了一步。但是，還有若干問題並未解決。這些問題是：

蔣介石是什麼時候得知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的？他的反應是什麼？

南京國民政府處理事變的對策是什麼？

張學良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蔣介石沒有關係嗎？

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能認為問題已經徹底弄清楚了。

《尋找真正的蔣介石》書面

一　蔣介石遲至9月19日晚才從上海方面得知「事變」消息

9月18日這一天，蔣介石上午早起後，即與宋美齡同謁中山陵。其後，參加國府會議，討論工廠檢查法等問題。9時半，登永綏艦，往南昌督師「剿共」。當日日記云：

下午，研究地圖，看《中山全集》。籌劃對粵、對匪策略。一、對粵，決令十九路軍先佔潮汕，十八軍集中贛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屆委員為四屆委員。余在四全會中引咎辭職，而囑陳、蔣、蔡等應之。如果不從，則以武力牽制之。對匪決取包圍策略，以重兵掩護修路，以大款趕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則，欲速不達，應難見效也。

1931年初，蔣介石因政見分歧，軟禁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長鬍漢民，引起國民黨分裂。5月，汪精衛、孫科等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對立。同年4月，何應欽調集湘、鄂、贛、閩四省軍隊，對中共領導的江西中央根據地進行「圍剿」。蔣介石這一天的日記表明，他在艦上所考慮的只有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廣州新成立的國民政府，解決寧粵對立問題；一是如何對待江西的共產黨。完全沒有涉及東北問題。

日軍進攻瀋陽北大營在當晚10時，是不是當日蔣介石早已寫完日記，後來的「事變」和對張學良的應變指示都沒有寫進日記呢？不是。

9 月19日，蔣介石有一通致張學良電，中云：

北平張副司令勛鑒：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滬電，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其藉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蔣中正叩。皓戌。

此電現存手跡原件。「皓」，19日，「戌」，約當21點至23點之間。可見，蔣介石得知「事變」是在9月19日晚到達南昌之後，其消息來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變的任何消息，也沒有從張學良處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對張學良有任何指示。過去所有關於蔣當晚如何指示張「不抵抗」的說法，有些甚至是很具體的、活靈活現的說法，例如，曾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說：「『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這些電文一直到現在還保存著，蔣介石是無法抵賴。」上引蔣電可證，郭說不確。郭維城到1934年才擔任張學良的機要秘書，他的說法應出於猜想和傳聞。

又，蔣親自審定的《事略稿本》稱：「十九日，公艦到湖口，換船，經鄱陽湖，抵南昌，忽接急報迭來雲。」將《事略稿本》所述與上引蔣致張電兩相印證，可以確認，蔣是在「事變」發生整整一天之後才得到「事變」發生消息的。當晚，他寫下的日記是：

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消息……

日記中，稱「事變」發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當夜，並不知道瀋陽發生了什麼事。

二　「不抵抗」命令確實發自張學良

張學良

在公開的函電中，最早出現「不抵抗主義」一詞的是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和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榮臻的電報。他們於9月19日上午8時左右致電張學良，報告說：「日兵至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毫無反響。」又稱：「職等現均主張堅持不與抵抗，以免地方糜爛。」張學良接電後，即於19日發表通電，中云：

副司令行營效日（19日）來電云：頃接瀋陽臧主席、邊署榮參謀長皓午電稱：日兵自昨晚十時，開始向我北大營駐軍施行攻擊，我軍抱不抵抗主義，日兵竟致侵入營房，舉火焚燒，並將我兵驅逐出營，同時用野炮轟擊北大營及兵工廠。

20日，南京國民黨的機關報《中央日報》在「我未抵抗日軍轟擊」的標題下，發表了張學良的上述通電，「不抵抗主義」五字遂首次公之於文字。張電所云，雖系轉述臧、榮二人來電，但是，臧、榮二人不會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義」一詞，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張學良的口頭指示。關於此，榮臻報告說：

