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麗：我所理解的寫作及其他

邵麗，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散文集《紙裙子》，小說集《紙燈籠》《碎花地毯》《騰空的屋子》，長篇小說《我的生活質量》等作品。

我所理解的寫作及其他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小說創作，有兩個傾向性的東西一定要警惕。一個就是離生活太近，它幾乎就是生活的臨摹。第二個傾向就是離生活太遠，故作姿態，語焉不詳。

現在的寫作，正進入一個比較複雜的現場。一方面，自媒體的出現，讓作品發表更加容易；另外一方面，由於泥沙俱下海量般的信息，使好作品變得越來越難被發現，因此也讓很多作者更加焦躁不安。

如果單從技術上看，由於開放所帶來的各種新的觀念和技巧，正在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的小說創作。所以，從總體上來說，我們的小說創作比過去豐富多了，也好看多了，確實也產生了一批有影響力的作品。尤其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後，世界對中國文學的看法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基於這一點，即使不能肯定地說我們的小說創作正在趕上和接近世界水平，但是如果作一個縱向比較，可以看出確實有了較大的提高。

當然，在這種情況之下來討論小說，也不能脫離「中國特色」這個最現實的語境，這個語境就是深深墊在小說底下的「文化因素」，或者說是文化土壤。在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過程中，蔓延在國人心中那種莫名其妙的焦慮和急功近利的現實環境，也同樣不可避免地影響著小說創作。從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產生的說教式的創作意圖，到現在也沒有根除。過去是圖解政治，現在是圖解社會現象，很少有真正沉入「進去」的作品，浮面化、標籤化的創作充斥市場。即使是遠離政治的作品，也存在著一個觀念先行的東西。這何嘗不是一種「政治」？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小說創作，有兩個傾向性的東西必須要警惕。一個就是離生活太近，它幾乎就是生活的描摹，根本談不上文學性和藝術性。無病呻吟，故意放大個人病態的感受以期引起別人的同情或者同感。第二個傾向就是離生活太遠，既故作姿態，又語焉不詳，從頭到尾都不知道他要表現的到底是什麼。而且這兩種傾向的通病都是離心靈很遠，即使他說的是所謂的心裡話，那也是來自心臟。

一

毋庸置疑，對於專業寫作者而言，寫什麼固然重要，怎麼寫尤其重要，也許這就是所謂「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情」。但是，這種理念造成一種現象：對前人作品的回顧，還沒怎麼說到內容，總是先說到什麼什麼手法，什麼什麼派。就像是江湖上的武術派別，門派林立，令人眼花繚亂，莫衷一是。

當然，不管怎樣，寫作的確是另一種說話的方法——誠如周作人所言，是「風乾的談話」。既然是談話，就要有談話的藝術，或者叫「說功」，其實它的藝術旨趣恰恰也在這裡。像相聲一樣，我們喜歡老派人說的相聲，如侯寶林，馬三立，他們完全是靠「說」來解決問題的，不動聲色，暗藏玄機，包袱抖開讓你喜不自禁。不像現在那些說相聲的，什麼都整到舞台上去。現在有的寫作者也是如此，功夫都用在寫作之外，怪力亂神、烏煙瘴氣，生生把一件高尚的事情做成焚琴煮鶴的下作勾當。

也許無可厚非，也許不解風情，也許見慣不驚。極度發達的物質社會和我們不斷膨脹的慾望正在勾肩搭背、相互調情，這是我們所驅使的現代化邁進的一個新門檻。文學在物質化的世界裡正在漸漸失寵，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但是，雖然文學已經淪落到如此，但它絕對不會消失到無，更不能忽略不計。所以，作家的道義和責任感，有時候也反映在說話的方式上，使作家的生活態度在作品裡顯影。我們現在很少說起曾經影響中國幾代人的俄羅斯作家，其實，像19世紀以來的俄羅斯那些偉大的作家和他們彪炳千秋的作品，儘管大多數述說的都是苦難，但我們從苦難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更多的對生活的悲憫和對生命的熱愛。崇高的悲劇美、對人性不竭地追尋、對苦難寬容的態度，是俄羅斯文學的最偉大之處。他們雖然沒有對個人的磨難置之不理，但絕對沒有狹隘的謾罵和咬牙切齒的嫉恨。在作品所反映的個人的苦難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悲憤，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風雪，刮過廣袤的西伯利亞平原，蒼涼而又博大，有凜然的尊嚴，又有深長的意味。而不像我們的一些作家，對於苦難，我們理解成就是悲哀。我們的姿態比苦難本身還低，我們被苦難壓迫著，根本無法超越它。我們靠描摹苦難的細節煽情。這不能顯示我們的悲憫，充其量只是可憐，因為真正的悲憫是要有足夠的尊嚴的——不管是悲憫者本人還是被關注的人，並且它是通過微笑來表達的，而不是咬牙切齒——而我們只會躺在自己的傷口上呻吟，把個人的痛苦看得高於一切，哪怕是隱私，也被戴上藝術的光環，靠自己的痛苦賺取市場和同情。如果是寫社會的不平，肯定是「洪洞縣裡沒好人」，高高在上的官僚一律該斬，生活在底層的全是聖潔的天使，因為他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象徵。人性在作品裡被泯滅了，只有慾望、痛苦、邪惡和呻吟在那裡脫竅而出，像一片片飄浮的磷火，模糊而又遙不可及。

