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遠帖》與《王琰帖》

兩次到故宮博物院看《伯遠帖》原跡，難得的機會，都在故宮特別的日子舉辦的特別展覽上。面對晉人的筆跡，那層厚厚的玻璃，擋不住古帖紙墨散發出的歷史幽光。盯著47個行書字，一遍遍地看，感受放筆直書的鋒棱轉側，欣賞筆畫結構的晉人風流。

東晉王珣行書《伯遠帖》

《伯遠帖》幅面不大，紙本，故宮博物院鑒定家徐邦達先生著錄的尺寸是，縱25.1厘米，橫17.2厘米。這是王珣（350～401）寫給某人的尺牘。第一行提到的「伯遠」，徐邦達先生著錄時沒有查到，故說王珣兄弟輩中沒有字伯遠的。其實有，這是王珣堂弟王穆的表字。宋朝汪藻《敘錄·琅邪臨沂王氏譜》記載：「（王）穆，（王）劭子，字伯遠，晉臨海太守。」《晉書·王導傳》說他是「臨海太守」，育有「三子」，僅此而已。《伯遠帖》里，王珣誇伯遠是「群從之寶」，堂兄弟中能成大器者；體弱多病，只願閑居優遊，因為出任官職，不能按自己的願望生活了。這些內容，都不見文獻記載。帖末「分別如昨，永為疇古，遠隔嶺嶠，不相瞻臨」四句，是對收信人而言，意思是：分別如在昨日，卻類古今；遠隔崇山峻岭，不能前往拜望。王珣在尺牘中道家事，行文遣詞親而敬，收信人與他應是同輩人。

東晉王珣行書《伯遠帖》

王珣的墨跡，北宋後期存有《伯遠帖》和《三月帖》，都藏在內府。《三月帖》是草書，筆勢翻轉連綿，頗似王獻之，北宋初年的《淳化閣帖》（卷二）收刻，但不及徽宗《大觀帖》刻得精細。「靖康之難」以後，《三月帖》墨本銷聲匿跡，《伯遠帖》在民間輾轉流傳。幾百年後，《伯遠帖》獻進清宮，成了乾隆皇帝的「三希」之一（另兩件墨跡是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和王獻之《中秋帖》）。這位風雅皇帝以為他的「三希之寶」都是晉人真跡，事實上，《快雪時晴帖》是唐摹本，《中秋帖》是米芾節臨王獻之《十二月帖》的寫本，今天鑒定家只認《伯遠帖》是真跡。

東晉王珣草書《三月帖》

《伯遠帖》的「真跡」身份，我有點懷疑。第二行上端的「期」字，右邊「月」的第二筆寫得很反常，轉折後往下寫，理應縱筆直下，那豎畫卻有接筆，相接的部位很反常，而且是錯位相接。我曾以為，這個錯位是因紙張殘破所致，在故宮仔細觀察原件，此處紙面不殘也未破。王珣寫行書，運筆很快，怎麼會出現這樣的反常之筆？揣測《伯遠帖》是摹本，大概摹寫的底本有殘缺，後人一摹，才出現錯位的接筆。為此，先後與幾位同行商討，有的說王珣寫到這裡時遲疑了一下，有的說是紙皺造成的，均未能消除我的疑竇。後來讀到清朝吳其貞《書畫記》，說《伯遠帖》是「唐人廓填」。這個問題，沒人深究。

王珣生活在東晉中後期，一代名臣王導之孫。父親王洽，比王羲之小20歲，是隔了幾房的同輩。王洽推崇王羲之書法，他說，要不是王羲之「俱變古形」，恐怕他們還在師法鍾繇和張芝。這句話，王珣的孫子王僧虔寫到《論書》里，成為我們確認王羲之書法「變古制今」的重要依據。王羲之投桃報李，回信誇王洽：「弟書遂不減我。」王洽能寫多種書法，尤善草書。王珣、王珉兄弟，又和同輩的王獻之保持著良好關係。謝安去世，王珣不計謝安絕婚的前嫌，入都弔唁，先到族兄王獻之家裡徵詢意見，然後才去謝家「哭謝公」。王獻之和王珉都做過中書令，是前後任，年齡一大一小，於是獻之有了「大令」的徽號，王珉則稱「小令」。書法上，獻之把王珉當競爭對手，曾經調侃他：「弟書如騎騾，駸駸恆欲度驊騮前。」獻之自比駿馬，喻王珉為騾子，指其書法名望上的差別。「駸駸」，是指跑得很快的樣子，王獻之這樣說，好像王珉意欲超過他。王獻之擅長行草書，王珉以行書見長，據王僧虔說，王珉的筆力勝過獻之。