得知日軍襲擊北大營，當即向北平張副司令，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故轉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長，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繳械，占入營房，均可聽其自便等因。彼時，又接報告，知工業區迫擊炮廠、火藥廠均被日軍襲擊。當時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電話向張副司令報告，奉諭，仍不抵抗，遂與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辦法，決定日軍行動任何擴大，攻擊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鎮靜。

「尊重國聯和平宗旨，避免衝突」，當然就是「不抵抗」。「以電話報告，並請應付辦法，當經奉示」云云，說明張學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並未經過請示或研究。

1990年8月，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時曾說：

我那時在北京，在醫院養病。當時病剛好。那天我請英國大使去看梅蘭芳唱戲。我聽到這個報告，立刻回到家裡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麼個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當時是……（此句聽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麼個事情。

張學良承認，是他「回到家裡下命令」，至於「命令」的內容，很遺憾，在關鍵的地方「聽不清」。不過，張學良在他的自傳體著作《雜憶隨感漫錄》中講得很具體：

約在十點卅分許，來人報告瀋陽有長途電話，榮參謀長請我說話，有緊急事項，我立刻辭藍公使歸返。榮對我說：有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日本附屬地的日本駐軍亦集結活動。我囑切戒我軍勿亂動，速與日本顧問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級將領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總領事處接洽交涉……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我派員向日本北平使館矢野代辦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詳。

張學良要榮臻「切戒我軍勿亂動」，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實，關於和榮臻的通話內容，張在事變後的第二天，已經講得很清楚、準確。9月19日下午2時半，張學良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沈，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可見，張學良和榮臻的通話主要內容，就是「絕對不抵抗」，而且，還有一句：「盡任日軍所為」，賦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動自由。結合上引《雜憶隨感漫錄》所述「天曉之後，除報告政府請示外」等語，可證張學良對榮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的情況下獨立作出的決定。

9月19日晨，張學良在北京協和醫院召集東北幹部張學銘、于學忠等人會議，再次肯定「不抵抗主義」。報道說：

張皓（十九日）晨在協和召東北幹部，開緊急會議，以日人違反國際公法，破壞東亞和平，決取不抵抗主義，一切聽各國裁判，並電顧維鈞、湯爾和來平，向各使節說明日人暴動真相，一面電呈中央。

這樣，「不抵抗主義」就不僅是張學良的個人意見，而是「東北幹部」的集體決定了。

日軍眺望佔據的江北大營

張學良與榮臻通話時，「事變」剛剛開始，張學良只知道「日本鐵道守備隊約一中隊，向我北大營營團射擊」，但是「事變」的發展很迅速，日軍很快就佔領營口、長春等許多東北城市，應該說，日軍的侵略意圖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張學良仍然堅持主張「不抵抗」。9月22日，張學良得悉日軍有向哈爾濱推進之勢，致電東省特區長官公署轉護路軍司令部說：

頃聞日軍有向哈埠推進之訊，如果屬實，仰相機應付。維彼不向我軍壓迫，我應力持鎮定；萬一有向我軍施行壓迫之動作，該部應即避免衝突，暫向安全地帶退避，以保安全。

此電雖無「不抵抗」之詞，但內容與「不抵抗」並無二致。當時，國民黨大佬李石曾、張繼、吳鐵城在北平，都和張學良討論過「事變」問題。9月23日，吳鐵城致電蔣介石報告：

對瀋陽事件，漢兄等主張始終不抵抗，但以急速解決為妥。

如果說，「事變」初起，榮臻剛剛以電話向張學良請示時，張學良以為還是「尋常性質」，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處理，但是，這時已經是「事變」後的第5天了。張學良卻仍然沒有改變「不抵抗主義」的任何表示，這就不是以判斷失誤可以解釋的了。

