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戰爭中蔣介石的謀略！

楊天石 ，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北伐戰爭

戰爭是一門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既需要正確的戰略，也需要正確的政治策略與之配合。1926年至1927年的前期北伐戰爭是在蘇聯和共產國際援助下由國共兩黨聯合進行的，其戰略、策略的制訂者有蔣介石、鮑羅廷、加倫、張靜江、譚延闓，陳獨秀等人。本文將著重考察這一時期蔣介石在制訂和執行有關戰略、策略中的作用，藉以推進對北伐戰爭和蔣介石其人的研究。

一　關於北伐時機

發動戰爭必須選擇恰當的時機。這一選擇的正確與否，常常影響戰爭的勝負以至結局。

1925年12月第二次東徵結束後，蔣介石即有意於北伐，設想在次年8月克複武漢，年內打到北京。1926年1月4日，他發表演說稱：「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6日，他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作軍事報告，樂觀地宣布：「國民革命的成功，當不在遠。」 2月24日，他向廣東國民政府提出，早定北伐大計。

在北伐時機上，蔣介石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蘇共中央、鮑羅廷以及陳獨秀等人的意見相抵觸。1926年初，蘇聯軍事顧問團即向蘇聯駐華使館報告，認為：國民黨中央缺乏團結和穩定，成員複雜，經常搖擺；軍隊缺乏完善的政治組織，將領權力過大，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3月25日，蘇共中央政治局決議，廣東政府應該竭其全力進行土地改革、財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政治生活，加強自衛能力。決議明確聲稱：「在現時期，應當著重拋棄任何軍事討伐的念頭，一般說來，應當拋棄任何足以惹起帝國主義軍事干涉的行動。」此後，蘇共中央政治局多次作出類似決定，如4月1日決議云：「廣州（政府）不應佔領廣州地區以外的目標，而應在現階段把注意力集中在內部工作。」4月15日決議強調上述指示「應當不折不扣地執行」。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也於4月27日決議：「致函中共中央，說明目前提出廣州進攻的問題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從宣傳角度來說都是錯誤的。」參加會議的中共黨員蔡和森並建議，由共產國際致函中國方面，「批評廣州政府提出的關於組織北伐的建議」。直到5月6日，蘇共中央的口氣才有所鬆動，同意派遣一支規模不大的部隊去保衛湖南，但不久就再度嚴厲起來，要求在廣東的中共成員堅決譴責廣州政府「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

鮑羅廷積極貫徹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上述決議，他在中共廣東區委會議上力陳必須進行充分的準備，以保證北伐的結局有利於革命。5月1日，他和蔣介石進行了一次長達4小時的談話，對北伐多所爭執。但是，蔣介石堅持己見，爭論以鮑羅廷的妥協告終。

蔣介石的主張得到部分中國將領的擁護。當年3月18日，軍事委員會即議決進行北伐準備。同月30日，馮玉祥的代表馬伯援到達廣東，表示國民軍願與國民黨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長江發展。此事加強了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將領的決心。4月3日，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建議：「整軍肅黨，准期北伐」。建議書分析國民軍退出京津以後的形勢，認為「以後列強在華，對於北方國民軍處置既畢之後，其必轉移視線，注全力於兩廣革命根據地無疑，且其期限，不出於三月至半年內也」。他提出，在三個月內，即在國民軍未被消滅，吳佩孚的勢力尚未十分充足之際，出兵北伐。其時，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蔣作賓也到達廣州，聲稱國民政府倘能於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勞而獲。4月16日，政治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議決由蔣介石、朱培德、李濟深三人籌擬北伐準備計劃，由宋子文籌辦軍餉。同月20日，赴湘聯絡唐生智的陳銘樞、白崇禧回粵，向軍事委員會報告，聯絡成功：「將來實行協同出師北伐，當受事半功倍之效。」這些，使原來對北伐持謹慎態度的將領也樂觀起來。在李濟深、陳銘樞、李宗仁等人的一再催請下，軍事委員會於5月29日會議決定，命第七軍刻期出發援湘，北伐大計遂決。

