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宮博物院藏青銅器（一）

親愛的廣大會員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青銅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秘書長樊飛，感謝中國青銅文化研究中心能夠提供這樣一個機會，讓我與廣大會員朋友們能分享去台灣的一些心得。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本人有幸與國內文博系統的專家們，一起到台灣做學術交流。期間到訪了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還有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收穫頗多。

台灣一個多麼熟悉的字眼，離我們是那麼的遠，但又那麼近。遠是遠在隔海相望，交通不便。由於意識形態等原因，交流較少。近，就近在，兩岸一家人，文化背景相同，對共同的祖先，有著同樣的敬重。

帶著複雜，而又好奇的心裡，我和國內文博界的專家們，來到了台灣。在台灣待了近兩周的時間，系統的參觀了解了台灣館藏青銅器的情況，在此特別感謝我的師兄台北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蔡慶良博士。在台期間，他對我們一行人照顧的無微不至。

台灣本地區出土的青銅器相對來說是很少的，基本上都是國民黨時期，由大陸運過去的。收藏青銅器的博物館主要有三個，就是上面說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還有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下面我們先介紹下台北故宮博物院。

(筆者樊飛到訪台北故宮博物院）

（台北故宮夜景）

（台北故宮銅器展廳內景）

作為皇家宮殿的「故宮」，北京和瀋陽則各有一個，但作為博物館（院）的「故宮」，卻在台灣海峽兩岸實實在在地存在三個。，這三個「故宮」不只是雷同或相似，而是完全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這是因為兩岸三地的「故宮」文物，不但有著共同的文化和民族淵源，而且有著共同的時代和地點來源．故宮博物院的發展可分為一下幾個時期。

(一)創立時期（1924~1928年）：這一時期的主要工作，先是由清室善雇委員會負責清點和接收清宮物品，初步建立了文物提收總賬、庫房細賬、分類清冊等文物保管體系，和古物、圖書、檔案的展示等文物陳列體系。1925年10月10日故宮博物院成立後，一方面接手並繼續了上述清室善後委員會的所有工作，另方面開始了正式對外開放工作。

(二)發展時期(1928~1933年）：先是結束了對全部清宮物品的點查，同時開始了對文物的集中整理和保存。接著，對有關文物進行審查鑒定和研究整理，並開展編輯出版工作。此外，還興建了大型文物庫房。在陳列展覽方面，則確立了中路、內西路，外東路，宮廷原狀陳列，奠定了時至今日的故宮博物院陳列基本格局。為了搶險和配合陳列室的開闢，這一時期還進行了部分古建維修工程。

(三)維護時期(1933~1949年）：這一階段，適逢「八年抗戰」和「三年放戰爭 。在戰火不斷、硝煙瀰漫的非常時期，故宮博物院不得不一方面挑選文物避敵南遷，另一方面設法保護北京本院宮殿及遺留的文物。南遷的文物歷經了有驚無險的「全國旅遊」，並最終被人為地分隔于海峽兩岸，難以「團聚」。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即決定將故宮文物南遷，遂將13，491箱文物分五批運往上海。同時也附帶運出了分存於古物陳列所、頤和園和國子監的文物6，066箱。

1936年12月，故宮又將存放於上海的文物運送至南京朝天宮新建的庫房存放。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故宮將80個鐵箱文物精品用船運往武漢，接著轉道長沙、貴陽、安順，最後抵達四川巴縣。之後，上海戰事失利，在南京的故宮工作人員又搶運文物16，735箱，分別由水、陸兩路運離南京，輾轉漂泊，最終分別到達四川的樂山和峨嵋兩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故宮先後將巴縣、峨嵋、樂山三地的文物集中到重慶，再運抵南京。1948年秋，迫於解放戰爭的壓力，國民黨政府下令挑選以故宮為主的文物精品，運往台灣。這年年底，首批文物被運至基隆。次年，國民黨海軍又運送兩批文物到台。

據統計，故宮文物被運往台灣的共計2，972箱，占當年北平南遷箱件(13，491 箱）的22％.