12月21日，日軍分三路進攻遼西重鎮錦州，張學良仍無堅決抵抗打算。同日，他致電第一軍司令于學忠，電稱：「近當日本進攻錦州，理應防禦，但如目前政府方針未定，自不能以錦州之軍固守，應使撤進關內。」其後，蔣介石下野返鄉，25日，南京國民政府電令張學良「應儘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在此情況下，東北軍曾與日軍有所交手，但仍於1932年1月2日放棄錦州，退入關內。不久，蔣介石復出。同年6月，汪精衛、宋子文等自南京飛北平，會晤國聯調查團。19日，汪、宋會晤張學良，動員張在山海關地區與日軍「小加抗戰」，但是，仍然受到張學良的堅決拒絕。關於這一過程，張學良回憶說：

見面之後，出示蔣委員長親筆函，大意是汪院長來平，為對日軍事問題，同我相商。

談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華北對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詢問，政府是否具有堅絕的決心，有無相當的準備。我們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轍。汪答曰：「不是那個樣子的事，是因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論攻擊，希望我對日本作一個戰爭姿態，小加抗戰，至於勝敗則所不計，乃是在政治上可以應付輿論之指責也。」我聆聽之下，驚訝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無準備和決心，擬犧牲將士之性命，來挽救延續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這是蔣委員長的意思。」我說：「你若說是蔣委員長的意思，蔣委員長是我的長官，他會直接給我下命令的。他不會寫信，說汪先生你來同我商討。既然說是同我商討，這種並不是真正的抗戰，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辦法，我的表示是，決不贊同。」

這時候，東北早就全境淪陷，日本已於當年3月成立「滿洲國」，並且進一步覬覦華北。蔣當時的計劃是，要求張學良撤換庸懦無能的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兵「佔據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威脅山海關，令倭寇使之不敢窺竊平津」。蔣認為：「救國御日之道，莫此為要」，曾在日記中表示：「致函漢卿，督促其實行之。」因此，蔣介石托汪精衛帶給張學良親筆信的內容，並不如張學良所述這樣簡單。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張「小加抗戰」，「作一個戰爭姿態」，但是，對於一個渴望洗雪家仇國恥的愛國將領來說，不正是提供了一個「為國效力」的機會嗎？至少，可以乘機要求南京政府發奮備戰呀！然而，張學良仍然毫不動心。

三　多年來，張學良一直坦承個人責任

「九一八」之夜，張學良在未經向南京國民政府請示的狀況下，向東北軍下達了「不抵抗」命令；在此後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張學良也仍然堅持「不抵抗主義」。對此，張學良在許多場合，都如實敘述經過，坦承個人責任。

1945年8月，抗戰勝利。東北父老對張學良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使張很感動。次年1月3日，他在日記中寫道：

今天早晨躺在床上沒起來，胡思亂想，想到東北的人們對於我個人的問題，這不單是感情的問題了，真叫我慚愧無地，難過的了不得。說起抗戰階段，我是毫無貢獻。當年在東北時，以前是承老人的余潤，後來我不過執政三年，不但對地方沒有造福，因為我一意的擁護中央，依賴中央，才有了中東路問題，對俄盲目的戰事。九一八的事變，判斷的錯誤，應付的錯誤，致成「不抵抗」，而使東北同胞水深火熱十四年，今天他們反而對我如此的熱誠，這可真叫我太難過了！

張學良的這一段日記承認自己「判斷的錯誤，應付的錯誤，致成不抵抗」，並沒有將責任推給別人。

1990年，張學良接受唐德剛訪談時曾「鄭重聲明」，「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說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絕對不是的。」他說：

我現在就給你講這個不抵抗的事情。當時，因為奉天與日本的關係很緊張，發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幾個事情。那時我就有了關於日本方面的情報，說日本要來挑釁，想借著挑釁來擴大雙方的矛盾。明白嗎？我已經有了這樣的情報。所以，那個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謂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衝突，他來挑釁，你離開它，躲開它。

