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五問：為何抗日戰爭在中國的腹心之地爆發

時局君語

昨天，「時局策」熱心作者譚天寶給本局寄來一組5篇稿件，圍繞抗日戰爭提出5個尖銳的問題，每一個問題都直指人心，讓人震聾發聵。本來，我們還策划了其他稿件，但大家一致決定刊出這組「抗戰五問」，提醒大家勿忘國殤，為中華民族崛起砥礪奮進。

在中國古代，幾乎所有豪門大宅都會在門口立起兩尊石獅子，希望用威武霸氣的百獸之王鎮住妖邪，守住大門。1937年7月7日，在以「石獅子」數量之多，形態之偉，藝術價值之高聞名世界的盧溝橋，日軍製造了「七七事變」，開始了全面侵華。

這裡，距北平僅15公里，雖然列著四百多尊石獅子，卻不應成為中國的「大門」。

這是中華民國25年，從明成祖遷都北京開始，在長達六個世紀的時間裡，這片地域都是中華民族文明的心臟，戰略的腹地。

如果有人這樣發問：為何這裡竟然成為抗日戰爭爆發地？

也許，他還不知道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民國政府20萬東北軍未發一槍就退到東北後門錦州，蔣介石的原則是：「以不變應萬變」，萬變就是日本關東軍一次次製造事端侵吞國土，不變的是「不抵抗政策」。這直接導致了日本若槻內閣倒台，因為內閣不贊成關東軍的「冒險行為」，而關東軍卻在三個月後未遇抵抗就佔領東北全境。

固然，中日之間懸殊的實力對比是一方面原因。更可怕的是，無數次挨打，「東方睡獅」依舊麻木不仁。

1840年鴉片戰爭，《南京條約》，中國割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

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將圓明園付之一炬，迫使咸豐皇帝逃往熱河。可清朝統治者們卻還沉睡在「天朝大國」的美夢之中，以為這不過是「安撫蠻夷」「權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甲午戰爭前夕，對於洋務運動，自信滿滿，自稱「同治中興」，自認「以我堂堂天朝幅員之廣，人民之多，財賦之厚，兵卒之精，十倍於爾」打敗「蕞爾小邦」輕而易舉。

殊不知，幾艘戰船、幾個工廠，是實現不了「富國強兵」的，人心軟弱，則國富亦遭欺凌，精神不強，則強兵只是空話。最終，擁有亞洲最多艦船數量、最大戰艦噸位的北洋水師「戰無一勝」，被迫簽下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長夢千年何日醒，睡鄉誰遣警鐘鳴？落後就要挨打，可不一定喪失尊嚴，只有麻木，才會蒙受持續深刻沉痛的恥辱。「七七事變」，不過是甲午戰爭的延續，這近半個世紀里，無數次挨打沒有喚醒中國人的憂患意識，一個箇舊政府、舊軍閥，永遠只把國內其他勢力當做頭號大敵，把爭權奪利、相互傾軋當做唯一事業。對真正的虎狼是不屑、妥協，最後直至搖尾乞憐，虎狼來了吃的是底層民眾的肉，喝的是底層民眾的血，而他們的照樣可以南面稱王、高坐廟堂。

日本自黑船事件之後，思變圖強。明治維新的推行，首先就是向西方派出考察使，移風易俗，變革決心不可謂不大。而在旨在「富國強兵」的洋務運動，由一小撮封建官僚主導，還要面對保守勢力的掣肘，梁啟超就說「李鴻章剛要動彈，就有無數雙手把他抓住」。甲午戰爭失敗，表面上的原因有很多，戰法不利、指揮失當、實力不濟……其實根本原因只有一個：麻木的封建統治者敗給了一個完成了近代化的國家。

中國近代歷史，往往是前一場悲劇衍生後一場悲劇，前一場災難導致下一場災難。長久的麻木帶來持續的受辱。

當日本把戰爭賠款全部用于軍費和教育時，慈禧太后卻忙著抓維新黨人，因為他們的救國之舉威脅了愛新覺羅家的統治。1900年，八國聯軍的兵士坐上乾清宮龍椅，封建皇權剝下遮羞布，在世界面前演了一出鬧劇。

當日本 「脫亞入歐」，致力國家近代化時，袁世凱卻忙著暗殺革命黨、復辟當皇帝。1914年，日本軍隊在龍口登陸，攻佔膠州灣並逼迫袁大總統簽訂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中日文約本

當日本在九一八事變之後，1932年又製造「一二八」事變，堂堂大上海成了非武裝區，不許中國軍隊駐紮時，蔣介石忙著發動第四次「圍剿」，調動30個師，兵分三路對共產黨蘇維埃政權進行圍剿。

同年，日本在東北成立「偽滿洲國」，試圖把東北從中國分裂出去。次年，「長城抗戰」，簽訂《塘沽協定》，日本人勢力範圍直接跨過象徵防衛意義的長城，直接抵近到盧溝橋。

盧溝橋的石獅子很威武，可它是沒有精神的，拔了牙的老虎尚且不為人懼，徒具獅形的石頭又怎能嚇退賊寇？一次次的軟弱可欺，麻木不仁，只能讓日本侵略者胃口越來越大，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自此，一場全民族的抗戰爆發。

今天，依然靜靜地坐落在北京西南的盧溝橋，不但向我們訴說著80年前的屈辱，也警示著我們：「落後並不可怕，麻木是一國國民最大的悲哀，缺乏憂患意識是一個民族最大的危機。」

（作者：譚天寶 文章僅代表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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