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宋朝，何以成為封建時期的「新社會」？

重商主義興起，要有民族國家參與，王安石畢竟還在十一世紀，沒有人告訴他，王朝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差別究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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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內藤湖南說，唐朝是中世紀結束，而宋代是近代化開端。一些西方學者也指出，宋代是中國的「文藝復興」時代，新社會誕生了。

這新社會，究竟是個什麼樣式？我們來看一看那一時期的兩座城市：汴京和臨安，就可見它們大概的樣子，它們都是近代化初期的國際大都市。

原文：《宋城的格調》

作者：李冬君

王安石的尷尬

張擇端畫《清明上河圖》時，也許就坐在汴京鬧市中心的某個角落裡。茶樓酒肆，店鋪碼頭，每天都有他的身影。雖說是東京，皇都氣象卻在沸騰的城市裡偃旗息鼓了，幾乎就看不到有什麼莊嚴肅穆的場景，畫面上充滿了自由活潑的市井氣息，勞作奔忙的市井小民。

他們，有木匠、銀匠、鐵匠……據日本學者齊藤謙《拙堂文話·卷八》統計，《清明上河圖》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動物208頭，比古典小說《三國演義》(1191人)、《紅樓夢》(975人)、《水滸傳》(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繪的人物都要多。畫面上出現了如此多的人物形象，應該將眾生相都畫盡了吧。

在消費文化里安居樂業，就有了《清明上河圖》那樣繁榮而優雅的世相。那是以消費為導向的藝術化的小商品經濟的賣場：紙札鋪、桕燭鋪、刷牙鋪……共有410多行，如花團錦簇般開放，又似鳥鳴悠揚，鐘鼓交響。

如果王安石走在汴河旁，看那漕運繁忙，他大概會一聲嘆息。重商主義反對消費經濟，反對將國家財政放在消費領域，因為熱衷於消費如何能富國強兵？重商主義者就像守財奴一樣，雙手緊緊握住貨幣，除了讓手中的貨幣在流通中增值，決不讓它流失。正是這樣的重商主義，以戰爭和貿易推動歐洲列強崛起。而中國的商品經濟，從來就沒有發展出重商主義，迷失在了消費主義的品味里。

《清明上河圖》上有200多動物，卻沒有一匹馬。沒有馬，怎麼取西夏？「吞服契丹」，豈不就是一句空話？幾年下來，張擇端剛畫完這幅市井長卷，北宋半壁江山便落入金人手裡。金人把開封的繁華悉數擄走，還不過癮，乾脆搬到南朝——長城以南的老東京來坐江山了。

高宗快馬加鞭，逃到了杭州，杭州背靠東南沿海一線。杭州的繁華，要靠海運。那時，浙東沿海一線是王朝生命線，這一線的港口也就成了王權的命門了。最重要者有二，一在明州今寧波，另一就在溫州。

高宗逃難，金兵追至明州。金兵入明州城，屠城十餘日，焚城而去。而溫州，如有天佑，金兵至台州，已是強弩之末，勢疲而返，故溫州無戰事，繁華猶存，完好如金甌。

如驚弓之鳥，高宗避難溫州。曾在江心嶼上望海潮，望了數月，猛然開竅，發現「市舶之利最厚，所得動以百萬計」，更何況，取之於民終究有限，何如取之於外商？一逃回臨安，便號召對外開放，向海外招商，不光以招商引資為國策，更以拓海為戰略。

從那時起，宋人就與阿拉伯人一道，控制了印度洋的海權，高宗鼓勵海商打造海船，購置貨物到海外貿易，還在海岸線上，每隔三十里，就建立一個燈塔導航系統，引導航行的海船，並請商人協助，組成了一支艦隊，以取代阿拉伯人在印度洋上的制海權。

那就要造船，要大幹快上。宋哲宗時，全國年造船二千九百餘艘，溫、明兩州各六百，並列第一。所造漕船，北駛吳、越，沿汴渠而上，直抵開封。所造海船，經由閩、粵下西洋，過七洲洋，出馬六甲海峽，而至印度、波斯、非洲；走東洋，則前往高麗、日本。

高宗現在懂了王安石說的「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了，原來要靠貿易順差。王安石變法，當然有缺點，但他的經濟思想，突破了小農經濟視野，而有了國民經濟的觀點，以此向未來的重商主義，投下了一瞥。

沒有國家主導作用，汴梁城裡，那人文化的市井氣息，會「每日每時地產生資本主義」，卻不會自發地形成國民經濟，走向重商主義。重商主義興起，要有民族國家參與，王安石畢竟還在十一世紀，沒有人告訴他，王朝國家與民族國家的差別究竟在哪裡。

大航海的剪影

人口和土地減少了，可經濟總量還在增長，這要靠市場。不斷擴大的市場和不斷增長的貿易順差，都是大航海帶來的。

那時，東南沿海人紛紛出海，作為「住蕃」的華僑，開啟了一個大航海時代，他們走東洋，下西洋，當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時，他們也把南洋變成了「中國海」。

出海人中，有一支永嘉人，他們下海做市場，做得風生水起，分明就是當今溫州人的先驅。宋代溫州府，昔為永嘉郡，自廢郡改府以來，地名溫州，人稱永嘉。

船載貨物，多為瓷器。宋瓷之路，起點在甌江流域的龍泉窯。龍泉一地，曾屬永嘉郡，迄於宋，行政雖分，地理單元為一。其瓷內銷，北走臨安，到杭州，而外銷的出口就在溫州。從溫州出發，走東洋，直接就去；下西洋，則往廣州、泉州轉口。從內到外，除了「直把杭州作汴州」，還把「溫州作杭州」。

還在北宋時期，溫州就被人稱為「小杭州」。時人有《永嘉》詩，云：

一片繁華海上頭，從來喚作小杭州。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幃繞畫樓。是處有花迎我笑，何時無月逐人游。西湖宴賞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

詩名之「永嘉」，乃溫州府治所在，詩從「海上頭」起筆，一筆收回，收到山海之間的永嘉，向我們展開了一個充滿詩意而又帶有消費主義文化品位的「小杭州」。

還有一首南宋人寫永嘉的詩，《汪守三以詩來次韻酬之》云：

江城如在水晶宮，百粵三吳一葦通。桑女不論裘粹白，橘奴堪當粟陳紅。弦歌滿市衣冠盛，缿訟無人刀筆窮。多荷弱翁今少霽，更能攜客謝岩東。

作者陳傅良，原是永嘉人，因其創立永嘉學派，被人稱為「永嘉先生」。「弦歌滿市衣冠盛」，儒風吹拂市場，永嘉變成「小鄒魯」了。

兩首詩，或寫「小杭州」——消費文化城市，或寫「小鄒魯」——耕讀文化社會，它們展示了宋城文明的格調，優雅如宋瓷，天青海綠，放之四海，異口同聲：美！瓷雖美，卻易碎，宋城文明亦如瓷。後來，陳傅良的學生葉適就在溫州西湖長橋邊定居。當他在《朱娘曲》里吟出「由來世事隨空花，成家不了反破家」時，他是否還記得那裡曾有過「西湖宴賞爭標日，多少珠簾不下鉤」的美好時光？當葉適作「破家」吟時，他的「大憂」——錢荒終於來了。

1932年，陶希聖發表《中國社會形式發展過程的新估定》，提出中國自宋代已進入「先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社會史論戰於是年進入高潮。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65期第8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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