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周恩來因何事拍桌大吼：「我辭職不幹了！」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關帝廟的大殿里召開了擴大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張聞天、博古、劉少奇等人。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央考慮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必須解決兩軍的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問題，中央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1935年10月5日，張國燾在四川省理番縣卓木碉（又稱腳木足，今馬爾康縣白莎寨） 另立「中央」，並自任「臨時中央主席」，揚言要「開除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秦邦憲） 的黨籍，並下令通緝」。甚至在會場張貼一幅大啄木鳥口含毛、周、張、博的漫畫。張國燾得意地說：「川康省理番縣『卓木碉』這個名字很吉祥。卓木碉，啄木鳥嘛！我們要做一隻革命的大啄木鳥，要把紅軍中的蛀蟲從革命事業這棵大樹中啄出來！」

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博古都在不同時期擔任過中共最高領導或負過總責，張國燾為何都與他們結怨，耿耿於懷，以至要把他們都「開除出黨」？這四位黨的重要領導人與張國燾之間究竟發生過哪些重大事件呢？

張國燾和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相識，都是中共一大代表

張國燾與毛澤東的第一次相識應該是在1919年。1918年10月，毛澤東經老師楊昌濟介紹，認識了李大釗。當時，李大釗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把毛澤東安排在圖書館當助理員，負責新到報刊和讀者姓名的登記工作，月薪為八塊大洋。

儘管毛澤東在湖南已有些名氣，而且比張國燾大4歲，但此時張國燾已經是北京大學著名的學生運動領袖了。

有一天，張國燾來拜訪李大釗，正巧毛澤東也在。李大釗向毛澤東介紹說：「這位是張特立，張國燾同志。」

毛澤東迎上前，熱情地同張國燾握手，並自我介紹說：「我是湖南毛潤之。」張國燾向毛澤東點點頭，然後旁若無人地與李大釗高談闊論起來。

在這之前，張國燾經常去圖書館，在圖書館裡見過毛澤東，知道毛澤東是圖書館裡的職員，但並沒有交談過。因為他根本看不起這個小夥計角色的管理員。

兩人這次在李大釗家中的相遇，給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不同的。許多年後，毛澤東在陝北接受美國記者斯諾採訪時，談及自己與張國燾在北大相識那段經歷時，深有感觸地說：「他們看不起我這個鄉下土包子。」而張國燾在回憶錄中對這段時間的毛澤東有過一句點評：毛澤東和中共另一早期黨員劉仁靜一樣，或許是思想有些「急進」。

1920年，毛澤東在湖南組織了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很受陳獨秀的賞識。此時，張國燾由於思想先進，也很受陳獨秀器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開，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到了上海。張國燾一見到毛澤東，便高興地問候道：「毛潤之，一路辛苦。」會議期間，張國燾不但主動與毛澤東討論了一些有關建黨的問題，還興緻勃勃地回憶起在北大的情形。

張國燾為什麼一反常態呢？這可能是因為張國燾是中共一大的主持人，而毛澤東只在會上擔任記錄員。張國燾要做出一點領導者的姿態吧。從中共成立之日起，張國燾有較長一段時間居於中共的核心領導地位。

一大結束後，張國燾被選進中央局（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分管組織工作。張國燾後來回憶起在一大時對毛澤東的印象：「脫不了湖南的土氣，是一位較活躍的白面書生，穿著一件布長衫。他的常識相當豐富，但對馬克思主義的了解並不比王盡美、鄧恩銘等高明多少。他在大會前和大會中，都沒有提出過具體的主張；可是他健談好辯，在與人閑談的時候愛設計陷阱，如果對方不留神而墮入其中，發生了自我矛盾的窘迫，他便得意地笑了起來。」

1923年，中共三大在廣州召開，兩人都是代表，又見了面。在三大上，對國共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毛澤東在發言中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

會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局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剛好30歲。而張國燾則落選了。毛澤東協助陳獨秀處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張國燾也注意到毛澤東不是個簡單人物。他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於中共極大的貢獻」。

回到北京的張國燾，心灰意冷，與楊子烈結婚。在北京，他與楊子烈一同被捕，並背叛了共產黨，但不為人知，五個月後出獄。1925年1月，在中共四大上，張國燾又被選為中央局委員，重回中央工作；而毛澤東則落選了。