儘管北伐已經見之於實際行動，但是，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的意見仍然並不一致。

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別會議曾議決，當時的第一責任是「從各方面準備廣東政府的北伐」。但是，也有部分共產黨人認為，南方革命陣營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首先要積聚北伐的實力，不可輕於冒險嘗試。兩種意見並存的結果是搖擺不定。6月下旬，派赴廣州調查中山艦事件真相的張國燾、彭述之回到上海，中共中央一度傾向於進行北伐，認為只有這樣，才是使廣州「擺脫內外威脅的唯一出路」。然而沒過幾天，中共中央的態度又大幅度改變。7月7日，陳獨秀在《嚮導》發表文章，認為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他說：「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文章認為，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當前的問題是防禦吳佩孚南伐，防禦反赤軍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在隨後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陳獨秀的主張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通過了相應的決議，認為廣東國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禦反赤軍攻入湘粵的防禦戰，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徹底北伐」。9月13日，陳獨秀又在答辯文章中說明，北伐成熟的標準一為「在內須有堅固的民眾基礎」，「在外須有和敵人對抗的實力」。文章特別提出，當時孫中山的擁護農工利益、聯俄、聯共政策，「都幾乎推翻了」，「這樣來革命，其結果怎樣呢？

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已經牢固地掌握了領導權，中共的權力、活動受到限制，在這一情況下北伐，不能確保其結局有利於工農，因此，從這一意義上說，北伐的時機尚未成熟，陳獨秀關於倉促北伐的危險有一定見地。但是，1926年上半年，吳佩孚正集中力量在北方進攻國民軍，無力南顧；湖南實力派唐生智又驅逐趙恆惕，倒向廣州國民政府，因此，這一時機對保證北伐的軍事勝利又是有利的。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

二　各個擊破與遠交近攻

北伐前，中國存在著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軍閥集團。同時，在西南、東南、西北、中原等地還存在著若干軍閥小集團。這些集團既彼此爭鬥，又在一定條件下相互勾結。如何利用矛盾，因勢利導，分化聯絡，確定打擊的先後主次，是北伐出師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從1926年初起，蔣介石就在考慮北伐戰略問題。1月11日日記云：「先統一西南，聯絡東南，然後直出武漢為上乎？或統一湖南，然後聯絡西南、東南而後再進規中原為上乎？抑或先平東南，聯絡西南而後長驅中原乎？殊難決定也。」最初，他傾向於同時攻佔湖南和江西，但加倫將軍則主張各個擊破，先取兩湖。6月21日，軍事委員會接受加倫提出的北伐計劃。7月1日，蔣介石下達北伐部隊動員令，宣布其進軍計劃為「先定三湘，規復武漢，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以期統一中國，復興民族」。隨令頒發《集中湖南計劃》，規定以第七軍李宗仁部、第八軍唐生智部、第四軍陳可鈺部進攻長沙，以第二軍譚延闓部、第三軍朱培德部、第六軍程潛部防備江西。這就表明，蔣介石接受了加倫的「各個擊破」戰略。

根據「各個擊破」戰略，北伐的首攻目標是吳佩孚。為了與這一戰略相配合，蔣介石和廣州國民政府又採取遠交近攻策略。

對孫傳芳，蔣介石和國民政府最初企圖「收撫」，承認其地位，與之共同夾擊吳佩孚；後來則企圖使之保持中立。

孫傳芳與吳佩孚同為直系。1925年10月，自任浙、蘇、皖、閩、贛五省聯軍總司令，旋又被吳佩孚委任為江蘇都督。浙、蘇等省是中國的富庶之區。孫傳芳雖有進一步擴張地盤的野心，但最為重視的是保持現有勢力範圍。他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後，即多次派人赴粵「修好」。北伐出師前夕，孫傳芳派人向蔣表示，如能答應不進攻江蘇與浙江，則孫軍不反對國民革命軍佔領江西；在國民革命軍佔領漢口後，孫傳芳可以參加未來的政府。北伐開始後，孫傳芳改變主意，向蔣介石提出，希望不用北伐字樣，不侵犯福建與江西。蔣介石則要求孫傳芳擺脫和吳佩孚的關係，倒向粵方，並以承認孫的「五省總司令」地位相許。8月，蔣介石指令駐滬代表何成濬和孫傳芳接洽，要求孫有確切表示，或提出加入國民政府的具體條件。8月下旬，何孫在南京會談。何成濬提出：由廣州政府委派孫傳芳為東南五省首領，要求孫軍自江西西進，會同國民革命軍夾擊湖北，會師武漢。孫傳芳則要求國民革命軍退出湖南，將湖南作為南北緩衝地帶。會談中，孫傳芳表示，贊同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但堅決反對共產主義，對何成濬的具體意見則始終不答覆。9月初，張群再次赴寧談判。孫傳芳表示，不能接受國民政府的任命，但又同時聲稱：願保持和平與中立。孫的左右手楊文愷則提出辦法三條，其內容為：在現下不犯入其轄境；將來與廣東國民政府立於對等地位，商量收拾全局；粵方「須表明非共產」等。自然，這些條件，廣東國民政府也不能接受。

