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民安：漢宣帝整頓工商輕徭薄賦設立常平倉

國富民安：漢宣帝整頓工商輕徭薄賦設立常平倉

漢昭宣時期，以「輪台詔令」為基本依據，認真總結了漢武帝時期推行經濟政策的經驗教訓，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政策，採取「與民休息」的政策，收到了顯著的效果。

漢武帝時期，工商業官營政策暴露出諸多弊端，昭帝時期就引起了較大非議。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召開的鹽鐵會議上，眾臣對這些政策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導致了「罷郡國榷沽」的結果，但其他各項仍未罷除。

漢宣帝親政後，繼續整頓這些政策，曾於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九月下詔：「吏或營私煩擾，不顧厥咎，朕甚閔之。鹽，民之食，而賈咸貴，眾庶重困，其減天下鹽賈。」由此可見，工商官營政策在昭宣時期雖然仍在執行，但經過整頓，這些政策的一些弊端，如官吏徇私枉法，貪污腐敗等問題，在一定時期內得到了有效抑制，這有利於百姓的「休養生息」。

針對「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無）立錐之地」的現象，為制止土地兼并，宣帝即位後，先後三次詔令，把「貲百萬者」的豪強徙往平陵、杜陵等地，而後將其土地或充為公田，或配給無地、少地的貧民。還把國家苑囿或郡國的公田，借給少地或無地的貧民耕種，使他們儘可能地擺脫豪強的控制，重新變為國家的編戶（假民公田）。

本始元年（公元前73年）漢宣帝即位不久，就免除了百姓當年租稅。後又對遭受旱災、地震、病疾的地區，免除三年的租賦。地節三年（公元前67年），他下令降低一直很高的鹽價，減輕老百姓過重的負擔。五鳳三年（公元前55年），他下令減少天下口錢。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又下令減收全國百姓算賦錢，一算減三十錢。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又再次詔令免除當年田租。

在徭役方面，也盡量減省。當時，漕運所消耗的人力很多，僅從關東向京師運谷四百萬斛，每年就需用六萬人的勞力。漢宣帝採納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的建議後，在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買糧，供給京師所用，一下就減省關東多半的漕卒。在宣帝的大力倡導下，各級官吏都將勸科農桑、發展生產作為首要政務，還派農業專家蔡葵為「勸農使」，巡視全國，指導農業生產。在宣帝統治後期，國內經濟繁榮，農業連年豐收，谷價創造了漢代的最低價。

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正月，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便在向宣帝奏請，在邊郡設立常平倉，以供給北部邊防之需，減省轉輸漕運之費。「常平」源於戰國時李悝在魏所行的平糴，即政府於豐年購進糧食儲存，以免穀賤傷農，歉年賣出所儲糧食以穩定糧價。范蠡和《管子》也有類似的思想。漢武帝時，桑弘羊發展了上述思想，創立平準法，依仗政府掌握的大量錢帛物資，在京師賤收貴賣以平抑物價。

耿壽昌還奏請將海租（水產稅）增加三倍，儘管早在神爵元年，趙充國就已有趁低價在金城郡多糴谷蓄的建議，但時隔七年之後耿壽昌才將之奏請實施，並將試行的範圍由金城一郡擴大到整個北邊，這就足以說明，漢朝這些年來積蓄的穀物已經豐富到了足夠支撐這個龐大計劃的地步；而谷價的長期低迷，則說明實施這一計劃的內外部條件到這時已經完全成熟。這兩項條件的完備使得常平倉的設立具有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意義，一旦正式施行，成功的希望便有了相當的把握。雖然御史大夫蕭望之以「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為由，又認定耿壽昌之舉實乃「費錢二萬萬餘，有動眾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因而極力反對，宣帝仍然一一照準。

耿壽昌的改革方案很快收到成效，漕事因而暢達，他便又下令在邊郡各地築造穀倉，於谷價低時加價糴入、價高時則降價糶出，以平抑谷價，調劑各邊郡的穀物供給，名曰「常平倉」。常平倉的設立，是以國家的財力為後盾、以改變市場供應量的手段來達到穩定谷價，調節市場的目的。這樣既能減輕過低的谷價對中小農戶的傷害，保護他們的切身利益，又使國家常年掌握著一定數量的糧食儲備，能夠維持邊防的穩定。百姓得其便利，國家也得以安定，一舉而兩得。

漢宣帝時期設立的「常平倉」作為調節糧價，儲糧備荒以供應官需民食而設置的糧倉，主要是運用價值規律來調劑糧食供應，充分發揮穩定糧食的市場價值的作用。在市場糧價低的時候，適當提高糧價進行大量收購，不僅使朝廷儲藏糧食的大穀倉一太倉和甘泉倉都充滿了糧食，而且邊郡地方也，倉廩充盈。在市場糧價高的時候，適當降低價格進行出售。這一措施，既避免了「穀賤傷農」，又防止了「谷貴傷民」，對平抑糧食市場和鞏固封建政權起到了積極作用，還對邊疆的糧食儲備產生有利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

司馬光對漢宣帝的評價：「帝興於閭閻，知民事之艱難。霍光既薨，始親政事，厲精為治，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敷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於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常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裡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為盛，稱中興焉。」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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