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制的極限：收容審查與奴隸經濟

前段時間，我在微博上介紹了1958-1962年「大飽脹」期間，刁民從東西南北四裔形成難民潮、湧向周鄰的故事。這部分內容我準備在修訂補充後，結合關於第四次鎮反（1960-1962）的考察，彙集成一篇長文，詳細審視「大飽脹」期間的刁民控制術。

在這篇文章里，我將談談境內的難民潮，即從此省逃至彼省，此村逃至彼市的情況。同時，利用迪化市收審所的例子，我也將簡單考察一下收審制下的奴隸經濟的情況。

收容審查與奴隸經濟

文 放齋

據1961年11月治安部、內務部黨組《關於堅決制止人口自由流動的報告》，光是1960年一年，具有流賊性質的境內難民潮的規模就達到了600萬人次，數倍於我上次提到的外逃難民潮（1959-1962年共100萬餘人參與外逃，40餘萬人逃出境外）。

我們都知道瑞德奇拿王國是不講什麼虛偽的資產階級「遷徙自由」的。我們也知道王國的立國之根本，即在於「劫農濟工」四字大法。我們還知道，經歷過那個時代的城市居民，鮮有聽說飽死人的。當時的鄉村刁奴同樣知曉這種社會-空間隔離的種姓制的本質。

自1953年奪糧戰爭全面爆發（局部糧戰，1949-1953；全面糧戰，1953-1985），王國中央在農村推行「統購統銷」奪糧政略，農村刁民就開始形成流賊集團（王國術語為「盲流」，盲目流動人口），妄圖竄入城市謀生。

王國政務院針對賊情迅速制定了對策。1953年4月，政務院頒布了《關於勸阻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要求「各縣、區、鄉衙門、農會向準備要求進城的農民耐心解釋，勸止其進城」。隨後，王國中央又頒布了多個文件，要求制止農村刁民在城市購買糧食。

然而這些對策仍無法阻止刁民的流竄。1957年12月28日，兔中央和國巫院發布聯合指示，禁止糧食部門向非城市戶口的刁民銷售糧食。1958年1月9日，貓雲芝發布主席令，頒布仁大常委會通過的《瑞德奇拿王國戶口登記條例》，於法律上正式剝奪了刁民的遷徙權（以上各文件轉引自皮學軍「紅燈亮在求生之路——「大跨步」時期流民的收容遣送」）。

儘管如此，在「大飽脹」期間，少數農村刁奴仍幸運地突破了重重封鎖與盤查，混進了城市，成為流賊人口，欲乞得一線生機。

收容審查制度就是對這一跨省、跨地流賊難民潮的反制。

對此，《當代王國的治安工作》作：「在一九六〇年前後出現的國民經濟暫時富餘時期，一部分農村地區人口大量流動，少數違法犯罪分子混跡其間……一九六一年十月……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建立收容遣送站，由民政部門負責收容，治安部門負責審查。」

《工作》一書把此制描繪成似乎是專門針對有犯罪嫌疑分子的一項打擊。

但1961年《關於堅決制止人口自由流動的報告》則明確指出「凡是自由流動的人口，一律堅決收容起來，分別處理；對屢遣不歸和一時查不清籍貫的人集中勞動，邊生產、邊教育、邊審查、邊處理」。可見，凡是不能提供證明的流竄刁民，通通都要收審。

我手頭借有一本迪化市治安局編的《收審工作始末（1958-1996）》，講得更細。該書稱從1957年起，迪市就出現了大量「盲流」，以後流入數量逐年上漲。1958年，市局就開始了收容集訓工作。因經費靠強制勞動自給，集訓人員「生活困難」、「患病極多」，「有病不能及時治療，三年竟死亡47人「。1961年，集訓隊被撤銷。

以迪市作為例子來看，1961年11月，《報告》下發後，市治安局與民政部門聯合成立了強制收容所，地點就設在石灰廠里，由此開啟了長達三十四年的正式的收審工作。

被收審的生活是怎麼樣的呢？除了經審查後等待遣返回農村去享受飽脹的以外，大多數收審刁民提供不出真名真姓和種種證明，則當然要當奴做工。據《始末》，「組織收審人員生產勞動，是收審所的一項重要任務。」1958-1960年集訓期間，收審人員參加了南門體育場修建、水磨溝廠房基地開挖、地窩堡宣仁墩公路修建、西部製藥廠廠房建設等勞動。