落選的毛澤東有機會深入社會調查，並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文。1951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註：「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張國燾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再次進入中共領導核心。毛澤東也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1927年7月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會，在這個緊急關頭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共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起義；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這樣，周恩來、張國燾先後去了南昌，準備起義；而毛澤東則去了湖南領導秋收起義。

張國燾阻止南昌起義，周恩來拍了桌子

1927年7月，接到有關南昌起義的報告後，張國燾在7月30日趕到南昌。在會議室，張國燾說道：「共產國際派來接替鮑羅廷的代表，羅米那茲同志已經到達武漢，我們談論暴動事宜之後，由他向共產國際請示，國際已經回電，大意是要我們停止冒險，主張我們與張發奎一道干，打回廣東，再由南向北發展革命。」

眾人不解。李立三說道：「什麼都準備好了，我們還坐在這裡討論，討論什麼？」譚平山不同意：「要是我們軍中的同志都這樣猶豫，還不能夠干，那麼以前我們的一切工作不是白乾了嗎？這能算是我們黨的軍事工作嗎？」

周恩來聽著幾個人的爭論，並不隱瞞自己的觀點：「還是干！」

張國燾找不到支持者，便沒了底氣，換了一副商量的口吻：「我剛到，還不了解這裡的情況，主要聽你們的。不過國際的電報可是說，要有成功的希望，才贊成干。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還是不要乾的好。加倫的意見也是推遲一點……」

此時，誰也沒有料到，一向溫文爾雅的周恩來拍了桌子。他站起來，沖著張國燾吼起來：「你說的這些，究竟是你的意思，還是國際的意思？中央派我來是要組織暴動，你又來說國際不贊成暴動，你叫我怎樣執行？我辭職不幹了！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我也不出席了！」

張國燾不服氣，喃喃道：「這有什麼辭職不辭職的？你怎能不參加特別委員會呢？我的意思是大家都忙，你們可以叫一個同志把這裡的情況告訴我，等我看看你們預備好的宣言，再圖計議嘛。」

不知誰沖著張國燾高嚷一聲：「為什麼你要看宣言？究竟你是贊成干，還是要停止我們干？」

張國燾有點招架不住：「我不是不了解情況嘛！如果條件成熟，應當干，我怎麼會不贊成干呢，問題是現在時機不成熟。」他見無人再沖他嚷，口氣又硬了起來：「你們說準備好了，宣言呢？計劃呢？總指揮是誰？」

鄧中夏說：「這些都準備好了。總指揮是賀龍。」

「賀龍？」張國燾反問道，「他能當總指揮？他是土匪出身，難道你們都不知道？」譚平山忍不住了，說：「胡說！你才是土匪！」

周逸群接過話說：「賀龍的情況我了解，他是苦出身，拉起隊伍之後也是仗義疏財，並不擾民。參加中華革命黨後，一直追隨孫中山，他是真心靠近共產黨的，已經多次提出入黨，只是我們沒有發展而已。」張國燾打斷周逸群的話：「現在不要談他入黨不入黨的事，既然不是共產黨員，叫他負責暴動不可思議！」

惲代英說：「共產國際和陳獨秀的錯誤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他們的領導完全破產了。現在南昌暴動一切準備好了，忽然又來了什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

惲代英並不看張國燾，但話卻是沖著他說的：「如果你再動搖人心，就要打倒你！」張國燾隱約記得會議開始時葉挺好像贊成他的觀點，便懷著一線希望，轉向葉挺：「你不是也認為暴動不易成功嗎？你說說看。」

葉挺是有過和張發奎一同回廣東的想法，但聽完大家的發言，打消了原先的想法：「根據實況，只有不顧一切地幹下去！」張國燾見已無退路，只好說：「好吧，我少數服從多數，你們決定吧。」

到了第二天上午，與會者接著再議。開會前，受到抵制的張國燾仍存一念，試圖以個別談話來改變決定。他第一個找大炮一樣性格的李立三講：「賀龍領導不合適，應該換成我們自己人。」

「你不要再這樣說了，」李立三不得不耐著性子勸他，「賀龍現在是決心追隨中共一塊干，我們不能令他失望；我們與賀龍也已信誓旦旦，在形勢上說彼此都已騎上虎背，在決心上說彼此都已表示破釜沉舟；任何改變都易引起嚴重的誤解……」