湘贛互為犄角。北伐軍的作戰特點是長驅直進，奪取大城市，自然，不能不顧慮側翼的安全。7月11日，北伐軍克複長沙。24日，唐生智在長沙召集第四、第七、第八各軍將領會議，研究下期作戰計劃。唐生智、李宗仁主張同時進攻鄂、贛，第七軍第二路指揮官胡宗鐸則主張迅速進取武漢，對江西暫取監視態度。會議結果，通過了唐、李主張。8月5日，蔣介石在湘南彬州與加倫、白崇禧等會議，研究唐、李送來的意見書。加倫顧慮到武昌時會遇到帝國主義的阻礙，主張多加兵力，先攻武漢，對江西暫取守勢，蔣介石贊成加倫的意見。會議決定，以第一、第四、第六、第七、第八軍擔任洞庭湖以東之線，為主攻，以第十軍擔任洞庭湖以西之線，為助攻，僅以少數兵力監視贛西。12日，蔣介石抵達長沙，當晚即召開有加倫、白崇禧、唐生智、李宗仁、鄧演達、朱培德、陳可鈺和黔軍袁祖銘的代表等20多人參加的軍事會議，研究下一步行動方案。會上，蔣介石重提攻鄂、攻贛先後問題，徵求與會者意見。會議經過反覆討論，決定仍依出師前原定方案進行。蔣孫之間的談判雖然未能取得成效，但它延緩了孫傳芳援助吳佩孚的軍事行動；在湘鄂戰場未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前，對江西取守勢，也保證了北伐軍得以集中兵力，首先擊潰吳佩孚軍閥集團。

對於張作霖，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採取「聯盟」政策，力圖離間奉系和吳佩孚、孫傳芳的關係。

1926年7月，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的李大釗、李石曾等通過葉恭綽等人與張學良交涉，要求奉方斷絕對吳佩孚的軍火接濟，並在廣東國民政府和奉系之間建立反對吳佩孚的聯盟。同時，譚延闓也派奉軍總參議楊宇霆的同學楊丙赴奉聯絡。1922年至1924年期間，孫中山曾和張作霖、段祺瑞等締結反直同盟，楊丙到奉後重提舊事，希望建立新的聯盟。楊對張作霖表示：「兩家事實，原無衝突，三角同盟，久有聯絡」，「此番用兵之原因，只全在吳一人」。奉方同意：與國民政府之間「互以實力（兵力彈械）相助，並規定切實聯絡辦法」；在孫傳芳出兵援贛的情況下，奉系出兵攻取南京；政治問題，如五權憲法、國民會議本是孫中山主張，有協商地步；雙方用對等協商方式或各派專使負責討論方案，由雙方當局簽字。但是奉方提出的條件則很苛刻：（一）湘、鄂、浙、川、滇、黔、兩廣，統由西南悉心支配，及設法收拾聯絡，蘇、皖及黃河流域，統由東北支配，負責收拾。（二）未來選舉，正屬北，副及第一期國務總理屬西南，委員則尚待商。這就是說，奉系要與國民政府分治中國，並由張作霖任總統。奉方提出的其他條件的還有：外交背影，互相設法自行疏遠，免使由內戰而牽動為國際大戰；黨治行之西南，北方暫難辦到。

8月17日，張靜江、譚延闓派蔣作賓赴奉，動員張作霖設法阻止吳佩孚率兵南下，同時合作討孫，其條件為：南京讓與奉系，安徽作為緩衝地，雙方各派代表數人協商政治問題。9月18日，蔣作賓抵達瀋陽，與奉方談判。奉系和吳佩孚、孫傳芳雖有共同的「反赤」關係，但吳、孫的失敗有利於奉系的擴張，因此，奉系同意和廣東國民政府聯合。談判中，奉方表示：（一）決不援吳，聽吳自滅；（二）決不援孫，雖王（占元）、靳（雲鵬）等坐此要求，亦不過為口頭之敷衍。現已令張宗昌赴魯，相機出動，無論如何，不使孫全部力量對北伐軍作戰；（三）以後政治結合，俟孫解決後再商量。奉方再三表示，對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絕不反對。同月，蔣作賓派湯蔭棠攜帶致譚延闓密函南歸，內稱：「此行已得圓滿結果。」下旬，蔣作賓南歸，攜回楊宇霆、張作霖致張靜江、蔣介石、譚延闓等人函件，其中，張作霖追述奉粵合作歷史，聲稱「時事益棘，非得海內二、三豪傑出而合力挽救，不足以奠國本」。張、譚等接信後認為：「中國混亂已久，不可失此惟一之良機」，建議於「最短時間成立具體協定，解決大局」。鮑羅廷也同意張、譚的意見。一時間，廣東國民政府與奉系的關係似乎再次熱烈起來。