另有852箱是中博儲備處運往台灣的，也多為精品。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主要藏品均來自大陸。上已述及，光1948年從北京故宮被運往台灣的文物就有2，972箱。

為了對運台文物進行保管，台灣當局曾成立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院館聯合管理處，並為之開鑿防空山洞。1960年秋，成立台北故宮博物院遷建小組，覓定台北市外雙溪現址，興建一座完善的現代化博物館。1965年11月12日館舍落成，遂正式遷院於此地。

台北故宮新館又稱國立故宮博物院，原名中山博物院。是仿照北京故宮樣式設計建築的宮殿式建築，台北故宮博物院佔地總面積約16公頃，1966年啟用，台北故宮博物院是中國著名的歷史與文化藝術史博物館。下面讓我們細細欣賞台北故宮收藏的青銅器。

這一件就是著名的毛公鼎。高53.8公分，腹深27.2公分，口徑47公分，重34.700公斤。口飾重環紋一道，敞口，雙立耳，三蹄足。

毛公鼎又稱周毛公厝（cuo）鼎，因做器者名毛公厝而得名，清末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岐山。鼎內刻銘文32行，合重文共499個字：是迄今所見先秦青銅器中字數最多的一件。

上圖就是毛公鼎的拓片，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不一一釋讀了，大體說下銘文內容。

鼎銘內容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追述周代文武二王開國時政治清平的盛況，指出作鼎時的政局不穩；

第二部分講周王對毛公的冊命；第三部分講周王授予毛公以宣示王命的特權；第四部分講周王告誡勉勵毛公以善從政；第五部分講周王賞賜毛公馬車、兵、命服等物，毛公表示感謝並稱頌周王的美德，作鼎以為紀念。

其中，第一部分以「王若曰」開頭，其餘四部分均以「王曰」開頭。整篇銘文內容豐富，史料價值極大，堪稱國之重寶。

毛公鼎充滿了傳奇的故事，下面我給大家一一道來。大家可以當評書一樣聽聽，很有意思。

毛公鼎並非科學考古出土，據說由小商販在爛銅鋪收買，運省城準備熔化，被一個叫蘇億年的古董商瞥見，以市錢六十千購得之，運往北京出售，稀世之寶，乃得流傳」，也就是說蘇億年是在廢品站偶然發現毛公鼎的。

還有一個版本，毛公鼎是清道光年間（1821一1850年）由陝西岐山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出來的，想以三百兩白銀賣給古董商，後由於村民董治官的阻攔，買賣沒有做成，古董商後來賬賂知縣，設法買走了寶鼎。

咸豐二年(1852年）毛公鼎輾轉落入西安古董商蘇億年之手。說以說現在西安的古董商還是有很大機會的。

凡此種種傳言，不知何是何非，但可以明確一點，最早明確見於記載的毛公鼎擁有者是古董商蘇億年。蘇億年作為一名古董商人，得此重寶，必尋買家，而真正收藏毛公鼎的第一人是陳介祺，其詳細經過，見於《毛公鼎舊事》記載。『蘇氏兄弟得此寶鼎奇貨可居 ，索要高價，簠齋由於剛收冉簋 ，無力購買及家父去世等原因，一直擱置買鼎之事，直至咸豐元年(1851年)，守孝畢回京，與蘇兆年再議毛公鼎之事。」

咸豐二年，寶鼎入京，始入簠齋之室。陳介祺在1852年收購毛公鼎的證據充分，現存的陳介祺手書《毛公鼎釋文》有『咸豐二年壬子五月一日，寶簠居士陳介祺審釋並記」的記載。

據陳氏後人云，陳介祺得此鼎後秘不示人，僅請陳畯為其拓十餘紙，除自己考釋外，並分寄給吳式芬、徐同柏、許瀚三人，請其考釋。也就是說終陳氏一生，無人見過毛公鼎的廬山真面目，原因何在？不少人認為是因為當時清朝法律不允許私藏秦漢以上的文物，故陳氏謹慎暗藏。

但筆者樊飛讀《西清古鑒》序言中載有乾隆皇帝的詔書，其有言曰：「我朝家法，不事玩好，民間鑒賞，既弗之禁，而殿廷陳列與夫，內府儲藏者，未嘗不富。"由此可知當時清律並未禁止民間私藏文物。從這裡可以看出，當今的收藏環境還是最惡劣的。

以筆者個人之見，當時官場上爾虞我詐，陳介祺的父親身居顯位，陳介祺本身亦進士出身，在翰林院做編修。『簠齋賦性端嚴，持身公謹，博雅好古」，「收藏的陶器、古印、銅器等頗多，被譽為清末第一大收藏家"，所謂「樹大招風」，故其得此重寶，慎之又慎，是常理之中的事情。

光緒十年(1884年)，簠齋病故，陳氏所藏古器分為三份，毛公鼎分給了次子陳厚滋，後期家道衰落，陳厚滋次子於1910年以萬兩紋銀將鼎賣給了有錢有勢的端方。

毛公鼎轉售給端方之後，便開始了它「顛沛流離」的歷程。據記載，端方去世後，存物多散，端夫人曾致函廉泉，欲售此鼎，索價三萬金，未達成協議。端夫人去世後，家人將此鼎抵押於天津道勝銀行」。至1926年，華俄道勝銀行歇業清理，又將毛公鼎轉押給北京大陸銀行。

