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的瘋狂與同治的亂性——權力的鬥爭中，人人皆是失敗者

同治元年，登極大典。六歲的小皇帝在冗長的儀式中，終於失去了耐心和配合的興趣，而是張揚起他的生命本能，不懂事地撒了一泡尿，尿濕了龍椅。這不是個好徵兆，所謂亂世之中，不談個性，尤其是非實力人物，但很顯然，六歲的小孩不知道這些。在隨後的權力格局中，小皇帝發現他和母親的關係迥異於尋常。

一日，老佛爺召見載淳，載淳行於前，戰慄不止，甚至不敢抬頭仰望。」這是一個太監眼中同治母子關係的真實記錄。這樣的關係充滿了隔閡和冷漠、陰謀和算計。權力切割了親情，也讓一切事變得不正常起來。同治13歲那年，慈禧並沒有將最高權力移交給他，而按慣例，清廷的天子差不多都在這樣的年齡開始親政了。這是一種不正常。

不正常的母子關係具有巨大的殺傷力，它首先帶來的是對同治帝生命活力的扼殺。每天，他作天子狀在龍椅上正襟危坐，在養心殿里做那個時代最著名的行屍走肉。同治帝的權力被抽離了，他的情感也被抽離了。毫無疑問，這導致了一個人的異化。沒有人知道這樣的異化會產生什麼樣的後果，因為最大的傷害還沒有到來—那是親情對愛情的霸佔或者說掠奪，它在最後時刻破滅了同治對這個世界的美好想像。

為了證明自己的掌控力一如從前，慈禧太后悍然下了這樣一道懿旨或者說家規：慧妃賢明淑德，皇上宜多加體貼；皇后年少，禮節未嫻，皇上不應太過耽迷，誤了政事。這讓同治帝進退兩難。所謂動輒得咎，他難與人言的愛情在母親這裡遭到了粗暴的干涉。為了反抗這樣的干涉，同治帝索性一個都不靠近，而在宮廷之外尋找那點可憐的生命歡樂—野史記載：「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鳳輩，皆邀幸。」到了後期，同治帝亂性甚至到了不顧顏面的地步。

一份史料這樣記載同治狎幸太監杜之錫和他姐姐的：「有閹杜之錫者，狀若少女，帝幸之。之錫有姊，固金魚池娼也。更引帝與之狎。由是溺於色，漸致忘返。」同治帝，這個皇宮內的零餘者，權力格局中最大的看客，就以這樣一種自虐的方式完成了他生命中的人格嬗變。他毫無顧忌的放浪形骸實際上是一種人格反抗或者扭曲，他在宮廷之外一具具女人肉體上麻醉自己、放縱自己，從而也放縱了帝國的責任，喪失了可能的自救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說，同治帝的人格嬗變其實也是帝國國家形象或者國家氣質的一種深層嬗變。因為這樣的亂性毫無疑問就是自戕，同治帝的報應呼之欲出，他的身體也很快出現了癥狀。在同治帝最後的日子裡，翁同龢在他的日記里詳細描述了報應的可怕程度：「十一月二十三日，腰間腫處，兩孔皆流膿，亦流腥水，而根盤甚大，漸流向背，外潰則口甚大，內潰則不可言，意甚為難；二十八日，腰間潰如碗，其口在邊上，揭膏藥則汁如箭激，丑刻如此，卯刻復揭，又流半盅；二十九日，御醫為他揭膏藥擠膿，膿已半盅，色白而氣腥，漫腫一片，腰以下皆平，色微紫，看上去病已深。」這樣的描述反覆讓人聞到了一個王朝的惡臭，看到了一朵惡之花的邪惡綻放—也只有在這樣的王朝，這樣的人格嬗變中，一個皇帝才可能這樣痛苦不堪。

但痛苦不僅僅屬於同治帝一人，它瀰漫於整個同治王朝。皇后阿魯特氏也痛苦，她親眼目睹了同治在惡臭中死去，也分明聞到了整個王朝的腐爛氣味。慈禧皇太后和她是不相容的，慈禧甚至不允許她去養心殿探視丈夫，為此竟「牽後發以出，且痛之」—在大庭廣眾之下揪著阿魯特氏的頭髮將她拖出養心殿，並且邊拖邊打—一個皇后的尊嚴就這樣被踐踏了，以至於阿魯特氏要苦苦哀求慈禧才能保住自己性命：「媳婦是從大清門抬進來的，請太后留媳婦的體面！

不過阿魯特氏最終還是隨同治帝去了。在同治帝死後75天，年僅22歲的她遵照慈禧的懿旨自殺身亡。夫妻二人終於在死後同居一室了。這是一個王朝的殘酷與決絕，也可以說是最高權力鋒利與無情的再一次證明。那麼，慈禧就不痛苦嗎？在皇權角逐的遊戲中，慈禧是不是那個唯一的收穫者？也許，她是。但她的痛苦也是顯而易見的，只是難與人言。在同治去世時，這位39歲的女人，雖然位極人臣，卻喪夫又喪子，情感生活是空白的，也是變異的。帝國的重量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又要背負千古罵名，尋常女人的幸福，於她是一概無緣了。所以說到底，慈禧也是同治朝的失意者。這個王朝，到了沒有一個贏家、人人不得好死之田地，真是衰敗得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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