收容刁民的當年，刁民勞動就創收27萬元，覆蓋了所有刁民的衣食住行及集訓工作的開支，還盈餘3萬餘元。這個期間基本上哪裡有工做，收審所就立在哪。

1965年起，收審所有了固定地址——三屯碑羊飼料倉庫。但因為無場地，必須靠刁民自己勞動，挖山填坑。經過一年的辛苦勞動，價值10多萬元的場地建好了。「在其後的年份里，不管是數九寒天還是炎熱的酷暑，組織收審人員挖山拓地從未停止，到收審所遷往新址時，已形成了3000平方米的院落及2000平方米的建築設施，有不動產百萬餘元」。

當然，這種奴隸經濟的規模和效益，是無法與體系龐大的「兩勞」系統（牢改、牢教）相比擬的，但也為各省市收審所系統的創收做出了卓越貢獻。

仍以迪化市收審所為例，1974年，刁民靠打片石、打土塊做苦功，創收5千元。1975-77年，刁民打片石創收12.3萬元。整個70和80年代，收審刁民的主要工作就是「承包工程」和打片石，即做重體力功，為收審所帶來的年收入少則1萬元，高則2-3萬。

收審所里的奴工做活持續到90年代。80年代後，工作經費穩定了下來，收審所的運營實際上已經不再依靠刁民勞動來保障。1991年後，刁民們由室外勞動轉入室內勞動，主要是加工葡萄乾和織毛衣。其收入用途，「主要用於補貼收審人員生活和幹警福利。」

至於這些收入有沒有「補貼」到刁民們的身上去呢？首先筆者要承認自己沒有那麼高的道德覺悟，換作是我在管工管錢的話，我可不會傻到拿這收入來補貼犯人生活。而《始末》一書中的「思想教育」一章也羅列了收審工作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和應對措施：「強制收容所成立後，吸取了集訓工作失誤的教訓，加強了對幹警的制約機制，嚴格規定不許開小灶，不許和收容人員吃吃喝喝，不許單獨與女收容人員談話，不許使用收容人員干私活，不許用收容人員的便宜的七不準」。實際上我們知道，越是不準的東西，往往才越是常態。

該章節的總結是：「對幹警雖不斷長期進行思想教育，但往往此消彼長，漏洞防不勝防，稍有鬆懈，就出問題，幹警違紀和工作失職現象仍時有發生」。筆者認為該章節的結論太過苛刻了。既然賞了刁民一口飯吃，沒讓其死絕，將其驅為私人奴隸就是天經地義的。治安員們為王國奉獻了大把光陰，理當享有剝削刁民勞動、玩弄奴隸身體的正當福利。

收審制度與奴隸經濟的聯繫並非迪化市的特色，而是廣泛存在於全國各省市中的。儘管各地在組織機構上存在顯著差異，不同地區的收審工作都將勞動創收視為一項要務。如遼寧省1985年在瀋陽、大連、鞍山、本溪、丹東、營口、阜新、遼陽、鐵嶺9個市舉辦了「四邊」農場（邊生產、邊教育、邊審查、邊處理。即收審制度下的種植園）。種植園共有耕地981畝，既種糧食、蔬菜，又飼養家禽牲畜。1985年種植園創收22萬元，「用於收容人員福利」3.18萬元。遼省的收容奴隸經濟不局限於農業，各地的收容遣送站還經營工廠和商店，創造產值64.7萬元，盈利7.6萬元，「用於收容人員」0.79萬元（《遼寧省民政志》）。

最後說一下刁民流賊的定義問題，即「收審範圍及對象」的問題。在迪化市38年的收審工作中，流賊的定義在名義上是不斷變化的。在1965年以前，流賊群體涵蓋了所有流動人口：外來人口中無戶口、證件，又無固定地址、職業，形跡可疑人員或有反革命及刑事犯罪嫌疑人員；已經寬大處理而表現不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屢遷不改、不服安置、沒有正當生活來源，經常進行倒賣販賣活動或小偷小摸，但不夠打擊處理的人員；到處流蕩，以各種惡劣手段騙取財物和工作，又不夠打擊處理的人員；無家可歸，經常進行犯罪活動的兒童；一時調查不清，有重大犯罪嫌疑的人員。簡單來說，凡是開不出證明的刁民，有不夠「打擊」的（拘捕、管制、勞改、勞教……打擊形式不一而足），一概送收容所審查。