當唐德剛談到「我們聽了五十多年了，都是這個說法呢，都說是蔣公給你的指令呢。」至此，張學良連連表示：「不是，不是，不是的。」「這事不該政府的事，也不該蔣公的事。」

1991年5月28日，張學良在紐約接受東北同鄉會會長徐松林等人訪談時說：「是我們東北軍自己選擇不抵抗的。我當時判斷日本人不會佔領全中國，我沒認清他們的侵略意圖，所以盡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給他們擴大戰事的借口。『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是我下的指令，與蔣介石無關。」

其他的資料還有很多，無須再引了。

可見，從1946年1月3日的日記，到1991年的答問，張學良始終完全承擔「不抵抗」的責任，從未涉及別人。

四　張學良為何決定「不抵抗」

瀋陽是奉系的「老窩」，是張作霖、張學良賴以立身、發跡的根據地，為什麼當日本人來搶佔這塊寶地時，張學良會下令「不抵抗」呢？這裡，我們要引用張本人的另一段至今尚未發表的「口述史」了。1992年1月2日，張學良在台北接受張之宇、張之丙姊妹訪問時說：

不但中央，就是連我們（也）根本沒法子跟人打。不想打？怎麼不想打？打可（能）更壞，日本更高興。日本就希望你打呀……打了，（東北就是）我佔領的……我們打敗了，交涉（時）你（就）得賠償了……（我）知道怎樣部署也是打不過他……人家日本人拿一個師來……那整個我們打不過呀……我們那時候沒法子跟他打……就是游擊隊搗亂，這可以，正面的作戰不行……人家一個可以當你十個……跟日本人打仗，他不投降，他剩一個人都要打呀……日本軍人實在我可佩服。（九一八事變時）我認為日本是挑釁，找點麻煩，可以（向我們）多要點好處。（我們和日本打）好像拿雞蛋碰石頭，絕對打不過的。

這一段話是哥倫比亞大學請人根據錄音整理的。為幫助讀者能讀得比較順暢一點，我添加了少數字詞，以括弧表示。

在這一段話里，將張學良將下令「不抵抗」的原因講得很清楚，一是對日本侵華的野心估計不足，認為只是一般性的「挑釁」，「找點麻煩」；一是認為中日兩軍軍力懸殊，根本打不過日本人。在這兩點中，最主要的是第二點。

關於張學良拒絕在山海關對日「小加抗戰」一事，張學良在接受張之宇姊妹訪問時也曾談過此事，他回憶當時的對話情況：

汪精衛：「你在山海關一定要和日本打！」

張學良問：「中央政府有什麼準備？」「沒有（準備）？打不勝，為什麼還打？」

可見，張學良當時反對和日本作戰的理由還是「打不勝」，就不能「打」。他之所以堅持「不抵抗主義」，有他自己的思維邏輯。

張學良自稱「愛國狂」，他的愛國主義思想早在20世紀20年代即已形成。然而，在面臨強敵進攻時，卻一再主張「不抵抗」。「不抵抗」當然是絕對錯誤的，然而，人們卻不能不承認，就總體而言，張學良仍是一個愛國主義者。

五　「不抵抗主義」的歷史源頭

通過上述分析，讀者可以發現，「九一八」之夜和「九一八」之後，張學良的對日政策都是「不抵抗主義」，他並未向蔣請示，也非出於蔣的授意。那麼，這是否意味著「不抵抗主義」和蔣介石毫無關係呢？並非如此。早在1928年5月，蔣介石的日記中就提出了「不抵抗主義」。

當年4月，蔣介石自徐州誓師，率兵北伐，目標是打下北京，結束奉系軍閥的統治。同月19日，日本出兵山東。5月3日，日軍在濟南肆意殺害中國軍民，殘酷殺害山東交涉員蔡公時等17名中國外交人員。4日夜，蔣介石決定中國軍隊退出濟南，分五路渡過黃河，繞道北伐。10日，譚延闓、張靜江、吳稚暉、王正廷、蔣作賓等在兗州與蔣介石會議。當日，蔣介石日記云：

