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前後蔣介石與宋哲元的對日分歧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中華大地開始傳唱《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的抗日歌曲，無數中華兒女為之鼓舞，準備萬眾一心去打一場國力懸殊的不對稱戰爭。面對敵強我弱的客觀事實，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備受和、戰壓力之苦，他的任何舉措勢必影響整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同樣「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還有冀察地方當局「主心骨」宋哲元，他向來「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然而這一次非同小可，形勢逼人。本文旨在考察盧溝橋事變前後的蔣介石、宋哲元，如何應付「最後關頭」的到來，以及走向全面抗戰的心路歷程。

因地制宜的冀察模糊空間

「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從武力進攻與政治分化兩方面著手，試圖將華北分離於南京國民政府的統轄權之外，成為名曰「自治」實際為日人控制的第二個「偽滿」。面對日本的步步緊逼，蔣介石首重長江流域，其次是處於半獨立狀態的華北。對於華北，他一直將使用武力作為最後手段。1933年5月，長城戰事激烈之時，蔣介石指示坐鎮平津的何應欽：「上下一心，在北平預定陣地，為背城借一之舉，此外決無其他生路，萬望我將士立下死戰之決心，勿再起其他之想念，則死中求生，當有最後一線之生機可覓耳。」

實事求是地講，單憑當時中國軍隊的實力，恐怕難以保全華北這兩座重要城市。於是，如何緩和衝突，又不喪失華北的基本主權，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期國民政府的一項主要考量。蔣介石坦言，「中央對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緩和侵略」。至於緩和的辦法，總結起來不外乎「設置各種因地因時制宜之機構，為華北地區創造模糊空間，以便華北雖享有特殊化色彩，但中央又不失主權之應對模式」。簡而言之，就是以妥協換取時間來準備抗日。

1935年6月，宋哲元借口平定漢奸白堅武叛亂，迅速調集第29軍主力進駐平津兩市及河北省境，造成了控制華北地區的既成事實。宋哲元作為西北軍將領，此前擁兵察哈爾一省，具有鮮明的抗日立場，以往也有「反蔣」歷史。第29軍擴大地盤雖非蔣介石所願，但與其讓日偽漢奸佔領華北要地，倒不如讓宋哲元維持一方緩衝局面。8月中旬，第29軍副軍長秦德純前往廬山牯嶺報告華北態勢，蔣介石順水推舟，指示秦轉告宋哲元，「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只要在不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月底，南京任命宋哲元為平津衛戍司令。

從日本方面來看，宋哲元並非蔣介石的嫡系，他的過去和現在都與蔣介石有矛盾，如今手握重兵，立足平津未穩，必然要與日本尋求妥協。日本人認為「只有宋哲元處於比較地可以免除南京的直接壓力的立場」，只要處理得當，他「將來不得不和日滿提攜」。宋哲元非常明白自己夾縫中求生存的處境，維持一個模糊空間對南京有利，對第29軍小集團的發展也無害處。他對日本遵照「舍小利而保大權」的方針，「只要大權能歸我們所有，地方上的小利即或為日方稍為染指，為顧全大局計，亦未嘗不可」。對中央「不說反對中央的話，不做蔣介石個人工具的事，隨機應變，效忠國家」。

不久，日本關東軍奉天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找上門來攤牌，要求宋哲元「促成華北五省聯合自治」。宋哲元秉承「不說硬話，不做軟事」的原則，一味虛與委蛇，採取拖延對策。蔣介石致電鼓勵宋哲元：「此時兄之處境，只有聽命及諉責中央為唯一辦法，否則所謂其他辦法，皆自隔絕境，則將來之悲慘煩悶，必有更不堪設想者。」11月中旬，日本逼迫漸急，宋哲元電陳蔣介石：「華北局勢受環境壓迫，危險萬分。刻下日方又以兵力威脅，更屬刻不容緩。日方要求地方自治，脫離中央，哲元對此喪權辱國之事，決不去作，已均予拒絕。伏乞鈞座速示最後整個方針，或派大員來平指導，以全大局。」

土肥原無法煽動宋哲元，改而慫恿薊密灤榆兩區行政專員殷汝耕，成立了一個公然背離國民政府的「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蔣介石對冀察局勢感到「險惡萬分，朝不保夕」。為了迴避與日方直接衝突，苟且冀察平津局面，南京無奈向日本「華北特殊化」要求作出讓步，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任命宋哲元為委員長。12月18日，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式掛牌，負責處理河北、察哈爾兩省及北平、天津兩市一切政務，宋哲元強調這一機構的設立主要是「中央為行政便利起見」。