宣和書譜題跋

王珣以「才學文章」見稱，雖能書，但書法及名望不如其弟王珉。到了南朝宋、齊時代，他的孫子王僧虔（426～485）成了當時無人可比的大書家。王僧虔父親王曇首（394～430）是王珣幼子，王珣52歲去世那一年，曇首才8歲。王珣有過婚變，原配夫人是謝家女，後來兩家鬧矛盾，謝安干預，謝氏與王珣離異。王珣另娶之後生了王曇首。

王僧虔生活在宋、齊兩朝，藏有許多漢晉名家書跡，能識讀古篆，著有《論書》與《書賦》。他擅長楷書，書法名望極高。名高可喜，也招來麻煩。宋孝武帝喜好書法，欲擅書名，與王僧虔爭名分，他不敢顯跡，而寫字的事又避免不了，只好用拙筆寫字，自殘其書，長達七八年之久。

他有三件楷書帖傳世。《劉伯寵》、《謝憲》二帖是刻本，刻入《淳化閣帖》（卷三）。這兩帖，皆以「臣僧虔啟」開篇，末有「謹啟」，前後呼應，不是常見的尺牘，而是啟一類的公文。南朝文論巨著《文心雕龍·奏啟》告訴我們，曹魏的公文中始雲「啟聞」，或在奏表的末尾雲「謹啟」，此種公文形式是由漢朝奏、表這兩種公文書變異而來。晉朝以至南朝，盛行啟這類文書，用於「陳政言事」，或者「讓爵謝恩」。《劉伯寵》、《謝憲》二帖都是「陳政言事」之啟，篇幅長於《王琰帖》，書法卻不及。

南朝王僧虔楷書《王琰帖》

《王琰帖》是唐摹本，縱26.3厘米，下端有火燒的焦痕，乃《唐摹萬歲通天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中的一件。原無單獨帖名，明朝無錫人華夏將《唐摹萬歲通天帖》刻入《真賞齋帖》後才命名《王琰帖》。此後又有《太子舍人帖》、《在職帖》的別稱。此帖第一行頂格寫「太子舍人王琰」，按現在的書信格式，很容易理解為王琰是受件人，其實這是一件薦（授）官的文牒。雖然末行署款「王僧虔啟」，卻不是啟，所以文書格式也不同。《王琰帖》4行33字，文字不多。說及「太子舍人王琰」希望外放到江州或郢州所轄的「小郡」任職，理由很簡單，因為「家貧」。這類例子很多，東晉衛夫人之子李充，南齊張融，皆出身名門，當時知名書家，他們要求離京做地方官，皆以「家貧」為由。說及王琰，《南史·范縝傳》提到一位，他參與過齊武帝永明年間（483～493）的「神滅之爭」。他譏刺范縝帶有人身攻擊的味道：「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機鋒甚健的范縝毫不客氣：「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這位王琰出身太原王氏，不知是否王僧虔在《王琰帖》里提到的那位王琰。

東晉王珣行書《伯遠帖》

《王琰帖》多用側鋒，筆調活潑；姿態秀整，有橫張之勢，接近王獻之行楷《廿九日帖》的體態。但筆力柔和，不及王獻之方峻。時人常把王僧虔和王獻之相提並論。宋文帝看到他書寫的素扇，甚至說：「非惟跡逾子敬（王獻之），方當器雅過之。」王僧虔的楷書祖述王獻之，但唐朝人認為，「宜有豐厚淳樸，稍乏妍華，若溪澗含冰，岡巒披雪，雖甚清肅，而寡於風味」。

王珣、王僧虔生活在「二王稱英」的年代，「二王」的籠罩成了他們共同的宿命。但「二王」書法只是那個時代的代表，而非全部。在《伯遠帖》和《王琰帖》里，我們可以感受到羲獻父子以外的名家風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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