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最大錯誤就是殺了魏忠賢 處死之後為什麼還要秘密收葬遺骸呢

崇禎（公元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檢的年號。崇禎是明朝作為大一統王朝的最後一個年號。

明朝敗亡之後，李氏朝鮮的士族出於小中華思想，在國中仍然使用崇禎年號，如崇禎紀元後八十三年（1710年）、崇禎後再癸丑（1733年）、

崇禎後百三十八年（1765年）等等，這被稱作「崇禎紀元」。

天啟七年（1627年）思宗朱由檢登位以後，嘉興貢生錢嘉征彈劾魏忠賢十大罪狀：一併帝；二蔑後；三弄兵；四無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無聖；七濫爵；八掩邊功；九傷民財；十通關節。思宗下令清查「閹黨逆案」。一共清查出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再加上漏網之魚五十七人，共計三百一十五人。

死前被公布罪狀、發配鳳陽，死後被碎屍萬段、懸首示眾，崇禎上台後對魏忠賢的這一系列處置，在給當時的黑暗政壇帶來些許新鮮空氣的同時，也讓他贏得了聖明之君的歡呼頌揚。然而，17年後，在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前夕，崇禎卻下密旨收葬魏忠賢的遺骸，墓址就選在了魏忠賢生前早已看好的香山碧雲寺。

每次讀史讀到這裡的時候，筆者總要驚訝一番，沉思一番。驚訝的是，崇禎在李自成大兵壓境的危急時刻，不把全部心思放在調兵遣將上，居然還有閑心做一件與禦敵守城毫不相干的事情；沉思的是，崇禎在國破人亡的慌亂絕望中，為什麼會突然改變自己打倒和否定魏忠賢的初衷，重新審視魏忠賢的價值和功績，並出人意料地為其收集骸骨、修墳立碑。

明熹宗臨死前曾專門叮囑崇禎說，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朱由校在生命最後時刻對魏忠賢給予如此高的評價，固然摻雜著個人私情，但最主要的是他認識到了魏忠賢在處理「大事」方面的清醒和果決，尤其是在維護大局、知人善任、賞罰分明的關鍵問題上，在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政治立場上，所表現出來的深明大義和遠見卓識。

平心而論，魏忠賢為鞏固個人權勢，未免有黨同伐異、殘忍歹毒的罪惡一面，但從他曾經力排眾議、大膽起用遼陽戰敗後遭受讒言的熊廷弼，不徇私情、果斷罷免寧錦一戰中畏縮不出的袁崇煥，拋開私怨、違心推薦趙南星、孫承宗等一批能臣直臣等諸多方面，可以看出他還是心繫國家、講求原則的。魏忠賢主政期間，國內形勢良好，遼東局勢平穩，這層能力、這種魄力、這份功績，還是應該被認同和肯定的。

崇禎即位的時候，海內難民揭竿四起、關外清兵虎視眈眈，在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形勢下，朝廷迫切需要一位魏忠賢這樣富有處理軍國大事經驗和把握動蕩時局能力的「能人」來獨當一面，雖然無法扭轉國勢日衰、積重難返的敗亡趨勢，但也不至於在短時間內坍塌崩潰。但崇禎為了整飭內政和平息民憤，更是為了報仇雪恨和獨掌大權，借著朝廷文武大臣的「倒魏」怒潮，以迅雷之勢徹底肅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

能夠不動聲色地一舉剷除魏忠賢，一直是崇禎自我標榜的人生得意之作。然而，正是由於過分欣賞自己的才幹，過度迷信自己的能力，卻讓他從自信變得自負，最後變得剛愎自用。魏忠賢死後，崇禎起用了倡導儒家思想的東林黨人，但在國內動蕩、邊關危急的存亡之際，那些擅長空談、治國乏術的文人儒將能有什麼作為楊鶴對民風剽悍的起義軍實行「招安」，袁崇煥與狼子野心的皇太極私下「和談」，無不表現出東林黨人的庸俗、懦弱、酸腐和無能。