1965年後，盲流人口減少，收審工作在名義上縮小了打擊面，僅限於：（一）好逸惡勞，到處流竄，有經常扒竊、詐騙、賣淫、投機倒把等違法犯罪行為，尚不夠法律制裁的；（二）不服安置，屢遷屢返的慣流；（三）刑滿、解教人員安置後，又流竄社會進行違法活動，不夠重新處理的；（四）逃避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外逃人員及四類分子和拐款潛逃者；（五）有重大犯罪嫌疑，確系自流身份，一時難以查清需要繼續審查的。

表面上看，這一新規將收審人員限定在了具有「現行流竄犯罪和重大流竄犯罪嫌疑」者的範圍內。實際上這種打擊面的縮小沒有任何實質意義。試問哪個流落城市討生活的社會底層刁民不是「到處流竄」、「不服安置」，且因為在制度上被剝奪了生存和任何尋獲正當工作機會的可能性，而從事於「扒竊、詐騙、賣淫、投機倒把等違法犯罪行為」抑或沿街乞討的？又有幾人不是在受過打擊後，仍流竄社會，重新犯罪，謊報身份，屢遷屢返？

1975年後，由治安部門主導的「收容審查」與民政部門負責的「收容遣送」工作分家，收審的範圍和對象又經歷了一次調整。1978年，治安部下發《關於整頓和加強對流竄犯罪分子收容審查工作的通知》，將收審對象限制於現行的流竄犯罪分子、重大流竄犯罪嫌疑分子，為流竄犯提供落腳點、銷贓的窩主，逃避監改、流竄作案的四類分子，以及逃跑的牢改犯、牢教分子和通緝犯。1980年國巫院《關於將強制勞動、收容審查兩項措施統一於勞動教養的通知》又將收審對象局限在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不講真實姓名、住址、來歷不明的人，或者有輕微違法犯罪行為又有流竄作案、多次作案、團伙作案嫌疑需收容審查罪行的人。

事實上，收審工作的打擊面在減小，而收審所的關押人數卻在不斷增加。據《收審關押情況一覽表》，在70年代，迪化市收審所的關押總數一般在每年數百人。1980年新規出台後，人數驟然從1979年的723人上升至2044年，超過歷史峰值（1960年關押2039人），以後歷年都穩定在2000人上下。進入90年代，收審關押人數逐年上漲。1990年收審所的關押總數為3272人，到了1996年收審制度取消的當年，關押人數已上升至5859人。

對照上述打擊範圍和對象的內容即可知，即使在70、80年代後，收審工作的打擊面不斷縮小，其根本內容沒有改變：即對於任何沒有違法證據的「嫌疑」流動人員，只要想抓，就可以隨便抓來收容審查。其中老實交代、會來事兒的，可在短暫關押後，放出自生自滅，或遣送原籍。至於不肯交代實情、身份不明的「流竄犯罪嫌疑人員」，則可以長期囚禁，作奴隸般役使。雖然從這些刁民身上撈不到什麼太多好處，卻也可算一份福利補貼。

這就是為什麼隨著打擊範圍不斷縮減，關押的人員卻在逐年增多。《江蘇省志·治安志》稱在80-90年代，「各地的收容審查面普遍突破了國巫院和治安部規定的範圍」。《甘肅省志·治安志》則稱「據1986年1-7月統計，全省收審3345名，完全符合收審條件的只有1076名。」

1991年6月11日，治安部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控制使用收容審查手段的通知》，通知中明確表示「當前許多地方收容審查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其中最突出的是不依照規定辦事，收審面寬，收審時間過長。例如有的以收審代替拘留、代替偵察，或者代替處罰；有的為其他司法、行政機關收審違法人員；有的把過失犯罪、交通肇事、重婚甚至通姦、非法同居、違反計劃生育、無證駕駛等行為人收審，對患有嚴重疾病的人、孕婦、精神病人也有收審。由於收審質量不高，不夠刑事處罰的占收審總人數的60%-70%。有不少人被收審的時間長達幾個月甚至1年以上。另外，審批、管理制度不健全，對被收審人員刑訊逼供；將收審人員與在押人犯混關混押，收審人員逃跑、死亡等事故也較突出。」

可見即便到了80、90年代，被收審的人員中也只有30%左右是一些長期流竄作案的犯罪分子或有流竄犯罪行為嫌疑的人員。絕大多數被收審者就是普通刁民。

1997年1月1日，這一系統的社會管控和奴隸經濟相結合的措施，在跨越三十餘年的歷史長河後，被正式取消，成為了王國的一段美麗回憶。由治安部門負責的「收審」工作結束了，而由民政部門負責的「收遣」工作還要持續到2003年。再之後的，就是新聞了。

本文為虛構文學，所用圖文為劇組道具。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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