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處世要超然，坦蕩而達觀

北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蘇軾任密州（今山東諸城）太守。第二年，政局初定，蘇軾將城西北角一廢舊之台修葺一新，政事之餘，邀請同僚登台遠眺，談詩論文，抒發胸臆。其弟蘇轍取《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之意，為此台命名「超然」，並作《超然台賦》予以贊詠，引發蘇軾《超然台記》橫空出世，成就千古名篇。今日知行君與大家共賞蘇軾的《超然台記》，領略其「超然」精神。

中國歷史與北宋現實的交接點，恰巧成為蘇軾文學創作靈感的觸發點。與其說《超然台記》是一篇建築物的題記散文，還不如說是一篇人生哲學論文，一首從人生憂患中解脫出來的哲理詩。

對讀者來說，倘若在煩惱時沉吟此文，在痛苦中咀嚼其味，或許能獲得「超然」的效果。人在社會上生活，難免會遇到挫折與失意，這時常常會想到遁世。由於生存條件的限制和人的社會屬性的限制，隱逸山林，不食人間煙火，又是不現實的。從人生態度來說，隱逸遁世也是消極的、不可取的。

蘇軾的《超然台記》所開的人生解脫處方，就不主張隱逸遁世。他認為，只要善於觀物，善於從司空見慣的事物中發現其「可觀」、「可樂」處，發現詩意，發現美感，隨時隨地都可以獲得心靈的超然自適，變「散文化」的人生為「詩意」的人生。

《超然台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哺糟啜醨（lí），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

夫所為求褔而辭禍者，以褔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褔。夫求禍而辭褔，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游於物之內，而不游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斗，又焉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為苟全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台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廬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吊其不終。台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shú）酒，瀹（yuè）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

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超然台記》（原文釋義）

任何事物都有可觀賞的地方。如有可觀賞的地方，那麼都可使人快樂，不必一定是怪異、新奇、雄偉、瑰麗的景觀。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醉，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充饑。以此類推，我到哪兒會不快樂呢？

人們之所以要追求幸福，避開災禍，因為幸福可使人歡喜，而災禍卻使人悲傷。人的慾望是無窮的，而能滿足我們慾望的東西卻是有限的。如果美好和醜惡的區別在胸中激蕩，選取和捨棄的選擇在眼前交織，那麼能使人快活的東西就很少了，而令人悲哀的事就很多，這叫做求禍避福。追求災禍，躲避幸福，難道是人們的心愿嗎？這是外物蒙蔽人呀！他們這些人局限在事物之中，而不能自由馳騁在事物之外；事物本無大小之別，如果人拘於從它內部來看待它，那麼沒有一物不是高大的。它以高大的形象橫在我們面前，那麼我常常會眼花繚亂反覆不定了，就像在縫隙中看人爭鬥，又哪裡能知道誰勝誰負呢？因此，心中充滿美好和醜惡的區別，憂愁也就由此產生了；這不令人非常悲哀嗎！

我從杭州調移到密州任知州，放棄了乘船的舒適快樂，而承受坐車騎馬的勞累；放棄牆壁雕繪地華美漂亮的住宅，而蔽身在粗木造的屋舍里；遠離杭州湖光山色的美景，來到桑麻叢生的荒野。剛到之時，連年收成不好，盜賊到處都有，案件也多不勝數；而廚房裡空蕩無物，每天都以野菜充饑，人們一定都懷疑我會不快樂。可我在這裡住了一年後，面腴體豐，頭髮白的地方，也一天天變黑了。我既喜歡這裡風俗的淳樸，這裡的官吏百姓也習慣了我的愚拙無能。

於是，在這裡修整花園菜圃，打掃乾淨庭院屋宇，砍伐安丘、高密的樹木，用來修補破敗的房屋，以便勉強度日。 在園子的北面，靠著城牆築起的高台已經很舊了，稍加整修，讓它煥然一新。我不時和大家一起登台觀覽，在那兒盡情遊玩。從台上向南望去，馬耳、常山時隱時現，有時似乎很近，有時又似乎很遠，或許有隱士住在那裡吧？

台的東面就是盧山，秦人盧敖就是在那裡隱遁的。向西望去是穆陵關，隱隱約約像一道城牆，姜太公、齊桓公的英雄業績，尚有留存。向北俯視濰水，不禁慨嘆萬分，想起了淮陰侯韓信的赫赫戰功，又哀嘆他不得善終。這台雖然高，但卻非常安穩；這台上居室幽深，卻又明亮，夏涼冬暖。雨落雪飛的早晨，風清月明的夜晚，我沒有不在那裡的，朋友們也沒有不在這裡跟隨著我的。我們採摘園子里的蔬菜，釣取池塘里的游魚，釀高粱酒，煮糙米，大家一邊吃一面讚歎：「多麼快活的遊樂啊！」

這個時候，我的弟弟蘇轍，字子由，恰好在濟南做官，聽說了這件事，寫了一篇文章，並且給這個檯子取名「超然」，以說明我之所以到哪兒都快樂的原因，大概就是在於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蘇軾受過中國傳統文化的全面濡染，對儒、道、釋等各家思想兼收並蓄。在他人生的每一個時期，都沒有完全皈依哪一家思想，也沒有徹底放棄哪一家思想。當然，正像封建時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樣，他最先接觸的是儒家思想的正規教育，最先選擇的也是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仕途。