日本人的反應不甚滿意，「我方對其性質並不清楚，它的旗幟很不鮮明」，「至於根本問題是依存於蔣介石還是依存於日本，或是親滿還是反滿等等，卻絲毫未做說明」。希望宋哲元將來能夠「逐步實現真正的自治，以確立華北五省自治的基礎」。

中央與地方處理事變的分歧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兩年中，日本人從未停止過威迫利誘，為了能在華北立足，他不得不與日方打交道，講價錢，事情傳開後，不免引來各方懷疑。蔣介石多次在日記中袒露不安，「冀宋喜怒無常，主見不定」；「宋明軒（哲元）被漢奸包圍利用，其心已不固定」；「冀宋中倭毒已深，華北荊棘甚多也」。不過總的來說，宋哲元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始終保持民族立場。蔣介石叮囑宋哲元，「中央對日交涉，以華北行政主權之完整為最小惟一之基準，亦望其堅持一致」。

1937年春，為避開日本人糾纏不清，宋哲元請假回山東樂陵老家，臨走之前，他對秦德純強調兩點：對日交涉，凡是有妨礙國家主權領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為避免雙方衝突，但亦不要拒絕。幾個月後的7月7日晚上，盧溝橋風雲變起，秦德純第一時間請示宋哲元，宋雖然感到驚訝不安，但認為事態不至擴大，回電指示：「鎮定處之，相機應付，以挽危局」，並沒有立即返回北平的意思。蔣介石當時正在廬山，他和宋哲元相反，預感日本有擴大侵略戰爭的可能，立即指示宋哲元：「宛平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此間已準備隨時增援矣。」9日，蔣介石下令第26路軍、第40軍、第84師開赴石家莊、保定一帶集中，同時要求宋哲元「從速回駐保定指揮」。擔心冀察地方落入日本人圈套，蔣介石又電秦德純、馮治安、張自忠等將領，強調「應先具決死與決戰之決心，及繼續準備積極不懈，而後可以不喪主權之原則，與之交涉，才能貫徹主張，完成使命。我軍以應戰而不求戰之方針，談判之時，尤應嚴防其欺詐。」

中央派軍增援實屬刻不容緩，可宋哲元深恐是來奪他地盤，由秦德純出面婉拒：「此間形勢已趨和緩，倘中央大戰準備尚未完成，或恐影響，反致擴大，可否轉請暫令準備北上各部，在原防集結待命，以後果有所需，再為電請之處，務乞察酌為禱。」蔣介石提醒秦德純「勿為日軍緩兵之計所欺」。11日，宋哲元離開樂陵，但他既沒回北平，也沒到保定，而是去了天津。在他到達天津約兩個小時之後，張允榮等與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等人草簽了《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接受了道歉、處分責任者、第37師撤出盧溝橋，改由保安隊維持治安等日方條件。

宋哲元試圖通過妥協讓步，維持第29軍小集團繼續坐鎮華北的地位。日本不想停止侵略的步伐，內閣舉行五相會議，下達動員命令，調遣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第11旅團和在朝鮮的第20師團進關。何應欽得知宋哲元滯留天津，12日急電催促：「盧事日趨嚴重，津市遍布日軍，兄在津萬分危險，務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鎮主持，無任盼禱。」宋哲元複電說：「因兵力大部在平津附近，且平津地當衝要，故先到津布置，俟稍有頭緒，即行赴保。辱蒙關切，至為感謝。」13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指出：「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的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國家與個人之人格。」蔣介石苦口婆心勸導宋哲元：「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為我方所操。」但宋哲元沒有按南京中央的指示行事，通過張自忠向日軍「華北駐屯軍」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轉達說：「哲元從現在起留在天津，悉遵從軍司令官的一切指導。」甚至在13日晚上下達命令：即日起，北寧鐵路列車正常運行，解除北平戒嚴，釋放被捕日人，嚴禁與日人摩擦。