奉系軍隊

蔣介石支持和奉繫結盟。當年8月，國民黨宣傳品中出現「打倒張作霖」字樣，蔣介石立即致電糾正：「中央議決，此次獨對吳攻擊，而不與張。今本部兼言張逆，殊違中央方針。」 10月中旬，蔣介石估計江西戰事即將結束，準備制訂向長江下游進軍，徹底消滅孫傳芳集團的計劃。他希望奉系出兵，夾擊孫傳芳。同月16日，蔣介石致電張靜江、譚延闓，要他們詢問奉方「究能何時出兵入蘇」，電稱：「應催奉方從速對南京出兵，並表明此間非殲除孫傳芳決不終止，望其同時夾擊，則收效更速。」 12月7日，蔣介石、鮑羅廷、徐謙、宋子文、孫科等在廬山會議，決定「消滅孫傳芳，聯絡張作霖」。16日，蔣介石接楊丙函，得悉奉方「毅然與革命軍為敵」的情況，估計與奉方的大戰即將爆發。但是，為了首先消滅孫傳芳集團，蔣介石仍然希望與奉方緩和。18日，蔣介石致電鮑羅廷，同意在奉方「有重要人員來商，或有緩和希望」時，派孫科、蔣作賓赴奉。

中共中央在10月份才得知國民政府和和奉系的談判情況，當時奉方提出的條件已進一步發展為：1. 承認張作霖為總統，取消國民政府；2. 粵、貴、川、黔、湘、鄂、閩、贛、浙、滇等10省歸粵，蘇、皖歸奉；3. 川、滇由蔣介石自由解決，馮玉祥、吳佩孚由奉方自由解決。這些條件較之楊丙正式傳遞迴來的條件還要苛刻，因此，中共中央認為「十分奸險，絕無容納之餘地」，主張一面拖延時間，一面調兵入贛，迅速解決孫傳芳之後再與奉系談判。後來又建議：1.在奉系勢力之下，各地一切政治設施，奉張均可自由為之，即張要做總統也不反對；2.奉方如不進攻國民軍與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也不反奉。3.江蘇、安徽地盤歸屬問題，視哪方面的軍隊先取為斷。如奉方先取，可以屬於奉方。

當時，奉系正積極向南擴張，企圖從孫傳芳、吳佩孚、靳雲鶚等人的手中搶奪江、浙、河南等地，因此，也想與國民革命軍「緩和」。約在1927年1月間，楊宇霆邀李石曾會晤，聲稱：「奉軍即入河南，解決吳、靳各部」，表示在佔領武勝關後將與北伐軍議和。楊並約李石曾與他同伴出京，轉赴南方主持和議。與此同時，日本方面也出面勸說國民政府與奉方實行南北分治。李大釗表示，國民政府方面「極欲與奉方謀和平」，但是，他對奉方的和平誠意表示懷疑，詢問日方「對奉天有沒有把握使之不對南作戰」？

由於奉方胃口太大，要求太高，通過多渠道進行的對奉談判最終都沒有結果。1927年3月，李石曾曾說：「奉系軍閥楊宇霆要與我們妥協，五六個月來派人來說話，也非止一次，但是條件終是做不到一路。我同守常君商量，有時大家都發笑。我屢次不願理它了，倒是守常君幾次囑我與他委蛇。守常以為我們打仗，勝負未可定，把奉天和緩住了，亦很好。」

儘管與奉方的談判沒有達成協議，但是，張作霖也沒有給予吳佩孚以實際援助。口頭上，張作霖信誓旦旦，一再對吳佩孚表示，要共同討赤，合作到底，並保證提供吳所急需的100萬發子彈，實際上，卻一再「延宕」、「敷衍」，吳佩孚連一粒子彈都沒有得到。1927年春，張作霖又不顧吳佩孚的強烈反對，毅然派兵南下，強佔了吳佩孚恃以再起的根據地河南。

國民革命軍出師時，兵力約10萬餘人，實際作戰兵力僅有5萬人。三大軍閥集團的聯合力量遠遠超過國民革命軍，如果彼此聯合，國民革命軍將難以應付。根據情況，利用矛盾，遠交近攻，將消滅三大軍閥集團的任務分解為幾個階段，在打擊第一階段的敵人時，暫時與第二、第三階段的敵人聯盟，以利於各個擊破，這一戰略是正確的。