蘇軾年僅十歲時學習《范滂傳》，便「奮厲有當世志」（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二十一歲應科舉試，曾向朝廷呈上五十六篇策論；二十二歲中進士進入仕途後，更是滿懷「致君堯舜」的信念。但蘇軾耿介正直的性格、堅持自己主見的做法，使他的仕途充滿了坎坷。

屢遭貶謫之後，蘇軾積極入世的熱情不能不大大降溫。他在《自題金山畫像》詩中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寥寥數語，幾十年的宦海浮沉，多少次的被貶外放，無邊的蒼涼，數不清的磨難，盡在其中。

屢遭挫折之後，蘇軾益發感到壯志難酬。於是老、庄思想便乘虛而入，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它與蘇軾固有的儒家人生哲學一起，構成了一種充滿矛盾的人生哲學：入世與出世、有為與無為、投身社會和回歸自然。蘇軾是痛苦的，也是困惑的。隨著痛苦與困惑的加劇，他的退隱心結，已發展到對社會的退避，對人生的目的和意義的懷疑。這種人生無法預料、不可把握的意識，隨著遭受挫折的增加而越來越強，使蘇軾常常發出「萬事到頭都是夢」，「休言萬事轉頭空，未轉頭時皆夢」的喟嘆……

「人間何者非夢幻」，這種人生如夢的困惑終於把蘇軾逼上了尋求解脫的道路。應該說，對仕進與退隱的困惑、對人生如夢的悲哀，是封建時代文人的普遍心態，但對困惑與悲哀加以解脫，卻並非易事。在這方面，道家文人往往略勝一籌，吸收了道家思想的蘇軾，便是如此。

信儒卻不迂腐，以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入世思想來務實；談禪卻不佞佛，以其看破紅塵的出世思想來處世；樂道卻不厭世，以其乘勢歸化、返璞任天的避世思想來修鍊。三者融為一體，就能不受時空的束縛，可以追求生命的自由。所有這些，都是為了維護趙宋王朝的長治久安和克服自己的人生坎坷與磨難之苦。這就是蘇軾的超然生命觀，也是他為什麼不去投江、沒有出家，寧願忍受苦難、甘當貶官而不忘忠君愛國憂民的根本原因。

有了「超然」的處世態度，人就變得坦蕩而達觀了。蘇軾漫遊赤壁之時，正是他被貶黃州，政治上極度失意之際，可是他卻寫出了《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這樣流傳千古的超然之作。

在《赤壁賦》中，蘇軾表達了他對人生的哲學思考，他認為，雖然宇宙是無限的，人生是有限的，但二者又是相對的、辯證的。萬事萬物都有生有滅，人生的意義亦可永存，問題就在於以何種態度處世。

「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他明確表示：「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

當然，蘇軾是普普通通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因此，他有時也會感到難以真正脫俗。難以從物慾中徹底解脫出來。當慾望不能滿足時，他也難免會有凡夫俗子一樣的牢騷要發泄。但他的「超然」處世態度一旦戰勝了物慾的誘惑，心靈馬上就會恢復平靜而「忘卻營營」。他認為，「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重要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追求和認真的生活態度。

北宋王朝的險惡仕途，幾乎窒息了蘇軾的政治熱情，想到自己的坎坷人生和仕途，蘇軾也禁不住產生凄楚蒼涼之感，甚至還有些憤然不平。但繼之而來的常常是「超然」的自我安慰，「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平生學道真實意，豈與窮達俱存亡？」如此一來，一切都會處之泰然，身居顯貴不沾沾自喜，遭受貶謫不憂凄於心，「去無所逐來無怨」了。

我們看蘇軾雖有「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的自嘲，卻在多次被貶中都能找到生活的樂趣。他幾乎是到一地方，愛一地方，不對自己的被貶耿耿於懷。他到杭州就愛杭州，「故鄉無此好湖山」；到密州就愛密州，「樂其風俗之淳」；到黃州即愛黃州，「長江繞廊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在惠州就愛惠州，「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海南儋州本是被視為「南荒」的流放之地，但蘇軾卻說：「他年誰作輿地誌，海南萬里真吾鄉。」

檢閱《蘇東坡全集》，會發現蘇軾任密州太守兩年多的時間內寫下了二百三十多首膾炙人口的詩文，其中涉及超然台內容的詩文就達十一篇。蘇軾一生代表詞作頗多，《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江城子·密州出獵》等就創作於超然台。正是在這片神秘而豐厚的文化沃土上，蘇軾達到了他詩詞創作的最高峰，形成了他獨具特色的豪放詞風。

蘇軾既善於深入人生，又善於超越人生，在各種生活環境中遍嘗了各種人生滋味，但又總能出乎其外，發現其中的「至味」——「可觀」處與「可樂」處。

他在艱難困苦中，總是設法找到人生的樂趣，他什麼飯都能吃，什麼房都能住，和什麼階層的人都能相處，什麼樣的憂愁煩惱都可以解脫，在什麼樣的環境中都能保持無往而不樂的超然心境。

蘇軾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能夠融合儒、道、釋，打通「雅」與「俗」的界限，極大地豐富了傳統人格美內涵，使之變得更為健全和成熟。也正因為如此，他才儼如一鶴飄然，隨遇而安，來去瀟洒，出入自由，不為世俗所羈，亦不為虛妄所惑。

本文參考文章及書目為《蘇軾的超然》（原載於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周遊）及《蘇東坡文集導讀》，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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