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偽政權大漢奸陳公博和周佛海的下場

抗打敗利後，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置敵偽漢奸，系當年全國民眾所注目之大事。汪精衛自己早在成功前十月，即已死於疾病，因此未及明正典刑。而南京偽政權旗下各個重要頭領，也因犯行罪行不一，各人主客觀條件及與蔣政權關係脈絡不同，彼此下場亦互異。陳公博、周佛海等首要成員，系汪精衛生前左右輔翼，汪死後復成南京偽政權主要頭面人物。日本投誠，國民政府複員，經過國民黨各派系力氣之折衝較勁，完成審訊奸偽之全般司法程序，全案仍不無幽微之處，徒留後人點評談論空間。

審問陳公博

1946年4月4日下午，高等法院初次開庭審問陳公博。高等法院院長孫鴻霖高聲宣布開庭後，檢察官韓燾起立宣讀起訴書，當著濟濟一堂的旁聽民眾，發布了陳公博被指控的十大罪行：1.締結密約，喪權辱國；2.搜索物資，供應敵人；3.發行偽幣，擾亂金融；4.認賊作父，宣言參戰；5.抽集壯丁，為敵效勞；6.公賣鴉片，毒化人民；7.改編教材，施行奴化教育；8.託詞清鄉，摧殘志士；9.官場貪污，政以賄成；10.收編偽軍，禍國殃民。檢察官韓燾當庭請求對陳公博從重處刑，以此為戒。

陳氏早在1907年（光緒三十三年)參加同盟會，抗戰迸發後，1938年4月，他身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後又被任命為國民黨四川省黨部主任委員等職。1938年12月9日，汪精衛找蔣介石攤牌，提出與日本談和的倡議，為蔣介石回絕，汪氏決意分開重慶。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之前，在私邸與陳公博密談，陳公博力勸汪精衛此時不宜團結，應該耐煩壓服蔣介石，堅決反對汪精衛團結抗日陣營。一旁作陪的汪妻陳璧君譏刺陳公博：「你反對，那你做你的蔣介石的官去！」

1940年初，本來跟隨汪氏出走的高宗武（曾任國民政府外交部亞洲司司長）、陶希聖（汪叛離重慶赴上海籌組偽政權期間，曾被任命為汪記「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長），從上海帶走了汪精衛與日本交涉的條件草案正本，到香港公開揭露。陳公博深知汪精衛曾經失去回頭的時機，遂於1940年3月14日奔赴上海，與汪精衛會合。

陳公博理解汪氏之處境，自知此時多勸無益，只對汪說，此時是汪先生「用人之際」，他「理應赴難」。

1940年3月20日，汪精衛任命陳公博為汪偽政權立法院長，公開宣揚「中日戰爭，東亞永世安定」謬說。同年5月，陳代表汪精衛擔任「專使」，到日本晤見天皇、首相與日本各級軍政首長。10月，偽上海特別市市長傅筱庵被暗殺身亡，汪精衛旋即發布陳公博接任偽上海特別市市長。汪偽期間，陳公博的職務還包括了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偽上海警備司令等。

1944年3月，汪精衛安康惡化，留手令一封，內稱：「銘患病甚劇，發熱五十餘日不能起床，盟邦曾數派遣名醫來診，主張遷地療養，以期速痊，現將職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速可康復，以慰遠念也，兆銘。」同年11月10日，汪精衛病故於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醫院，偽中央政治會議緊急決議，陳公博繼任汪精衛的一切遺留職務，直至抗打敗利，陳氏成為階下囚為止。

1946年4月12日，陳公博被高等法院判處死刑。訴訟期間，陳公博還撰寫了全文3萬字的自白書，以明心志，但自忖劣跡難逃法網制裁，自白書末了稱「請法庭隨意怎樣判，我決議不再申辯」。陳公博在被判死刑後，於獄中寫的日記中表示：「今天我被宣判了死刑，當初心裡是輕輕的震動了一下，但隨即也就不覺得什麼了，並不是我有殺身成仁的肉體，只是我覺得我關於各方面不再有什麼放不下心的中央，我是能夠就此完畢了我這終身的。」

陳公博元配李勵庄在數日後向法院提出「為陳公博聲請復判狀」，訴狀表示，陳公博早在1940年南京偽政權成立之初，即經過軍統人員徐天深的機密電台，與重慶堅持聯絡。李氏再三聲明丈夫在偽職期間，曾配合重慶方面，報告日軍動態云云。李勵庄的聲請未被當局採用，仍維持原判。

1946年6月3日清晨時分，蔣介石侍從室密電南京司法行政部長謝冠生，命令疾速執行死刑。陳公博請求死前先去見同被關在獄中的汪精衛太太陳璧君，兩人相視流淚，陳公博說：「我此去有面目見汪先生於公開了！」陳公博於當天被槍決於位於蘇州獅子口的江蘇第三監獄。

首鼠兩端周佛海

和陳公博相較，周佛海顯然遭到「優遇」，但其下場亦不比陳公博為佳。

周佛海叛離重慶之前，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還在蔣介石的侍從室做過副主任。與汪精衛組織偽政府後，擔任的職務諸如偽行政院副院長、偽財政部長、偽警政部長、偽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等。

據軍統局出身的陳恭澍透露，周佛海在抗打敗利前夕，即與重慶軍統局戴笠方面獲得聯絡。在1945年8月15日，戴笠致軍統局上海擔任之間諜熊劍東的電文中，已明白表示「即轉熊劍東兄勛鑒：現局勢相持不下，事機已至，望兄實在控制所部，遵照委座本月十一日播送去停止。目前以確保上海治安，嚴防奸匪搗亂，並整飭部隊紀律，與民眾團結分歧，在佛海先生掌管之下，鼎力支持，以待中央之命令。至於中央方面當由弟為兄擔任也。如何？盼復，弟戴笠手叩。八月十五日正於淳安」。

8月15日，戴笠又從浙江淳安發了一通電報到重慶局本部毛人鳳（時為軍統代理主任秘書兼甲室主任），戴電文稱：「人鳳兄：此時最重要者，局本部應即與周佛海、任援道及武漢方面偽方擔任人能親密聯絡，隨時通報，一面兄將所得各地域之狀況，隨時摘要告弟，以便處置。」

陳恭澍說：「『在佛海先生掌管之下』這一句，已闡明周佛海與『軍統局』早有關係。據自己理解，與周佛海堅持經常聯絡的，是程克祥、彭壽、彭盛木等。」

誠然，安定洋戰爭迸發第二年，汪偽集團內部人心浮動，咸認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崩亡乃遲早之事，漢奸官員各思退路。1942年10月，周佛海透過軍統間諜程克祥（曾任軍統京滬區區長）和重慶的戴笠、蔣介石機密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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