三　保護側背，轉戰江西

按照北伐出師前的決策，第一步是打下武漢，第二步是進取河南，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關於江西，在蔣介石和鮑羅廷之間有過討論，但未作出正式決定。當時，蔣介石認為佔領江西，對前方、後方都有利；鮑羅廷贊成蔣的意見，認為如不佔領江西，戰線就過於狹窄，不能防禦各方面的進攻。8月27日，國民革命軍佔領汀泗橋，蔣介石即部署進攻江西。

當日，蔣介石電告程潛，決於9月1日對江西實行攻擊。29日，蔣介石決定親自指揮江西戰事。31日，北伐軍擊潰吳軍主力，佔領賀勝橋。同日，蔣介石和加倫商量。加倫當時在攻克武漢後是進取河南還是回兵江西問題上方針未定，處於矛盾狀態。其顧慮是：如果「取江西，必與孫傳芳衝突，同時英帝國主義為維持其長江勢力，亦必出死力幫助孫傳芳」；「如果放棄江西，一直進攻吳佩孚，先聯絡樊鍾秀取得河南，再同國民軍聯絡，拋棄長江下游，只向內地發展，這樣做固然有這樣做的好處，但是，戰線太長，江西、福建都可以從側面進攻，很有後顧之憂，對於軍事上也有不利的地方」。儘管如此，蔣介石決心已下。9月2日，命第二軍魯滌平部、第三軍朱培德部、第六軍程潛部協同動作，三天後進攻。

這一決策的改變主要由於孫傳芳態度的變化。北伐軍向湖南進軍後，孫傳芳一面與廣東國民政府談判，討價還價，一面坐山觀虎鬥，準備在北伐軍與吳佩孚兩敗俱傷的時候，出而收漁人之利。8月中旬，孫傳芳覺得形勢有利，又經楊文愷等勸說，決定出兵援贛。同月下旬，孫部10餘萬人陸續到達贛北。月底，孫傳芳任命盧香亭為援贛軍總司令，同時下達進攻計劃：以皖軍王普部為第一軍，進攻通山、岳州；以蘇軍為第二、第三軍，進攻平江、瀏陽；以贛軍鄧如琢部進攻醴陵、株洲；同時命閩南周蔭人部進攻廣東潮州、梅縣。這樣，不僅廣東革命根據地受到威脅，而且進攻武漢的國民革命軍的側背也處於孫軍的攻擊目標之中。孫軍隨時可以截斷北伐軍和廣東的聯繫，使之處於首尾不能相顧的局面。

其二是和唐生智的矛盾。長沙軍事會議後，第八軍的實力迅速擴充。由唐生智指揮主力第四、第七、第八軍奪取武漢的局面已經形成。這一路節節勝利，出現了「武昌指日可下」的形勢，蔣介石急於另闢戰場並迅速取勝，以提高自己的威望。8月29日蔣介石日記云：「余決心親督江西之戰，以避名位」，正是這一心情的曲折表現。其後，在進攻武昌過程中，蔣介石和唐生智的矛盾進一步發展，以至不能相容的地步。9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接孟瀟總指揮函，其意不願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日記云：「余決離鄂赴贛，不再為馮婦矣，否則人格掃地殆盡。」這樣，他終於在17日離開湖北前線，並於19日到達江西萍鄉，開始指揮江西軍事。

為了鬆懈孫傳芳的作戰意志，指揮江西軍事期間，蔣介石一面部署進攻，一面繼續與孫傳芳談判。孫傳芳曾提出，雙方於10月3日停戰，恢復原狀。同月14日，蔣介石複電孫傳芳代表葛敬恩等，要求孫先行確定撤退援贛軍隊日期，同時邀請江浙和平代表蔣尊簋、魏炯諸人到前方面商。23日，葛敬恩、魏炯在奉新會見蔣介石，聲稱孫傳芳「可放棄閩、贛，惟須保江、浙、皖，暗中結約，共同對奉，商妥後，即由贛撤兵」。加倫主張「表面答應，實則準備總攻擊」。蔣介石與鄧演達商量之後提出：1. 浙江歸國民革命軍；2. 江蘇、安徽作為孫傳芳的勢力範圍，但應允許國民黨自由宣傳；3. 孫傳芳撤退援贛之兵前一日為停戰之期。28日，蔣尊簋自南昌抵達蔣介石行營所在地高安，表示只要保持孫傳芳的五省總司令的頭銜，其餘皆可商量。蔣介石堅持要求孫傳芳首先確定撤兵日期，限於11月1日前答覆。至期，孫傳芳沒有回答，戰事再起。11月8日，北伐軍攻入南昌。11月9日，江西戰役結束。至此，孫傳芳的第一、第二、第三方面軍殲滅殆盡。孫傳芳率殘軍逃往長江下游。