晨，到兗州。上午，譚延闓、吳敬恆、張人傑到。會議議至下午四時，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唯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乃求最後歷史之光榮。余決心，以退至運河沿岸魯西與徐北，與之決戰也。

可能，這是近代中國「不抵抗主義」的最早源頭，也是蔣介石「不抵抗主義」的濫觴。當晚，蔣介石決定對日道歉，免除第三軍團軍團長賀耀祖的職務。

11日，日軍進攻濟南城，蔣介石日記云：

聞今又攻濟南城，昨今連命其放棄濟南，消息終不得達也。決將總部移動至濟寧，余自渡河北伐，暫避倭寇。以原定目標為奉張，如轉移於倭寇，則多樹敵，有背原則也。

蔣介石的這一頁日記說明，他之所以決定對日軍在濟南的挑釁「不抵抗」，也有他自己的思維邏輯，這就是，堅持消滅奉系軍閥的原目標，不能多增加一個敵人。

蔣介石的決定實際上是國民黨和南京國民政府的集體決定。5月9日，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召開聯席會議，決定4條：1. 令蔣、馮（玉祥）、閻（錫山）三總司令會商軍事機宜，繼續北伐。2. 令李（宗仁）、程（潛）、白（崇禧）三總指揮，率湘鄂兩軍，迅速由京漢線進攻，在最短時間內會師北京。3. 令外交部，再對日本嚴重抗議。4. 由國民政府致電國際聯盟，聲述日本出兵山東、殺害中國外交官及士兵民眾，炮擊濟南及其附近種種事實。這裡，沒有一條提到要對日本的挑釁予以還擊。次日下午，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葉楚傖在上海報告中央應付方針，聲稱：「我們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先要剷除軍閥，要準備將來的抵抗，所以現在要準備體力、財力、武力，以為將來最後最大的爭鬥。」「準備將來的抵抗」，其言外之意，當然就是「現在不抵抗」。11日，《中央日報》發表文章說：「田中義一加入張作霖、張宗昌的聯軍，多方挑釁，想要我軍雙管齊下，對軍閥和帝國主義同時攻擊，以便分散我軍的軍力。我們務必不落他們的圈套，堅持各個擊破的戰略，先完成北伐，後打倒帝國主義。」這一段話幾乎和蔣介石同日的日記如出一口。

蔣介石的日記表明，「不抵抗主義」的「知識產權」仍然屬於蔣介石。

六　蔣介石的《銑電》，有耶？無耶？

關於「九一八」時期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洪鈁回憶說：

蔣介石於8月16日，曾有一《銑電》致張學良謂：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這個《銑電》轉知東北各軍事負責長官，一體遵守。

洪鈁當時任陸海空軍副司令行營秘書處機要室主任，隨同張學良在北平辦公，因此，他的回憶有相當的權威性。此外，還有另一個當事人趙鎮藩的回憶，他說：當年8月，東北軍第七旅旅長王以哲曾到北平向張學良彙報日軍情況，回來後傳達說：張副司令已經派人將情況報告了蔣介石，蔣指示暫不抵抗，準備好了再干，一切事先從外交解決。要效法印度甘地對英國不合作的辦法來應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採取拖延方針。他寫道：

接著又接到張學良轉來的蔣介石的《銑電》（八月十六日），主要內容是：採取不抵抗政策，竭力退讓，避免衝突，千萬不要「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希轉飭遵照執行」等語。