在國家多事之秋，國寶毛公鼎命運多舛，不能不引起愛國之士的擔憂，葉恭綽便是其中之一。

石業華《稀世國寶毛公鼎》中記載：『 1930年北京大陸銀行，清理該行抵押收藏的毛公鼎，急於處理，收回押款，緣由是自1911年毛公鼎抵押給華俄銀行20年來，本息已逾10萬元。被押國寶毛公鼎理應由故宮博物院收購珍藏，可惜該院沒有這筆經費，葉恭綽恐被外國人買去，賭氣決定自己買下。經與大陸銀行協商讓利後，確定價值10萬元，葉恭綽獲得毛公鼎後，寓居上海，藏鼎於滬寓」。在外敵入侵之時，葉恭綽及其侄子葉公超幾經磨難，為保護毛公鼎差點丟掉性命。由此我們可見民國時期的人物，對青銅器是多麼的熱愛。

抗戰末期，葉氏家道衰落，無奈將鼎售於陳永仁，並約定抗戰勝利後捐獻國家。事後，陳永仁履行承諾，將毛公鼎交回南京國民政府，卻出現了波折。陳氏所獻之鼎被誤認為是逆產，被『上海敵偽物資管理委員會」所扣留，陳氏亦被幽禁。

後經多方設法解釋，又經徐伯璞千方百計「活動」，此鼎才終歸中央博物院所有（現南京市中山門內的南京博物院)，經鑒定乃真器無疑。南京被攻陷前夕，蔣介石明令將珍貴文物運往台灣，毛公鼎也一同前往，收藏於今台北故宮博物院，從此國之重器不再是私人爭奪居奇之物，而收歸國有，毛公鼎也結束了它「流浪」的歷程。

我們再來看下一件重器，宗周鐘，宗周鐘為清宮舊藏，見於《西清古鑒》之中，西周晚期，高65.5厘米，是周厲王的祭祖樂器，造型端整，鐘身兩面有36枚長乳釘，鼓的部位上飾獸面紋，夔紋。甬柄高直，氣勢莊嚴，宗周鐘的銘文自鐘身正中起讀，接著左下角，再轉至背面右下角，全篇約123字，是商、周單件鐘，銘最長的。記錄厲王南征的史事。是存世最重要的，也是罕見的周天子作器。

銘文記載厲王親征南國，令南夷、東夷等二十六國俱皆臣服，功業非凡，於是鑄鐘銘記，祈求福澤子孫，江山永存。這和我們史書上讀到的周厲王，有所不同。

周厲王，是西周第十位君主，在位時間為公元前879年—公元前843年。

周厲王在位期間，任用實行「專利」，即以國家名義壟斷山林川澤，不準國人（指工商業者）依山澤而謀生，藉以剝削人民。致使百姓起來反叛，襲擊周厲王，周厲王逃到今山西霍縣東北，謚號厲王。

本鍾在鼓部正中和側邊可以敲出兩個不同頻率的音響，故可稱為雙音鍾，製作精巧，實屬重器。

嵌松石匕，商代晚期。匕是古人取飯之具，就是飯瓢。柄頭端有蟬飾，柄上獸面紋全鑲嵌綠松石。

商扁腿鳳鳥鼎。通耳高23.2厘米，口徑19.2厘米，銘文五字，在口內。器作圓形，口上有兩立耳，圓腹，腹下有三扁形足，足作鳥形。腹飾饕餮紋。

商晚期父丁盉，通蓋高28.1厘米，口徑11.9厘米，蓋器銘文相同，盉像現在茶壺的模樣，有流，有把，有蓋。盉是用來調酒的器皿。

商晚期蟠龍紋盤，盤用來盛水，盤中蜷伏一龍，淺浮雕突起於盤面的龍首居盤心，龍周圍環繞夔，鳥，魚等紋飾。

獸面紋盂，商代晚期。高33.5厘米，腹深23.3厘米，圈足高9.5厘米，口徑44.5厘米。圓腹圈足，口沿外張，腹側出雙附耳，器身飾獸面紋，獸面下顎後方有獸爪，器底有范土。