蔣介石率軍入贛，改變了原定計劃，但是，這一改變有其戰略需要。由於吳佩孚的主力大部已在賀勝橋被擊潰，另一部分被包圍於武昌城內，因此，這一改變沒有影響戰爭局勢。

四　圍城強攻的教訓

戰爭是兩軍軍力的較量，著重點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戰爭中當然也要攻城掠地，但那應該是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結果。在敵人的有生力量還很強大，或者在條件還不具備時勉強攻城，都必然損兵折將，導致失敗以至慘敗。

北伐戰爭中，蔣介石有過兩次圍城強攻，導致失敗的教訓。一次是1926年9月至10月的武昌攻城戰。9月2日，北伐軍第一軍第二師、第四軍、第七軍等開始進攻武昌。武昌城垣高大，易守難攻，進攻未能奏效。9月3日，蔣介石偕白崇禧、加倫等人到洪山麓視察。蔣介石自恃有東征時惠州攻城的經驗，決定第二天拂曉，由第一軍第二師「帶頭衝鋒」，各軍「跟著衝上去」。第一軍第二師是蔣介石的嫡系，出師以後一直作為預備隊。蔣介石此舉，意在讓自己的嫡系取得頭功。當日，召集各將領緊急會議。唐生智對第一軍第二師的戰鬥力已喪失信心，堅決要求蔣介石將該師調離前線，蔣介石認為唐「以下凌上」，是一種不能忍受的「奇辱」。他訓斥第二師師長劉峙說：「如不爭氣，不能見人！但使光榮得以維持，雖積屍疊城，亦所不恤！」 5日凌晨，蔣介石頒發第二次攻城計劃，指示各將領「肉搏猛衝」。各軍奮勇隊多次衝到城下，都被城上守軍的密集火力擊退。劉峙唯恐其他部隊已攻城得手，為搶奪頭功，竟通報稱，第二師第六團已攻進城內。第四、第七軍得訊後，調動預備隊再次進攻，結果又付出許多傷亡。當日上午，蔣介石得到第二師入城消息，信以為真，非常高興。後從白崇禧處得知，消息不確，「愁急不知所為」。

北伐軍兩次攻擊武昌失利，傷亡2000餘人。9月5日，蔣介石和李宗仁、陳可鈺等到前線視察後，也感到硬攻無望。6日，蔣介石和各軍將領會議，決定以少數兵力在城外對敵保持警戒，主力撤到城外較遠的地區集結整頓。15日，北伐軍發布封鎖令，禁絕武昌城內外的一切水陸交通，實行長期圍困。至10月10日，吳軍發生內變，北伐軍攻入城內，歷時46天的武昌攻城戰勝利結束。

第二次是1926年9月和10月的南昌攻城戰。

蔣介石決定進軍江西後，北伐軍迅速佔領萍鄉、贛州、修水等地。在勝利的鼓舞下，蔣介石於9月12日電令朱培德，要求他從速督軍，「猛進南昌」。當時，敵軍主力正在樟樹布防，與北伐軍第二、第三軍相持，南昌城內守敵很少，第六軍軍長程潛變更原定攻擊德安和塗家埠的計劃，於9月19日奇襲南昌得手。其後，敵軍迅速由南北兩面來攻。程潛感到孤城難守，下令撤離，旋即陷入包圍，結果，第六軍受到巨大損失。

10月9日，蔣介石以自湖北調來的第一軍第二師為主力，會同第二軍、第三軍，第二次進攻南昌，守敵退入城內固守。12日，蔣介石趕到南昌，與白崇禧、魯滌平會商。白崇禧反對圍城硬攻，但蔣介石求勝心切，親往北門第二師陣地，決定夜半爬城。當夜，第二師正在作攻城準備之際，敵軍敢死隊從城下水閘中破關而出，襲擊攻城部隊。時值黑夜，不辨虛實，第二師秩序大亂。白崇禧下令全軍沿贛江東岸南撤，由事先搭好的浮橋渡江，退往西岸。此役，蔣介石自感指揮無方，既煩惱，又緊張，「終夜奔走，未遑休息」。混戰中，部隊及裝備受到很大損失。13日，蔣介石下令撤圍。他在日記中悔恨地寫道：「因余之疏忽鹵莽，致茲失敗，罪莫大此，當自殺以謝黨國。」不過，他並沒有執行的意思，自己又補寫了一句：「且觀後效如何。」