儘管崇禎志向遠大、勵精圖治、宵衣旰食、事必親躬，但他既無治國之謀，又無任人之術，加上他嚴苛、猜忌、多疑，對大臣動輒怒斥、問罪、砍頭、凌遲，其殘忍和冷酷與魏忠賢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禎還頻繁地調整官吏，17年間他竟然換了17個刑部尚書和50個內閣大學士。這種讓人噤若寒蟬、如履薄冰的高壓態勢，造成國家人才匱乏，有心報國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請纓效命。無奈之下，崇禎只好培植私人勢力，重新起用大批更加腐朽無能的太監，最終導致「十萬太監亡大明」的歷史悲劇。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殺殉國前的第五天，崇禎在大勢已去、大廈將傾的絕望中，在聽到太監曹化淳說的那句「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的話之後，終於領會到了皇兄臨終前強調魏忠賢「恪謹忠貞，可計大事」的深意所在。國難當頭，非常時期，個人恩怨和個人私慾是不是應該暫時放一放呢?畢竟，國祚永存，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是最硬的道理。在幡然醒悟的同時，也讓無力回天的崇禎在精神上徹底崩潰。收葬魏忠賢遺骸，既是對魏忠賢價值和功績的重新肯定，也是對自己17年執政生涯的全盤否定。以魏的權勢在最後一刻也沒有反叛過，如果當時魏放手一博的話，也許中國的歷史將會被改寫。

細讀於此，不知心裡有何滋味，縱觀魏忠賢之一生，大奸大惡。其所作之事大都為自我私情，知人善任之事，史書記載寥寥無幾。他改革首鼠一端，朝夕令改，百姓苦不堪言，他號令反腐，卻收取巨額賄賂。凡此種種，如何成事?繼續讓魏忠賢處理朝政，恐怕沒等李自成起義，明朝早已亡國。

東林黨和閹黨其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就像現在兩黨制國家的兩個政黨一樣，你可以說他們都不是什麼好鳥，但絕對沒有誰是誰非這樣的區別，兩個政治組織而已。

東林黨代表文官，閹黨代表了皇權，明代相權皇權爭鬥的很厲害，皇帝都是依靠所謂的閹黨(其實就是領頭的是幾個太監，多數也是文官)來制衡，這樣平衡了權利，使國家多少能保持穩定。所以閹黨在明代並不是洪水猛獸，不像漢唐不但把持朝政，還能決定皇帝的廢立，只是一個維持權利平衡的政治集團而已。

只是我們看到的歷史都是由文官寫就的，東林黨當然被包裝成一身正氣的高尚人物，對於閹黨也就無限貶低了，所以我們看到的閹黨都是一群不男不女的老妖怪，殺人不眨眼，手段殘忍，而東林黨都是經受種種折磨，不屈不撓，最後終於獲得勝利的悲劇式的英雄人物。其實就是政治鬥爭而已，而中國的政治鬥爭歷來都是殘酷的、不死不休的，閹黨手段殘忍，東林黨也好不到哪裡去。

崇禎上台的確想做點事情挽救危亡的，但是入手點找錯了，他認為國家變成這樣就是因為朝廷醉心於黨爭而沒人干實事，其實因為有黨爭，形成了互相制衡和監督，多少還能幹點實事。他一上來就把閹黨給一鍋端了(這也從另一面說明明代根本沒什麼宦官專權，只要皇帝一發話，再牛的太監也立馬完蛋)，再加上文官和皇權本身就是對立的，而崇禎等於主動放棄了皇權，東林黨失去制衡後更加肆無忌憚，皇帝連幫他辦事的人都沒了，這幫文官更加不鳥皇帝了。

崇禎清除了閹黨後，以為能朝政清明了，結果發現東林黨這幫人比起閹黨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再沒有能和他們抗衡的人了。都說崇禎急躁而多疑，內閣換過幾十個，大臣也殺了不少，其實崇禎也是挺無奈的，在位的大臣不聽他的，他除了讓他們去死或者滾蛋外沒任何辦法，但是換上來大臣也一個樣，只能再殺或者再混蛋，陷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大明朝滅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雖然一個朝代的興亡有其深刻的歷史規律在裡面，但是像崇禎這樣以簡單粗暴的方法草率的打破朝政的平衡，又沒有有效的補救手段，最後弄的不可收拾，客觀上也加速了一個朝代的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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