趙鎮藩當時是第七旅的參謀長，北大營的守衛者。他的回憶也應該有權威性。一個洪鈁，一個趙鎮藩，兩個當事人的回憶都證明有《銑電》，則《銑電》的存在似乎不容懷疑。

當年7月，長春西北萬寶山地區的朝鮮族農民因挖溝引水與中國農民發生衝突，日本以護僑為名毆打、槍殺中國農民多人。事後，日本即在朝鮮各地掀起排華風潮，同時揚言將向滿洲增派部隊。8月16日，蔣介石閱讀長春市市政籌備處的萬寶山事件調查報告時寫道：

一面交涉，一面侵襲，假交涉之談判，為侵襲之掩護，其詐欺殘酷之手段，乃人類所未有之丑伎，及目的已達，乃偽讓而退。此其一步一步之螺旋而進之策略，吾已見其肺肝矣。嗚呼！天下從此多事，吾甚為民眾痛惜焉。

這一段話，充滿了對日本政府的種種侵略手法的驚悚之感。上文已經指出，1928年5月10日，蔣介石等南京國民政府要員在兗州決定，對日軍在濟南的挑釁，「決取不抵抗主義」。次日，日軍即佔領濟南。直至1929年3月，中日簽訂解決濟案交涉文件，日軍才陸續從濟南撤退。蔣介石有此經歷，在面對萬寶山事件時再次重申「不抵抗主義」，完全符合其思維邏輯。

不過，《銑電》的存在也還難於論定。這是因為：第一，洪鈁和趙振藩的回憶均系多年後的回憶，只有片斷文字，而且，關鍵的是，該電始終不見於各種文獻檔案。台灣政治大學的劉維開教授曾遍查大陸和台灣的各類檔案，包括保存蔣介石資料最為完整的《蔣中正「總統」檔案》，均不見此電。因此，他主張對此電存疑。

第二，唐德剛先生在訪問張學良時，曾說：「那他這種偽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說蔣公打電報給你，說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民族國家於不顧。又說你拿著個皮包，把電報稿隨時放在身上。」唐先生這裡提到的「吾兄」云云兩句，正是《銑電》中的關鍵詞語。然而，張學良仍然表示：「瞎說，瞎說，沒有這事情。我這個人說話，咱得正經說話，這種事情，我不能諉過於他人。這是事實。」「我要聲明的，最要緊的就是這一點。這個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個兒的事情，是我的責任。」

前文已述，張學良多次否認「不抵抗命令」和蔣的關係。上述談話中，唐德剛雖然特別引述《銑電》的關鍵詞語以提醒張，但張學良仍然堅決否認。這種情況，似非老年記憶衰退可以解釋。據此，《銑電》又似乎從來不曾存在過。前幾年，曾有人在書中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毅荻書齋」的展櫃中藏有《銑電》原件，經筆者電詢該書作者，該書作者自承：「此書不足為據。」

9月6日，張學良曾有《魚電》致臧式毅與榮臻等人，電稱：

現在日方外交漸趨吃緊，應付一切，亟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遵照注意為要。張學良。魚。子。秘印。

後來洪鈁、趙鎮藩回憶的《銑電》也許是《魚電》的誤記？

張學良在接受張之宇姊妹訪問時，曾談過他下達《魚電》的想法：

我已經得到了情報，日本要挑釁。（所以下了）不抵抗主義的命令。我的命令大概是九月，我在醫院下的命令。九月。我忘記了，反正是九一八以前。我給東北（軍下命令），日本來挑釁，我們不要跟他抵抗……他要來挑釁，我們要躲避……沒有想到大規模的……這種大的來啦，惹得國際的問題，世界的問題都來了。

顯然，張學良所說「在醫院下的命令」，當即上述9月6日給臧、榮二人的《魚電》。

兩國交戰是大事，不輕啟戰端，慎重、冷靜地處理日方的挑釁是必要的。但是，慎重、冷靜不等於完全放棄有理、有節的抵抗。以忍讓求息事，完全放棄抵抗，將會助長敵人的凶焰與野心。《魚電》雖然針對小規模衝突而言，但它仍然是一項錯誤的決策。