再攻南昌的失利使蔣介石冷靜了下來。10月14日，他通知各軍，暫取守勢。他一面決定調第四軍及賀耀祖的獨立第二師來贛；一面與白崇禧、加倫重訂計劃，準備第三次進攻。10月下旬，日本軍事專家稱：「孫軍精銳在沿南潯路，南昌只少數軍隊利用堅城而守，因此，九江、南昌得以相互策應；南軍不先向沿南潯路擊破孫軍精銳以斷九江、南昌間之交通，而突然集大兵於南昌城下，久攻而疲，後援不繼，敵人則由南潯路更番來援，甚易活動，因此，『攻城』是南軍失策之一」云云。中共中央隨即將日本專家的意見轉告加倫，加倫、蔣介石等採納了這一意見。

鑒於孫軍主力集中在南潯路九江、德安、建昌、塗家埠等地，得交通之便，可以及時轉移兵力，相互增援，因此，第三次進攻以截斷南潯路，殲滅孫軍主力為主，而不急於奪取南昌。11月1日，總攻開始，南潯線及南昌郊外的孫軍一一被擊潰，南昌成了孤城，守軍不戰而降。

關於蔣介石進攻江西之役的經驗，中共中央在有關文件中總結說：蔣介石作戰「注意攻城而不先擊破敵人在南潯路之主力軍，故犧牲極大，北伐軍幾有覆滅趨勢，幸而挽救得快，尚能轉敗為勝。」

五　順流而下，繼續追殲

江西之戰結束後，北伐軍的進軍方向再次成為國民革命陣營內部爭論的焦點。

加倫、鮑羅廷等反對向長江下游進軍，其原因，一是不願和帝國主義列強發生直接衝突；一是擔心蔣介石脫離革命。中共中央贊同加倫等人的意見，主張為便於北伐軍專力向北方發展，可以設法使長江下游地區的各軍閥「分頭獨立」，「成為紛亂局面」，令「帝國主義無法為一致的對付」。後來又曾主張守住武勝關以南，不輕易與孫傳芳開釁，也不輕易進入河南，而以主要力量統一西南，準備進攻奉系的軍力。11月8日，蔣介石與加倫商量向長江下游進軍問題，加倫認為：繼續向安徽、江蘇前進，不僅「現在不是時候，並且危險」。加倫建議：利用夏超、周鳳岐等地方武裝佔領浙江，使江蘇、安徽成為緩衝地。11月9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討論，決定改變攻克江西後不再東下的意見，贊成蔣介石向長江下游進軍，完全消滅孫傳芳的勢力，「至於前進至浙江、安徽為止，抑直到江蘇，則應視北伐軍的實力及奉軍南下的遲速而定」。

北伐開始以後，蔣介石集黨權、軍權於一身，鮑羅廷和中共中央逐漸感到扶持和向蔣介石妥協的失策，力求削弱蔣介石的權力，於是有迎汪運動的展開，企圖以蔣汪合作代替蔣介石的個人專權。自此，蔣介石即產生與左派分家，另立門戶，分庭抗禮的想法。1926年12月遷都之爭發生後，蔣介石的這種想法更為強烈，向長江下游另謀發展的計劃也就日漸具體了。

1927年1月1日至7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後會議。會上，蔣介石提出向長江下游進軍問題。鄧演達認為此舉是蔣介石「欲在東南別開局面的政治問題」，因此持反對態度。加倫也表示：「用兵東南實在毫無把握，我也不知怎樣計劃才好！」但由於蔣介石的堅持，會議決定對河南吳佩孚部暫取守勢，對浙江、江蘇、安徽的孫傳芳等部取攻勢。

會議同時決定：將北伐軍分編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三個作戰序列。東路軍自閩贛入浙，佔領浙江，進取上海，夾攻南京。中路軍一部由贛東北進取南京，一部由鄂東北進取安慶、合肥，側擊津浦路敵軍。會議期間，蔣介石將有關部署電告何應欽：「閩平後應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統一，再圖蘇皖，暫以畫江而守，以待時局之變遷。總之，上海不得，則長江形勢閉塞，而海內外交通亦難自如，故南京與皖南亦應急謀收復。」該電的值得注意之點是蔣介石關於北伐的階段性設想：「河南不得，則中原難定，西北軍不能與我聯絡，閻錫山亦不能表示態度。閻已派代表正式聲明，一俟我軍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響應也。中意如此，占河南，南得南京，晉必響應，則奉軍危，不出關而不可得。否則攻守亦得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蔣介石的這一設想可能與他政治上準備與左派攤牌有關。

