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60年代如何解決中國大饑荒

來源 / 人民網-文化

作者 / 王永欽

1958年，「大躍進」狂潮迅速席捲中國大地。隨後，不經試驗、一哄而起的人民公社化運動，更使中國經濟雪上加霜。

最突出的表現是糧食問題。1959年初春，河北、山東、江蘇、安徽等15個省發生春荒，其中河北、山東等5省嚴重缺糧。周恩來收到災情報告後，十分重視，立即送給毛澤東。毛澤東閱後建議：在3日內，用飛機將這兩個文件送到15個省的第一書記手中。為引起各省的注意，毛澤東還在兩份文件上安了一個醒目的總標題：《十五省二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無飯吃大問題》。周恩來親自給各省第一書記寫了一封信，信中指出：「請你們收到這兩個文件後，迅即核實情況，採取措施，調運糧食，以解除兩千五百一十七萬人缺糧的緊急危機。」到1960年，災情更加嚴重。中國受災面積達到9億多畝，佔中國16億畝耕地面積的一半以上。周恩來說：「這樣大的災荒是我們開國11年所未有的。拿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從20世紀記事起，也沒有聽說過。」而農村應付災荒的能力已經十分虛弱。這一年的糧食產量原計劃是6000億斤，而實際上只有2870億斤。

1960年的嚴重缺糧危機，直接影響到城市的供應。據6月份國務院財貿辦的一份報告稱：入夏以後，北京、天津、上海、遼寧等大城市和工業區的糧食庫存非常薄弱，北京只能銷7天，天津只能銷10天，上海幾乎沒有大米庫存，遼寧的10個城市只能銷八九天。

面對如此嚴重的糧食危機，為了解決億萬人民的吃飯問題，周恩來親自指揮調運糧食，被稱為「糧食調度的總指揮」。根據周恩來的工作枱曆記載，那時，他每周要幾次約糧食部門的同志談話。當年任糧食部黨組書記的陳國棟回憶說：「去總理處，主要是談糧食問題。他一般都是晚上找我們去，地點經常是他的辦公室。有時是晚上九十點鐘或深夜十一二點去，談到第二天凌晨三四點鐘；有時是凌晨二三點才去。」

周恩來在聽取彙報時，總是自己用筆計算數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項又一項。各地庫存有多少，每日銷售多少，可以調出多少，糧食存放在哪裡等等，他都問得一清二楚。為了解決糧食調撥中的運輸問題，周恩來還同外貿部商量，迅速進口了1200多輛汽車交糧食部使用，大大增加了中央的運糧能力，在調運糧食中起了重要作用。

1960年底，隨著災情的日益嚴重和受災範圍的繼續擴大，單靠省與省之間的糧食調撥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了。這時，周恩來和陳雲建議，決定進口糧食。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吃進口糧是禁區，不僅外匯存在著困難，而且要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周恩來和陳雲決定突破這個禁區。陳雲解釋說：「進來糧食，就可以向農民少拿糧食，穩定農民的生產情緒，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用兩三年的時間把農業生產發展起來。」

1961年1月初，周恩來在訪問緬甸期間，對隨同訪緬的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說，你先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確實搞清三個問題：一是能不能買到糧；二是運輸問題能不能解決；三是中國銀行能不能解決外匯問題。在當時，美國和蔣介石集團對中國大陸實行海上封鎖，運輸和資金問題顯得特別重要。雷任民從香港回到北京後，立即向周恩來報告說，經與香港華潤公司和中國銀行等單位研究後，貨源、資金、外匯都可以解決。在周恩來的親自督促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從加拿大進口的第一船糧食就到了天津港。

另外，農村缺糧的狀況也令周恩來十分震驚，他連夜向毛澤東作了彙報，並提議修改開辦食堂和保持部分供給制的規定。

1961年5月31日，中央工作會議專門討論了糧食問題。周恩來指出：「1960年至1961年糧食緊張，城市重於農村，這是一個特點」。要解決問題，根本的方針是「從城市壓人口下鄉」，「人從哪裡來，還回到哪裡去」。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周恩來又主持起草了《關於糧食問題的九條辦法》。6月16日，《中央工作會議關於減少城鎮人口和壓縮城鎮糧食銷量的九條辦法》，經中央批准下達。

根據這個文件精神，中國開始了三年調整時期的精簡職工和減少城鎮人口的工作。從1961年到1963年，中國共精簡職工1940萬人，城鎮人口減少2600多萬，吃商品糧的人口減少2800多萬，中國非農業人口口糧和食品工業糧食銷量共減少138.4億斤。

從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兩年零四個月里，周恩來關於糧食問題的談話有115次，在總理辦公室退給糧食部辦公廳的現在仍然保存的32張報表中，周恩來的筆跡有994處。它生動地記載了周恩來在困難時期，為解決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所付出的心血。(千龍新聞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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