好在中國作家群中也有堅守創作高地的作者，其實我覺得他們並不孤獨。比如石舒清，他的短篇小說不管是藝術水準還是思想性，在中國作家群里都具有標誌性意義，尤其是《清水裡的刀子》，這部小說我曾經應一家刊物之約做過全方位點評。那種濃得化不開的宗教情懷和清貧、善良、尊嚴的馬子善一家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極大的藝術衝擊力，將會長久地引起我們心靈的震顫。

二

我覺得一直到現在，對我影響最大的還是俄羅斯的文學作品，尤其是我後期的作品中切入社會的視角，受其影響很大。俄羅斯的文學泰斗托爾斯泰，一生所探索的都是如何解脫人類的苦難，孜孜追尋人生的真諦，他被尊奉為「人類的良心」。他像基督一樣的獻身精神，其實也是廣布在俄羅斯知識分子血液里的彌賽亞情結。100多年來時間的沉澱更說明了他的偉大——因為他熱愛的，永遠是勞動者和弱者，是善良的人。他述說的總是普遍的苦難和社會的不公，但是除了設身處地的憐憫和同情，沒有置身事外的怨懟和罵街式的暴跳如雷。飽經磨難、憂心忡忡的俄羅斯，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們，在他的筆下，被澆灌成了一片充滿生命力的森林和一株株傲岸的白樺樹，在苦難里錘鍊了信念，在打擊面前挺住了尊嚴。惟其熱愛這片土地、這個國家和生活在這裡的人們，才會進而熱愛整個世界。也因為對整個世界的愛，才贏得了世界對他的尊崇。他倡導的「勿以暴力抗惡」，雖然為那些所謂的革命家所不齒，但是歷史和實踐證明了他的正確——飽經戰亂，民不聊生，一個動蕩的國度，遭殃的永遠是那些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

另外一個被指責為不懂自己手藝的「天才的外行」是與托爾斯泰齊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先哲般的思想、誇張的熱情和手術刀式的分析，讓我們在他的作品裡提心弔膽，就像穿行在陰森森的地獄裡，幾乎沒有一個喘息的機會。他是敏感的、偏執的、透著熱情和悲憤的道德審判官。「他把小說中的男男女女，放在萬難忍受的境遇里，來試煉他們，不但剝去了表面的潔白，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他用另一種方式愛著他筆下的那些人物，他為他們打開道義懺悔室的門，讓他們面對自己的心靈——只有看到自己的醜惡，才會是善行的開始。他噴涌的熱情和冷靜的思索，形成了作品跌宕的旋律，讓我們因沉澱得太久而已經麻木的情感得到徹底的清洗。他一瀉千里、泥沙俱下的敘述好像是直奔著黑暗、愚昧和壓迫而來，而蘊涵的卻是無盡的悲憫和熱愛，也許還有忍從。他把俄羅斯民族的善良和殘酷刻畫得淋漓盡致——這是個矛盾的民族，是個矛盾的國家。過去、現在和未來，好像都不會被改變。