周恩來也補充說：「賀龍決心參加暴動，並且秘密徵得他部下各師長的一致同意，整個暴動計劃和發動時間，他們都已知道了，因此不好再改變了。」

張國燾還在啰唆：「把時間往後推遲一下，把握不更大了？」

「這個事情你不要懷疑了，」周恩來對張國燾說，「獲知暴動機密的人，除了中共的重要幹部外，還有張曙時等十多位國民黨左派人物，以及賀龍部的重要將領。秘密已經無法保持或者掩蓋，甚至有些行動已經來不及停止了。」

這時傳來張發奎要來南昌的消息，所以一切都再無討論的必要，只有三個字：立即干！起義日期開始定在31日晚、張發奎到來之前，後經周恩來與葉挺、賀龍等人商量，起義時間改在8月1日凌晨4時。毛澤東稱讚博古「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

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全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又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博古、周恩來、張聞天與項英為書記處書記，博古任總書記。博古與張聞天都是江蘇人，經歷相似，相識很早。1926年，他們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張聞天以學識淵博著稱，博古以能言善辯出名。張聞天溫文爾雅，博古激情四射。也是在那裡，1928年夏，他們認識了來開中共六大的張國燾。張國燾是大會的執行主席，博古是大會的翻譯，張聞天沒有參加六大，在會外做些文件的翻譯和複製工作。

1934年，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10月，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立即決定戰略大轉移去湘西，開始了長征。1935年1月15日，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博古提出總結湘江戰敗之事。張聞天與周恩來主張總結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教訓，博古服從多數，同意議題改為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教訓。17日的會議，博古同意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定：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的軍事領導三人小組，由朱德與周恩來任軍事指揮者，周恩來為軍事指揮最後下決定的負責人等。

2月5日，周恩來找博古說：蔣介石文武雙全，知識面廣，又有政治手段，中國革命要打倒蔣介石，我們必須要找個比他強的人領導。我考慮了很久，這個人是毛澤東。現在我們商量由張聞天接替你當總書記，也是過渡的。博古立即交出了相關印章，同時提出要他與王明約定的聯絡員潘漢年去向共產國際報告，爭取共產國際批准。

1935年6月16日，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後，張國燾與陳昌浩分別來找博古，了解遵義會議情況，說遵義會議的決定不合法，四方面軍不同意，博古是共產國際批准的合法總書記。但是，博古是非分明，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為此，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博古是一個很有原則、很有組織觀念的人。」

1935年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決定在一、四兩方面軍會合後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事實上，張國燾對兩河口的決議採取了陽奉陰違的兩面派態度。回到雜谷腦以後，他立即召開會議，散布不滿情緒，挑撥一、四方面軍之間的關係。

在6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中央考慮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必須解決兩軍的統一指揮、統一行動問題，中央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革軍委副主席。

為了加強與四方面軍的團結，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中央決定組成一個慰問團到雜谷腦慰問四方面軍。張國燾對任軍委副主席一職並不滿意。他對秘書黃超道說：「中央見我隊伍過於強大，不得不給我一個副主席，其實我一個副主席在開會時又形成不了多數。」當慰問團在雜谷腦期間，他煽動一些人向中央提出讓徐向前任紅軍副總司令，陳昌浩任總政治委員。而陳昌浩又致電中央，要求讓張國燾任軍委主席，目的是將一、四方面軍統一交張國燾指揮。

為了解決組織統一問題，7月18日，中央在黑水縣蘆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研究如何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張國燾是個實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給他一個相當的職務，一、四方面軍很難擰成一股繩。」毛澤東找張聞天商量。張國燾想當軍委主席，這個職務由朱德擔任，張沒有資格，也沒有理由代替；只當軍委副主席，他又肯定不願意與同為副主席的周恩來、王稼祥平起平坐。

張聞天一心只想到促成四方面軍北上，說：「把我這個總書記的位子讓給他好了。」

「不行，」毛澤東斷然拒絕，邊搖頭邊分析，「他要抓的是軍權，你給他做總書記，他說不定還不滿意，但真讓他坐上這個寶座，可又麻煩了。」

經過權衡，毛澤東、張聞天建議把總政委的職務讓給張國燾。當時擔任紅軍總政委的周恩來正患重病，發高燒，整日咳嗽，卧床不起。毛澤東、張聞天來到周恩來住所，同他商量。周恩來絲毫不計較個人職位，同意讓出總政委之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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