蔣介石暗暗叫苦，「宋住津態度不定，可知其果為倭寇軟化，受其欺乎」。16日再電宋哲元、秦德純：「連日對方盛傳兄等已與日軍簽訂協定，推其真意，簽訂協定為第一步，俟大軍調集後再提政治條件，其嚴酷恐將甚於去年之所謂四原則八要項。務望兄等特別注意於此，今事決非如此易了，只要吾兄等能堅持到底，則成敗利鈍，中願獨負其責也。」何應欽也很著急，反覆提醒宋哲元等人，日軍「調兵遣將，未稍停止」，派幾個小參謀談判和平，無非緩兵之計，「望兄一面不放棄和平，一面應暗作軍事準備，尤其防止敵軍襲擊北平及南苑，更須妥定計劃」。中央如此警告，宋哲元依然不為所動，未做任何抵抗的軍事部署。

平津淪陷與走向抗戰

盧溝橋事變後，蔣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細，一時國家方針難定，當日日記云：「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逼我屈服乎？抑或與宋哲元為難乎？迫使華北獨立乎？我之應戰此其時乎？」國民政府高層和國內人士對事變態度，也隱約分為和、戰兩派。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徐永昌認為，抗戰準備至少尚需六個月，主張「和平仍須努力求之」。實際上外交部就盧溝橋事變問題曾多次與日本駐華使節談判，並以公函正式告知日本：「無論現地已經達成之協定，還是將來成立之任何諒解和協定，只有經過中央認可後才能生效。」期望通過兩國政府直接交涉，盡量爭取在「不喪權、不失土」條件下和平解決。日本以「解決盧溝橋事件完全是華北地方當局的職權」為由，拒絕對話。英國大使許閣森應南京之請，向東京提出中日雙方軍隊停止調動，結果再次遭拒。

鑒於形勢嚴峻，蔣介石於16日邀集各界聞人在廬山舉行談話會，討論「應戰宣言」。《宣言》空前堅決地聲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17日，蔣介石發表重要講話，提出了解決「盧案」四項強硬立場：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第29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蔣還鄭重聲明：「我們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準備應戰，而決不求戰。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後之局勢，就至於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倖求免之理。」

宋哲元於18日下午拜訪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以表示敬意和問候的婉轉形式進行道歉。次日晨，宋哲元離津赴平，盧溝橋當日戰鬥激烈，宛平城內房屋多被日軍炮火炸毀，守軍也發射迫擊炮還擊。當晚，天津方面和日軍參謀長橋本群簽訂協議，比如撤去北平城內的第37師，撤換冀察範圍內帶有排日色彩的公職人員。宋哲元甚至下令打開北平城門，拆除市內防禦設施，謝絕全國各地和海外僑胞的勞軍捐款。22日，蔣介石致電宋哲元，對其如此幼稚舉動「思之危急萬分」，「務望刻刻嚴防、步步留神、勿為所算，城內防範更應嚴重，萬勿大意」。同時要求宋哲元坦誠相告，「與倭所商辦法，究為如何」。宋哲元心中無底，彙報了11日所簽的《盧溝橋事件現地協定》，不願公開19日的秘密細則，顯得諱莫如深。

此時，在保定遲遲等不到宋哲元的國民政府代表熊斌，頗費周折地來到北平，向宋傳達了中央決心抗日的立場。宋哲元有所醒悟，感慨地說：「華北局面難辦，責任不在我身上，主要問題是《何梅協定》、《塘沽協定》，你們給日本人簽下了賣身契。」24日，宋哲元中止第37師南調，命令石友三的保安部隊即刻布防西苑，第132師一個團秘密進駐北平，不過對於中央援軍北上，仍然持保留態度。26日，日軍完成既定部署，猛攻廊坊重鎮，日軍司令官香月清司發出最後通牒，限令第37師撤離北平。當晚，日軍一個大隊強闖北平廣安門，守軍開火阻止，戰鬥一直持續到深夜。宋哲元終於意識到「大戰勢所不免」，下令全軍「抵抗任何進一步的侵略」，「決心固守北平，誓與城共存亡」，表示服從中央政府安排，同意援軍北上。

然而一切為時已晚，第29軍倉促應戰，北平、天津很快在29日、30日淪陷，副軍長佟麟閣和第132師師長趙登禹先後殉職。宋哲元到達保定後，認識到自己對平津作戰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致電蔣介石請求處分。事已至此，蔣介石也只得好言安慰：「兄等離平抵保甚慰，平津得失不足為慮，戰爭勝敗，全在最後努力，務望兄等鼓勵全軍。再接再厲，期達殲滅倭寇目的，雪恥圖強，完成使命。」8月7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防黨政聯席會議，閻錫山、白崇禧、余漢謀、何鍵、劉湘等地方實力派均參加，會議決定「積極備戰並抗戰」。通過此次會議，抗戰遂被正式確定為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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