不僅如此，張學良後來還在《魚電》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向前發展了，這就是要求有關部隊收繳士兵的武器。「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上午10時，張學良接受天津《大公報》記者訪問時坦言：「實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對日兵挑釁，不得抵抗。故北大營我軍，早令收繳軍械，存於庫房。昨晚（即18日晚）10時許，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營，開槍相擊。我軍本未武裝，自無抵抗，當被擊斃三人。」既然中國軍人手無寸鐵，自然只能「盡任日軍所為」了。

七　南京國民政府默認並且贊同張學良的處理方針

辨明「九一八」事變時期的「不抵抗命令」出於張學良，並不能減輕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責任。

「 九一八」事變後，張學良力圖訴諸悲情，證明曲在日方，「證明我軍對他們的進攻，都未予以還擊，更無由我方炸壞柳條溝路軌之理」。其辦法是訴諸外交。9月19日上午的東北幹部會議，作出的決定就是「一切聽各國裁判」。在隨後召開的東北外交委員會上，顧維鈞提出，立刻電告南京，要求國民政府向國際聯盟行政院提出抗議，請求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處理這一局勢。張學良和會議參加者都同意。其後，南京國民政府採納的就是顧維鈞的方案。

蔣介石從上海方面得到瀋陽發生事變的消息後，立即致電張學良，要張向外宣傳時「力辟」日方散布的侵略借口——東北軍「有拆毀鐵路之計劃」，無一語談及軍事準備與軍事鬥爭。9月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在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提出：「先行提出國際聯盟與簽訂非戰公約諸國，以此時惟有訴諸公理也。一面則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忍耐至於相當程度，乃出以自衛之行動。」22日，蔣介石致電張學良，要求張迅令青島海軍集合塘沽，以防「與日艦發生萬一之意外」。此後，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都一心一意寄希望於國際聯盟，在相當的一段時期內都不曾指示張學良和東北軍抵抗。這就說明，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在事實上默認和肯定張學良的「不抵抗主義」。

當然，揭穿日方謊言是必要的，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爭取國際輿論的同情和支持也都是必要的，但是，沒有下達任何一個軍事準備與抵抗的指示，卻也是不正常的。戴季陶等當時就提出：「當時當地軍隊若竟無一舍死之人，恐外無以啟世界對中國之信賴，內無以立後代兒孫之榜樣。」邵元沖在參加中央黨部的緊急會議也認為：「所謂不抵抗者，乃不先向人開火攻擊，並非武裝軍人遇敵來襲擊至包圍繳械時，猶可束手交械而謂之不抵抗主義者。民族主義，國民精神喪失已盡，安怪異族之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也。」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並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和張學良一樣，也在於「恐日」，過高地估計了日本的軍事實力。1932年1月12日，蔣介石下野還鄉，在奉化武嶺學校演講時說：「中國國防力薄弱」，海陸空軍不足，一旦給日本提供「絕交宣戰」的口實，「必至沿海各地及長江流域，在三日內悉為敵人所蹂躪，全國政治、軍事、交通、金融之脈絡悉斷，雖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應該說，這段話道出了蔣介石的思想癥結。

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之所以默認並實行「不抵抗主義」，其原因還在於「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當時，蔣介石正在全心全意剿滅在江西等地不斷發展的中共和紅軍的力量，自然，對外必然採取息事寧人的對策。9月20日，國民黨中央訓令各級黨部「喚起全國國民，努力救國」，但是，其第一條卻居然強調：「危害民族生存之赤匪必須根本剷除」。

九一八之後，日本進一步企圖在華東地區挑釁。10月6日，日艦大舉來滬，蔣介石指示上海市長張群說：「日本軍隊如果至華界挑釁，我軍警應預定一防禦線，集中配備，俟其進攻，即行抵抗。」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閘北，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採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針，這就較「不抵抗主義」向前進了一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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