江西之戰中，孫傳芳的主力受到了巨大打擊。但是，孫部在長江下游仍保有相當力量，而且，孫部的再生力量很強，經過一段時期，其戰鬥力即會得到恢復。北伐軍沿京漢路北伐，孫傳芳部仍可向江西、湖北發動進攻，從而斬斷北伐軍的南北聯繫。因而，蔣介石在江西戰役之後，趁熱打鐵，向長江下游進軍，除了其政治上的目的外，從戰略方面考察，可以追殲孫傳芳軍閥集團，不使其有喘息修整、捲土重來的時間。中共中央從反對到改取支持態度，正是基於後一方面的考慮。

六　不為遙制

戰爭中的形勢瞬息萬變，很難拘守某一既定的程序和方案。最高統帥既須有原則性，又須有靈活性，特別是賦予下級統帥以一定的靈活性。因此，當下級統帥遠離主戰場，獨立作戰時，不為遙制歷來是兵家重視的一條原則。

9月初，在福建的周蔭人接受孫傳芳指示，宣布就任五省聯軍第四方面軍總司令，積極企圖進擾粵邊，進而進攻廣州。當時，國民革命軍駐防潮州、梅縣一帶的軍隊，僅有第一軍第三師、第十四師、獨立第四師等部，計槍6000支，炮8門，而周蔭人所屬張毅等部則有槍3萬餘支，機槍60餘挺，炮20餘門。雙方力量懸殊，因此，蔣介石確定作戰方案時，力主穩健，要求採取攻勢防禦，不可急切進攻。9月13日，蔣介石致電何應欽，指示其對周蔭人聲明：「如閩不派兵侵粵與贛，則閩、粵仍敦睦誼。」但是，何應欽則認為，由於北伐軍在鄂、贛節節勝利，周軍士氣已餒，又多為北方人，不善山戰，更兼竭力搜括，閩民恨之入骨，因此，致電蔣介石，詳細羅列周軍弱點，要求率師入閩作戰。何的要求得到蔣介石同意，福建戰役於是開始。

北伐戰爭以軍事打擊為主，但是，也注重對敵軍的策反。由於國共兩方的共同工作，周部曹萬順、杜起雲兩旅於10月8日在粵北蕉嶺起義。接著，何應欽又在閩、粵交界的永定、鬆口取得勝利。15日，蔣介石電任何應欽為東路軍總指揮，指示何乘勝平定閩南。19日，蔣介石再電何應欽，告以和加倫研究結果，「如我力能勝張毅，則速進取，否則暫守邊境，以待贛局發展」，但蔣介石表示，相信以第一軍之力，「必能勝周克閩，新開東南之局」。20日，三電何應欽，認為「此刻對閩作戰，我已處於主動地位」，要求何「相機處理」。當時，蔣介石正專註於江西戰場，不可能深入地研究福建的情況並指揮作戰，因此，只能要求何應欽「相機處理」。何應欽接電後，即積極部署，發兵入閩。周蔭人部兵敗如山倒。12月3日，東路軍收復福州。

浙江之役與福建之役類似，也是不為遙制的成功戰例。

1926年12月11日，浙軍第三師周鳳岐部在衢州起義，奉命進攻富陽，掩護東路軍主力進入浙江。當時，東路軍主力還在福建，周鳳岐部作戰失利，孫軍浙江總司令孟昭月進逼衢州。東路軍入浙部隊分電何應欽及蔣介石，要求迅速增援。何應欽電告白崇禧稱，在不得已時，可以退守浙、贛邊境仙霞嶺之線，待本部主力到達後，再採取攻勢。1927年1月20日，白崇禧到達衢州，召集各將領會議。與會者一致認為：衢州無險可守，為使東路軍安全集中，必須佔領嚴州以西地區。如等待閩中部隊，不免坐失良機。會議期間，蔣介石來電告知：皖南陳調元、王普已表示與我合作，側背威脅減輕，盡可全力對付當面之敵。蔣介石還表示：衢州為戰略要點，戰守由白崇禧自決，不加遙制。白崇禧獲得「自決」權後，即決定轉守為攻。2月16日，擊敗孟昭月部。17日，收復杭州。白崇禧僅用了約20天時間，即佔領整個浙江。孟部的被打垮，使孫傳芳聯合奉魯軍，以浙江為基地實行反攻的計劃徹底粉碎，為北伐軍進攻江蘇、安徽，奪取上海、南京，創造了有利條件。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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