屠格涅夫是對中國影響最大的作家之一，也是俄羅斯最懂得小說「經濟和建造術」的作家。他的敘述方式既沒有托爾斯泰那樣恢弘，也沒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樣深邃。他是沉著的、冷靜的和隱忍的。他用思想取代了情緒，用描寫取代了陳述。他和被敘述者拉開了一段距離，遠遠地看著他們，然後對他們的作為畫龍點睛地做一些概括。他不願意多說一句話，甚至多說一個字，那是貴族式的簡潔和果斷。他和托爾斯泰一樣，並不是一個飽經苦難的人。但優越的生活條件，沒有使他失去愛和思想。他的悲哀既浸染著俄羅斯的民族精神，也沉澱著一個善良作家的藝術良知。他好像比任何人都關注普羅大眾，但他的作品不是寫給他們看的。他是寫給他們以外的人看的，比如貴族，但一定是和他一樣具有良知的貴族；比如那些閑適的人——他不動聲色地告訴他們事情的原委，然後讓他們慢慢地感動，讓他們知道該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和不做什麼。有一個時期，他的聲望甚至超過了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當然，這既因為他說了什麼，也因為他什麼都沒說。

我所熟悉的中國作家裡，對土地和人民愛得最深的當屬陳忠實和李佩甫，他們的經歷和寫作經驗也很接近——雖然都是多年生活在城市，但是作品幾乎都埋在鄉土裡。陳忠實的《白鹿原》，是用生命奏響的一曲中國鄉土文化輓歌，那種鄉紳自戀自愛式的尊嚴的破滅，幾乎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衰落的縮影。而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的李佩甫的《生命冊》，可以看做是《白鹿原》的延續，是農民在從鄉村到城市的嬗變過程中所遭遇的精神蛻變。他們離鄉背井進入陌生的城市，尋求出路、尋找價值。而在那裡，農耕時代的道德，迎頭遭遇商品世界的嘲弄，遭受資本社會的摧殘。在失措的社會現實面前，他們失去的是生活的根基和信念。

三

有時候，文學比哲學的啰唆事還多，它至少比哲學更不規範，所以這激起了很多人的發言慾望。既然文學是人學，那麼人人都有發言的權利。可真正對文學發言的人，又有很多是不懂文學、不愛文學或者是根本不看文學的——我這樣說並不是有某種優越感，而是一種可悲的事實。常常聽人說，「某某的層次太低，我從來不看他的作品」。沒道理可講，既然從來不看人家的作品，怎麼知道層次低？這雖然並不是光鮮的武器，但殺傷力卻極大，往往成了這些人結束戰鬥的利器。當然，世界是平的，而且寫作這種很通俗的手藝，吸引了更多的人參與進來，如果再加上網路各種平台和因話語權擴大化而造成的衝擊，文學真的被熬成一鍋「堅硬的稀粥」了。甚至有些「做文學」的人，市場意識很強，他們知道怎樣跑馬圈地，也知道靠傳統的敘事方式無論如何也占不了上風。在他們的作品裡，生活被一些瑣碎的細節和大段大段的「思想」（有的只是剛剛泊來的口號）所堆砌，他們用後現代的東西演繹出了新的「假大空」。如果一部作品，沒有了對人類的關注和對生活的熱愛，無論到何時，無論到何地，都不會成為一部偉大的作品。當然，在目前急遽轉型的社會變革時期，有些作家選擇了沉默。我理解並尊重這一點，同時也覺得非常遺憾，既然選擇了做一個作家，就應該有自己的責任、原則和擔當。

好在中國還有一大批作家，以極大的誠意和堅韌不拔的意志，守望在文學的高原上，他們以自己的努力和實力，維護著文學的尊嚴。這是我們樂於見到的，也是中國文學的希望所在。

很少有一個時代會像今天這樣，經濟發展異常迅猛，社會生活豐富多彩，而公眾認知卻混亂不堪。也不曾有過一個國家，像中國的社會轉型這麼艱難。在波濤洶湧的生活面前，漸漸平復的心靈，雖然不會再有盲目的激情——理性使我們在生活里更真實了——但仍然有人會刻苦地寫作。有人是為了生活，有人是為了愛生活，有人是為了詛咒生活。寫作成了最便捷的話語方式，也成了最世俗的方式。我不記得是誰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從來沒有讀過西方偉大經典的人，怎麼可以妄稱是受過教育呢？」這句來自上個世紀的文化箴言，是否可以作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墓志銘呢？所以，對於每一個作者和讀者而言，弄懂這句話，很重要，也很必要。

文字來源：《文藝報》，2016年6月29日

策劃編輯：顧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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