商代墓葬罕見盂，盂往往見於大型墓，如王陵西北岡M1400或王后妃婦好墓中，為極高身份者所隨葬。

獸面紋鐃三件，商代中晚期。最大號口徑15.6厘米，長19.5厘米。最小號口徑10.5厘米，長13厘米。腹飾獸面紋，沒有雲雷紋稱底，三件紋飾相同，大小相序。殷墟中期到晚期，稍大型墓葬中出現了基本上大小相序，成套的鐃。

商晚期倗祖丁鼎高85.5 cm，重94.65 kg。

倗祖丁鼎是商末周初盛行的大型蹄足鼎，應是在商周之際特殊禮儀活動中的盛食祭器。頸部飾帶狀獸面紋一道，腿獸面紋作高浮雕獠牙猙獰狀，也是此期獸面紋樣的典範。銘文三字，是族徽與親屬稱謂的組合，是早期彝銘的通例。鼎重94.65公斤，是台北故宮博物院最重的器物，原置於清宮養心殿門廳。鼎彝重器、邦國至寶，倗祖丁鼎確可當之而無憾。

父丙角，通蓋高22.6厘米，深7.4厘米，長19.9厘米，寬9.4厘米。銘文三字，蓋器皆同，蓋銘在蓋底，器銘在鋬內。

器身略作圓形，平底，口部有流有尾，尾端尖向上翹，旁有鋬，鋬端作獸首形，腹下有三尖形足，足身成等腰三角形，蓋前端作獸首狀，蓋中有半圓耳，作提取之用。蓋與器身遍體均飾饕餮紋，間以雷紋。

商代晚期爵，爵是最早的銅容器，身側有環形把手稱為鋬，底下有三足呈尖錐形，可以受火作為溫酒器，口沿上有兩個立柱，立柱上有傘形帽。

散氏盤。盤高20.6公分，腹深9.8公分，口徑54.6公分，底徑41.4公分。又稱夨（se）人盤，西周晚期青銅器，因銘文中有「散氏」字樣而得名。清乾隆年間出土於陝西鳳翔（今寶雞市鳳翔縣）。

盤原為盛水之用，但散氏盤在鑄上契約長銘後，已經成為宗邦重器，銘文共357字，記載西周時期，散夨se兩國的土地糾紛。後來議和，有夨國割地給散國。所有的過程和約定都寫成文字鑄到銅器上，銘文成了二千八百年前的外交合約文獻。

亞丑方觚，方觚器身飾夔紋，獸面紋，折角從圈足往上，有凸出的粗厚出脊，伸出撇口，器口有亞丑銘。亞丑青銅器所呈現的藝術風格，顯現出氏族本身獨特的地位和品味。

亞丑方尊，方尊口沿外張，器身滿飾夔紋與獸面紋，四折角有凸出的棱脊直伸出撇口外，折肩上裝有圓雕象頭與鹿頭，銘文在器口內壁，並附有亞丑族徽。

亞丑，族徽是一個家族的標記，從很多其同樣族徽銘文的家族鑄器，顯示某一家族在當朝的雄厚實力，也透露作器者立功受賞，光宗耀主的榮耀。

亞丑家族鑄器，多出土于山東蘇埠屯地區，亞丑器當中約四成都是方器造型。形制偉麗，紋飾華美，可媲美安陽婦好墓所出土的方形器。

亞丑方彝，帶蓋高23厘米，器高14厘米。器身飾夔紋，獸面紋，器蓋飾獸面紋，蓋內有陽線銘文亞丑，器蓋對銘。

亞丑卣，殷墟晚期，帶蓋高21厘米，器高14.2厘米。

器蓋蓋沿與蓋頂呈垂直，蓋住器身上的子口，器身兩側雙環，顯示該器原本有提梁，通過雙環與器身相連，如今已遺矢。頸和蓋皆飾夔紋，腹飾獸面紋。這些花紋皆浮雕鼓出器表，不見雷紋襯底。這種沒有雷紋襯底的獸面紋見於殷墟晚期。圈足飾二細線淺浮雕弦紋。

亞丑簋，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高14.4厘米，腹深10.6厘米。圓腹圈足雙耳簋，耳有長的垂耳，圈足有外凸的圈足座。腹飾獸面紋，足飾夔紋，紋飾鼓出器表，沒有雷紋襯底。腹中間有出脊。

亞丑方簋，殷墟晚期到西周早期，高18.5厘米，腹深11.7厘米。

腹和足都是長方形，腹壁曲線方直，稜角畢露，器形非常少見。頸，及較長方的一面的器足皆飾夔紋，較窄的一面的足部則飾鳥紋，腹飾獸面紋，皆有雷紋襯底。鋬飾獸首，下有垂耳飾以鳥足。

作冊大方鼎，一對，西周早期。通高26.4厘米，口徑長19厘米，寬15.9厘米。銘文大意為「在公為祭祀武王成王鑄造大鼎那年，四月中上旬既生霸的乙丑日。（作冊大）因參與其事有功，受公賞賜白馬一匹，大為彰顯太保的美好賞賜，鑄作此器以志其事，並以祭祀祖丁。

亞丑方鼎，口沿飾浮雕鳥紋，下有雲雷紋襯底，銘文在腹壁，亞字框內填入一個景象，很像在祭壇上帶著高冠的人，捧著酒罈取酒，釋讀為丑字。

夨（ce）令方尊，西周早期，方尊器形上圓下方，器身遍飾浮雕獸面紋與鳥紋，鏤雕棱脊，形制偉麗。銘文在器底部，這是記載夨（ce）令收到賞賜，為了祭祀父親《父丁》所鑄的尊。記錄了西周許多職官的名稱，可以補充史籍的缺漏。

小臣(訁逨)lai簋，口徑20厘米，共一對，器蓋對銘。記載某年的十一月，東夷反叛，小臣(訁逨)隨伯懋父率領殷八師征伐東夷的經過。凱旋班師至牧師，伯懋父秉承天子的賜命，賞給小臣(訁逨）徵得的貨貝，以勉勵(訁逨）。(訁逨）因而作器紀念此事。

獸面紋鉞，殷墟中期，長20厘米，肩寬10.7厘米。刃寬13.5厘米。帶肩器身，腰線呈內凹形，內扁平，使得木柲得以夾住扁平內以使用。這類器在商後期已分別出現在河南鄭州及湖北盤龍城。到商後期安陽一帶密集出現，並發展到象徵著身份地位。

器身上無紋飾部分有織物包裹痕迹，器身上有獸面紋，獸面利牙向著刃線，內上有綠松石及綠松石鑲嵌的獸面紋。

嵌綠松石馬面飾，西周時期。原物應鑲在皮革，以套覆在馬首上，獸面的造型，又加鑲嵌綠松石，使駿馬更增雄偉氣勢。

頌壺，西周晚期宣王時代。器身自作橢方形，器腹飾蟠龍紋，頸飾環帶紋，圈足與蓋鈕以垂鱗紋和竊曲紋為飾，兩獸耳銜環，形制莊重，紋飾瑰麗，這是周代官員頌，受周王冊命，為弘揚祖德，紀念父母所作的壺。頸部內壁和器蓋各有152字銘文，銘文對西周冊命禮節記載詳備，可與《左傳》互相印證，為研究西周禮制的重要史料。

召卣，西周早期。卣是專門盛裝用黑黍釀成的香酒，形制與壺類似，比壺多了個提把。

祖乙尊，西周早期。高34.5厘米，深25.6厘米，口徑25.2厘米，底徑16.9公分。銘文二行六字，在器內。器身作圓柱形，侈口，矮圈足，口沿下飾蕉葉紋，近腹處飾夔紋一周。腹前後飾饕餮紋。饕餮紋眉，耳，下唇，均翹起於器外，雙耳下各飾一鳥紋，下段亦飾饕餮紋，有四棱。通體呈黑褐色，間有少許銹斑。

作寶彝簋，商晚器，簋高21.3厘米，腹深13厘米，口徑14.9厘米，底徑17厘米。銘文一行三字作寶彝。

器作圓形，下有高圈足，旁有耳，耳上端作獸首形，並有雲紋裝飾，蓋上飾兩獸面紋，作相對相，獸面之耳，角翹起頗高，器上以寬條菱形紋，組成三角形裝飾面，菱形紋內填細線雲雷紋，長三角形裝飾面之間，各飾兩三角形夔紋，夔紋以耳上端之獸首為中心，作對稱安置，圈足飾長條變形動物紋一周，動物紋中間嵌一目紋。以細線雲雷紋填地。

西周早期，鳳紋方座簋，通高27.2 cm，腹深11.6 cm，口徑22.6 cm，方座高10.4 cm，寬18.5 cm。

簋(guǐ)與鼎，是青銅禮器中重要的盛食器組合，鼎用以盛肉，簋則盛黍稷（ji）稻粱。方座簋盛行於西周初早期，型制多樣，紋飾富麗，可作為西周禮制重食文化之代表。此簋以大量的牛頭裝飾鋬把與方座之四隅，是西周初早期武王、成王時在周王畿附近（今寶雞市一帶）流行的銅禮器造型，宏偉壯美，頗能透顯周初的開國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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